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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在中国虽然长期延续，但基础却异常脆弱，分散的土地和经营、残酷的剥削、对自然的依赖，由此而使农民普遍陷入贫困，同时也只能维持一年不如一年的简单再生产。这种小生产方式本身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它排斥任何先进的生产力因素，不可能有资本的社会积累，不可能出现社会化的劳动、协作，不可能采纳先进的技术和促进科学技术的运用。
封建社会私有制几千年，中国社会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相反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走过了几千年。鉴于封建私有、小农经济、长期落后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之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使长期受扭曲结构压抑的生产力在短期内迅速释放出巨大能量，中国农民一时呈现出了空前的热情，中国经济也呈现出空前的高涨。然而，热情和高涨过后，人们仍然是贫困落后。1958年短短的几个月里，全国建立了52781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民一个不漏的被分编在504万个生产队中。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要听从生产队长的指挥，而所有的生产队长又要完全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人民公社搞了2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只有307公斤，与1956年一样多。社员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只增加一元钱。物价稳定，收入也稳定。直到1977年，全国大约一亿农户粮食不够吃，四千万户人家粮食只够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常年靠救济或乞讨度日。农民食不果腹，生产队长带着介绍信集体乞讨。1977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全国有11200万人劳动一天的工分值是0。11元，19100万人每天可挣。0。137元，有27160万人每天可挣0。164元。收入最低的每天只有0。06元。甚至有的劳动一年不但挣不到钱，反而还要倒欠。当时，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土豆加牛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1977年6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在淮北农村微服私访，碰到一个身穿破棉袄、腰扎草绳的青年农民，问他有什么要求，小伙子拍着饥肠咕噜的肚子说：吃饱肚子。真是可怜！这些话即是今天也不感到好笑。经历了几千年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民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吃饱饭。面对农民的这种起码的要求，所有心存‘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怎能不为之感动、自感有愧呢！
中国农业怎么办，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既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又不断创新，与时俱进。表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
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农村的变革，为中国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基石和可能。
2。农民收入结构分析1978年以来，在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19781997年，GDP年均增长9。8％，人均GDP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97年的1900多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百分之八点多。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全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这一时期，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动经历了以下阶段：1。19781984年，农户收入超常规变动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户收入从151。79增加到355。33元，增长203。54元。家庭经营收入变更度为44。55％。推动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三是国家减免农业税；四是国家增加了农业投入。
2。
19851990年，农户收入结构缓慢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农户人均收入从397。6元增加到686。31元，农户人均货币收入从357。39元增加到676。67元。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更度为8。52％。收入结构变动慢的原因：一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幅度大于农产品提价的幅度，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提高58％，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58％，农村消费品价格提高61％；二是国家农业投资相对减少；三是农户负担加重，这一时期，农户人均负担从18。4元增加到38。2元。
3。
19911996年，农户收入稳步增长阶段。在这一时期，农户人均纯收入从708。55元增加到1926元，农户人均现金收入从895。29元增加到1323。07元。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变动度为19。95％，在此产生的问题是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农民人均纯收入幅度连续4年下滑，从1996年的9％下滑到2000年的2。1％，一些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已经出现收入绝对水平下降。
3。农民消费为什么拉而不动？
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随之而来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国企整体遭遇困境，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状态。启动经济，扩大内需，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譬如：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降低存贷款利息；打击走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高等教育等等。我曾经询问过不同阶层的人，包括高层的领导、银行行长、企业家…，得到的回答是：有好转。但更多的人感到的是生存受到威胁。经济还没有才是怪事根本好转，中国经济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在经济结构调整到位后才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启动经济，扩大内需，很多人、经济学家、政府都想到了农村市场。的确，如果占近70％的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增加100元的消费，就可直接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还多，直接增加社会零售商品消费三个百分点。中国的广大农村还很落后，但落后就存在巨大的潜力，这巨大的潜力就是巨大的市场空间。可以想象，八、九亿农村人口，相当于许多个中小国家。
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潜在市场，政府、企业都想尽了办法，但效果总是不甚理想。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还太穷。
2001年，国家在农村‘费改税’的重大改革措施流产，其中原因说简单而又复杂，说复杂又简单，后面我们再去研究它，只是想说明国家的有些重大改革措施缺乏微观基础，或者说政策制定者没能真正了解最底层的真实状况。长期落后，过惯了苦日子的中国农民对苦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最容易满足，只要能吃饱饭，生活有点改变，就满足，就高兴。当你和人民真正血肉与共的时候，你才会深切的感受到：中国还很落后！
中国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时至今日还有3000多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学，落后和愚昧本是同根，落后造就愚昧，愚昧加剧落后。
如果你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村、农民的现状，就不难理解农村市场为什么拉而不动的真正原因。
中国农村该向何处去？
为了帮助农村脱困把‘三个代表’落到实处，一些地方派了很多干部下乡，这些干部为自己所在的农村、学校募集资金、搜集旧电脑、书籍等等，为农民们寻求致富项目，他们尽职、尽责、尽力。同他们交谈，如果问他们对如何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现状最深的感受时，最多的回答莫过于：真难办！。
笔者根植于农村，对农村有着深深的情感，因而时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还
是一个农民，假如我是一村之长，假如我是一乡之长，假如我是一县之长，舍身处地，将怎么办！
说句心里话，要改变长期落后的农村局面，决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只要中国农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将会大大提高，许多社会问题也会随之解决。如何提高农村经济水平，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
当前，国企正在突出困境，从相对法门的角度讲，工业问题的解决要同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联立起来。企业需要市场；农村有着巨大的市场，但发展经济缺乏资本，而拉动消费，农民收入又很低；城镇市场要向住行层级升级；无论如何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和资金流。我们且不说资本的来源，即是有了资金，也要选择进入经济的合适通道，否则要么起不到作用，要么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即使有了钱，由于政府无法确定谁可以直接受益，谁间接受益，要选择好投资的着力点。特别是对于农村来说，究竟采取什么进入方式更为重要。因此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金来源，二是如何配置资源，三是要有综合作用的合力。
关于资金来源，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来谈。
关于如何配置资源。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计划配置（或政府配置）；二是市场配置。这里我们认为还应该有第三种，即：计划配置，市场运作。在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人们把计划的优越性吹上了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把它贬入地下，仿佛市场才是万能的。事实上，任何事情，只要到了一定界面，或着说，超越了时空就无所谓对与错、好与坏、是与非之分。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到底那一种形式好，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和发达地区，采用市场配置较好。但在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地方，尤其在落后的农村，如果仅靠市场配置，中国的发展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中国处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时期，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农村要向城镇化发展，城市消费要向住行升级，人类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在配置资源时，方式可主要采用计划配置、市场运作的方式。着力点应该放在农村城镇化、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公路交通、农业产业化、植树造林与环保等建设上来，产生综合效力。正如煎中药要几味放在一起。现在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消费层级的规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应该进入大力发展公路交通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时期，而直到1998年以后我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至少落后了58年，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与此有关。
加大上述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加这些领域或相关领域的资金流，从而增加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进而扩大消费，但不会加剧流通中产品市场的竞争。1993年以后的治理，对缓解金融危机起到了好的作用，但由于初始一味地防止膨胀，造成了后来的紧缩，以至于无法提升消费的层级，从而经济整体陷入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启动经济的成本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问题越积越多，且潜在许多危机。从而代价越来越大。
要加大加快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为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条件，交通的改善，可以加大人们日常活动的半径。在受交通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人们从农村涌向城市，反之，人们的生活行为会从城市向外发散，航空事业的发展更进一步加大人类的活动半径。人类生存正是从分散到集中，再从集中到分散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从落后的农村到城市的发展，再到整体发达的过程。中国要发展大中城市，但更需要小城镇，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小城镇化。
经济中最大的浪费莫过于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闲置，另一方面有许多事情无人去做。中国的生态已经遭受严重破坏，需要保护，但缺乏资本；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却在闲置。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让更多的人去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搞生态建设。这样既可扩大就业，又可增加收入、增加消费，还可保护环境。
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1。农民负担为什么‘减’而不轻？
前面我们曾提出过，按照中国目前的现状，解决工业问题要从农业着手。扩大内需，无论如何，八、九亿农民是个巨大的市场。要让农民消费，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业的状况。
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业状况，很多人想到了减轻农民负担。因而，因而2001年国家开始了农村费税制度的改革，但这项深受百姓欢迎的改革在实际中却难以推进。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民负担加重且长期以来难以减轻？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但最流行的解释是县、乡、村三级组织的冗员多、效率低、乱收费加重了农民负担。
对此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并作了一些调研。
据有关部门测算，全年农民总负担约1400亿元，其中交纳各种税费1143亿元，以资代劳款80亿元，‘三乱’收费约200亿元。现实中确有胡作非为乱收费的现象，但实际上，乱收费在总负担中比重占14％左右。
在乡镇财政中，农民负担的很多是公共设施开支，如道路、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中小学建设的费用。‘人头费’中开支的主要部分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而且越落后的地方比重越高。据一项3县10乡镇的调查表明，教师工资占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