与法人股之间则既是同股同质，又必须同股同权。一部分国有股按市场价减持就意味着其他国有股和法人股也必须按这样的价格减持，国有股、法人股可以有不同的减持方式，但定价原则、价格基准则必须统一和同一，否则就是对其他国有股和法人股权益的侵犯，并且会造成股份经济机制的进一步扭曲。
误区之六，高价减持才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实际上，即使原有方案继续实施，那么实现保值增值的国有资产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国有股由于没有减持的操作空间而将仍然处于呆滞状态，而对于市场经济和股票市场来说，不流动就必然流失。如果从中国股市诞生之日算起，股市的上下起伏已有过多次，指数也有较大幅度上涨，但国有股只是跟着上下“坐电梯”，国有资产既不能变现，也不能增值，其流失的规模和程度无法估量。而且，一旦上市公司亏损甚至破产，国有资产还可能会血本无归。只有在一个切实可行的减持方案下，国有股顺利地从市场中退出，其潜在的效益才能变成现实的效益。如果总是期待以高价减持从而导致国有股减持一再中断，那就可能使国有股呆滞问题无限地拖下去，到头来受损的还将是国家利益。不仅如此，上市公司股权改革的完成将使其从行政机制走向市场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的产生和作用也将会大大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且会使国有经济有一个更广阔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通过国有股减持换来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体制和充满效率的股票市场，要比比单纯追求取得几百亿、几千亿甚至几万亿资金要重要得多，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
误区之七，以为减持资金用于社保基金，市场就可以接受而且必须接受，减持方式就自然合理。有人甚至主张，充实社保基金是公共政策，它可以高于市场政策。这种观点显然难以令人认同。必须指出，减持方式与资金使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资金用途的合理性不能反过来印证减持方式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国有股减持首先是市场行为，必须符合市场的基本准则，而不能因为减持资金用于补充社保基金属于公共政策，就把减持行为强加于市场。从法律角度来看，充实社保基金这种公共政策属于公法调整范围，国有股减持这种市场行为属于私法调整范围，公法与私法的调节领域、调节方式和调节机制各不相同，并不存在也不允许把公法凌驾于私法、把公共政策凌驾于市场政策之上的问题。
误区之八，以为财政部门是国有股权的持有者，可以由他们来制定减持方案。实际上，作为国有股权的持有者，财政部门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他们具有宏观管理职能，是裁判员；另一方面，作为股东，他们是市场的参与者，是运动员，与其他股东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国有股减持属于市场行为，在市场面前，国有股股东与其他股东都处于运动员的地位。如果减持方案由财政部门来制定和执行，那实际上就是一部分运动员改变了原有规则，自行为其他运动员制定规则并要求其他运动员去遵守这些规则，这显然不符合股份经济的股权平等原则和协商合意原则，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减持方案，也就不可能为其他投资者所接受，从而成为投资者的共同意志和市场的整体意志。
国有股减持是一项关系股票市场全局的重大决策，对于这样一项关系投资者命运乃至整个市场命运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市场的充分讨论，既要大胆推进，又要反复权衡，在市场中平稳着陆。
开放的市场与市场的开放
1。加入WTO，我们想要得到什么？
从理论上讲，中国加入WTO有很多好处，可以和国际的游戏规则接轨，我们认为，这似乎都不是最根本的，那么最根本的又是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9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经
济开始由‘衣食用’向高层级的‘衣食用’以及‘住行’升级，或者说，消费的数量由千元级向‘万元和十万元级’升级，这是一个很高很大的台阶，一旦进入这个过程，中国社会将会进入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真正的‘盛世’即将到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只不过是这个繁荣盛世的过渡期。
但是在这个时期，社会经济会有许多‘反规律’的表现，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住行的需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会促进和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社会投资热情高涨，另一方面需要超额的货币供给；一方面消费和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却不断的出现通货膨胀。
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涨时期，‘通货膨胀’应该是这个时期最鲜明和最有利的表现，高增长、高通胀、高就业，如果遵循‘道’的规律，中国经济将会很快进入‘住行’（或万元十万元级）的层级。但是由于通货膨胀问题困扰了人们多年，所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过度紧缩造成了中国经济近年来的‘严重危机’。
我们认为，深圳特区以及沿海经济的率先开放，使得国际国内的大量资本涌入那里，随着资金的增多积聚，那里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企业盈利，人民富裕，不少人‘发了大财’。同时，随着发展，资金的大量涌入，资本的收益率又在不断递减，一旦资本在这个地区的收益回落到一定的底限，资本流向便开始发生变化，流向内地，流向机会多和收益高的地方，这是资本的本性。1993年以后，资本已开始出现真正按市场规律运行的苗头，如果继续增加货币供给量，投资交通、通讯、汽车工业、住宅等，可以比较顺利的实现消费层级升级和居民收入升级。并且由于生产能力扩张，即使出现通货膨胀，也会很快回落。但是由于没有对‘道’的理解，使得人们对腐败、膨胀等问题的担忧超过了其它，当局采取了过急和过度的整治。在严令下，那些积聚的资金被‘遣返回乡’，许多投资已经蚀本，‘遣返回乡’的资金又散落在不同的地方，不能发挥资本积聚的作用，同时环海和发达地区的经济犹如釜底抽薪。整个经济陷入困境，直到1998年以后，政府才开始放松紧缩政策，失去了顺利实现结构升级的良好机会。
按现有的生产能力和潜在的需求，中国不应当出现过剩，但是中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约束了需求的结构，进一步限制了需求的升级，并且过急过度的整治所产生的下落惯性，虽然政府使尽了浑身解数仍不能摆脱困境。
一个企业，在固定资产上过度投资，不但会挤占流动资金，而且一旦资金难以持续，搁置下来的资产不仅不会产生效益，反而会成为企业的负担。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据有关资料，现在几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有2/3是93年以后形成的。2002年5月底，银行居民存款已超过8万亿，但不良资产3。5万亿，加上政府1。6万亿的隐性债务。如此沉重的负担，加上体制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不能立见成效的原因。
近几年中国财政的增长已经大大超过了经济的增长，尽管中国财政占GDP的份额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加上乱收费恐怕已不低于国际标准，况且还有那么多的隐性债务，靠财政能行吗？靠增加货币供应量怎么样？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的货币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增发货币又会引发新的通货膨胀。不管怎么说，亏损或赤字都必须有弥补的方式，否则社会经济运行就可能发生断裂或剧变，怎么办！国际上有那么多闲散资本急于寻求出路。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没有金融的全球化，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面对挑战和机遇，中国加入WTO，我们要想得到什么不是一清二楚吗！
2。我们究竟需要多少钱？
对于赤字或者亏损，或者说银行中的不良贷款以及政府的隐性债务，一般地说，有多大的漏洞，有多少亏损，都必须寻求多少相应的补偿。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经济运行的惯性，并不一定需要一下子全部弥补，而是可以采取不断的弥补方式。笔者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曾经指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迅速实现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积累就是储蓄向投资转化。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可转化性比较强，应该说投资的资金比较充裕，但是到处是资金短缺。我们说资金短缺不单是说要办的事情很多都缺资金，而是指资金的有效利用率和结构性短缺。一是在生产流通领域由于企业债务重、效率低下，资金流转速度放慢造成的短缺；二是由于资本市场的建立部分资金分流造成的短缺；三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它体系建立资金分流造成的短缺；四是大量无效投资浪费造成的短缺；五是由于收入预期不好，消费者谨慎购买持币较多；六是全民的开放意识增强，全国各地都在开发，资金分散和分流显得更加短缺等等。诸多原因使得本来就短缺的资源，在各子循环系统尚未形成的情况下矛盾更加尖锐，子系统自转困难，又影响到整体循环。因此我们说，资金：既总量上短缺，又结构性短缺。
当然了有人会说，明明近两年来企业存款在大幅上升，资金只对一些企业来说短缺，但对于整体来说，资金供应充足或着相对宽松。事实上，在较低消费层级的状况下，资金可能相对充裕，但对于向更高的层级攀升来说则资金‘严重短缺’。
长期的市场低迷，企业恶性竞争；生产经营亏损，使得生产着信心不足；开工不足和失业的增加，导致消费者信心不足；企业亏损，还款付息率低，动摇银行的信心，迫使银行紧缩信贷……；从而陷入信贷收缩、生产滑坡、失业增加、物价下落的低水平恶性循环之中。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外延扩大的结果。国家虽然采取了不少扩张性政策，仍未根本好转。这些政策不能发挥明显作用，不是政策的错误，而是大量的不良资产和隐性债务，象沉重的包袱，再加上各种约束，你说能行吗！
要消除沉重的负担，一是靠债转股，二是要核销呆坏帐，三是要靠增发货币，最终还是要发展经济，但发展又要先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否则影响发展。核销呆坏账，靠财政，这非常有限。债转股银行变成了股东，只能暂时解决企业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债转股不能停下来，应该把企业的不良债务大部分剥离到银行（这主要是指以前遗留下来的，对于以后再形成的要及时处理）。最终剥离到银行的贷款和政府的隐性债务，只能靠增发货币和引入国际资本。
先来看增发货币，通货紧缩下的经济启动是件复杂的事情，复杂问题简单处理，就是要增发货币。前面我们曾经讨论过，几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发生中断，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大量增发货币获取的收益。如今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货币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增发的空间已相当有限，并且货币进入经济的途径不畅。笔者认为，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结构就象连通着的一高一低的水箱，高的细小，低的粗大，一旦增高大的水箱，就可以增大许多容量。我们在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城市化的同时，会不断增加增发货币的空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各种体系的建立，增发货币的途径会有很多，比如说，补充社保体系，支持非消费品领域的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方式可以有经济发行、财政发行、隐蔽财政发行等等。
对于究竟要增发多少货币，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按照当时公布的有关数据，笔者认为2000年增发货币量应该在20002500亿，年新增贷款在1。31。5万亿，并且这是一个动态的量。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按常规增加，即按GDP增长率的增长约8001000亿；2）弥补近年来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其它的成本1。5万亿，按1015年每年消化10001500亿；3）三是点启动及相关区域拉动的资金100150亿。
即是如此，银行中还有约2万亿不良资产和政府1。6万亿的隐性债务，这么多债务和不良资产的处理必须寻求新的办法，只能也只有依靠国际资本的融入。随着国内各项措施的不断实施，特别是资金的加大投入，经济有些好转，如果那些游荡着的、徘徊着的国际资本一旦大量融入，中国经济将会势如破竹，飞速发展。
3。加入WTO，我们该‘失’去些什么？
2001年12月11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国正式加入WTO。加入WTO，也意味着‘出关’，走出了国家这层保护圈，走进了世界市场。将为中国的企业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也给企业家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竞争环境。中国的民族工业应该精心去面对、去适应、去竞争。
笔者注意到，在加入WTO的前前后后，政府的有关部门都很繁忙，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以期和国际规则接轨，许多地方政府也在忙忙碌碌，组织WTO报告会。与此同时，笔者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举国上下，仿佛有一种磨刀霍霍，如临大敌的感觉。为了应对这一切，业界提出了种种策略，比如‘群羊论’、‘群狼论’、‘群虎论’，一些国家级的重点企业也在分拆、改组、抢占滩头，似乎要与那些‘强盗列强’决一死战。
20多年来，我们一直弯着身子去和国际接轨，引进技术、引进资本，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但它们总和我们若即若离。经济全球化，不单是中国经济要融入世界经济，而且要世界经济融入中国，这是双向也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不但要‘走出去’，还要‘请进来’。千百年来，中国人总有一种闭锁排外的心理，从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开始，尽管他有着非凡的气魄和雄心，也超越不了修筑一条万里长城。几千年中，除了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和满清少数民族的融入最终也被同化之外，即是八国联军和大和民族的洋枪洋炮也没能使他们在大中华这块黄土地上有立足之地并站稳脚根。
中华民族的繁荣盛世即将来到，必须以无比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