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 第28部分

　
　　　　林立果这两间房子，东西放得十分凌乱，喝水的玻璃杯摆得到处都是。据介绍，一年前这只“老虎”（林立果乳名）同死党密谈后，慌慌忙忙去了北戴河，从那以后两间房子的东西一直保持原样。　
　　　　离林立果屋子不远，有一个大房间（电影放映室）集中陈列着他搞阴谋活动和武装政变使用的工具。在通讯器材和枪支类中间，我看到了如同坠机现场摆放的微型冲锋枪。据说是某兵工厂专门制造的，曾经装备了空四军的“教导队”（“小舰队”的秘密武装组织）。各式各样的望远镜中，有一个装有小型照相机的望远镜，引起我很大兴趣，这东西在国外工作中大有用处，可是我听也没听说过国内有这种装备。我问解说员，她说这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用外汇从国外进口的。　
　　　　参观完毕，大家通过另一条室内走廊，从去“林办”秘书办公楼院的小门出去。住宅里的室内走廊把许多房间串连起来，走过时不觉得气闷压抑，如何通风，如何采光，在没有安装中央空调的这座平房体系中，设计师和建筑师不知煞费多少心血，国家不知花了多少钱。讲解员最后告诉大家，这座住宅门很多，林家一家四口，各走各的门，各吃各的饭，各干各的事，儿女和父母之间很少往来。　
　　　　这次参观，使我不能不与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坠机现场联系起来思索。在离开毛家湾的一路上，我反复默想着林彪卧室里那个条幅，一个说“生少同衾死同穴”，另一个说“它年定随到黄泉”。历史判官是多么铁面无情啊！他们往日的誓言，不，也许是彼此取悦说说而已的戏言，却变成应验无误的谶语了。草原荒滩上秋风瑟瑟，九具白茬棺木缓缓下葬，两具无辜者的棺木隔放在林彪和叶群中间。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副统帅”，和他诡计多端翻云覆雨的老婆，竟隐姓埋名地头顶插着阿拉伯数字编号的木牌……这当然没有他们当年在家中互赠题词时，想像得那么浪漫。　
　　　　看完这人去室空的毛家湾，我真正地意识到，在那个合葬大坑里，下葬的何止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的尸体，应该说实实在在是埋葬了一段历史，一段可恶、可憎、可悲、可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随着时光流逝，已经渐渐远去了。我不禁舒了一口气，想起了杜甫的著名诗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工毕人亡的七〇四工程　
　　　　1973年6月，我从驻蒙古使馆结束任期回国。若干年后曾去杭州疗养，在一个熟人的指引下，参观了林彪在杭州的行宫及其地下建筑——统称七○四工程。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湖畔景色美不胜收，历代名胜古迹随处可见。这里的确是居住和疗养的胜地，令人流连忘返。我记得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满之际，写了一首《春题湖上》的七律，最后两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在杭州为林彪建一所行宫，使之来往东南沿海时可以驻足休养，这在六七十年代，各地为最高领导人大建宾馆的风气下，不足为奇。　
　　　　西湖的西侧丁家山下，清朝一名刘姓富商，在湖边建有一所别墅名刘庄。全国解放后，改为高级宾馆。其中紧挨湖岸的一号楼，几经改建装修，成为毛主席来杭州的驻跸之所。山上林木葱茏，曲径通幽，建有“毛泽东读书处”。山下浩淼湖波，荡人心怀，水上鱼鹰点点，偶有扁舟穿行其间。湖边建有回廊，可作雨中散步和欣赏湖景之用。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一般都要在刘庄住上一段时间，他曾戏称杭州为其第二故乡。　
　　　　七○四工程建在距离刘庄西南约三公里，杭州南高峰北坡的五老峰下。周围松林浓密，环境荫蔽，与刘庄那种一望难收的空阔恰成对比。行宫为井字形建筑，坐北朝南，主楼两层，层高五米以上，其后为凹字形平房，亦甚轩昂，为警卫及服务人员住所。整个建筑一万二千平方米，相当于北京六十户人家的五层楼房三座，给人的感觉是豪华、气派。　
　　　　这所行宫更有特色的，是它的地下工程。地点在主楼以北一个厚二十至三十米的山包底下，其规模之大令人咋舌。地下通道全长约九百米，包括其中心一个方形和一个梯形的通道间。大小房间总共有四十七个，分做中央议事厅、作战指挥室、大小工作室、通讯室、水供房、发电配电间、仓库，以及各种人员的休息间，总面积四千多平方米。中央厅为5米×7米的无柱结构，相当开阔。在通道的南部，专设电梯间，有电梯直通主楼二层，电梯口在林彪的卧室和书房之间。地下电梯间旁，有一间专为林彪所设的小会议室。整个地下建筑通风良好，不感潮湿。　
　　　　　
四十六
　　　　地下工程有四个出口，都装有两至三道防原子、防生物、防化学的三防铁门。其最外一道铁门厚约二十厘米、重五百公斤。　
　　　　主楼上，林彪的卧室、书房和会客室在东头，硕大的窗户上，都装有防弹玻璃。　
　　　　地面建筑，除主楼外，还建有总共一万多平方米的三座楼房。二号楼为豪华的室内游泳池，在主楼的西南；三号楼在主楼背后，名为将军楼。据说是黄、吴、李、邱等人来杭的下榻处；四号楼在主楼的东侧，供当地军队领导人来此使用。各处楼房加上庭院、道路、草坪，共占地三百零七亩。　
　　　　整个建筑是1970年4月开工的，为对外保密，称为七○四工程。1971年6月基本建成，共耗资三千一百万元，用去木材八千立方米、钢材三千吨、黄铜一百八十吨，以及大量的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　
　　　　工程的主持人，是林彪集团的干将、原空五军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　
　　　　我参观完这所地上地下工程之后，颇感惊异，为什么要为林彪在杭州修建这样一所附有地下作战指挥系统的行宫？　
　　　　有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林彪当时是军队的副统帅，一旦战争爆发，他可以在杭州指挥作战。也有人说，这与林彪搞军事政变阴谋有关，是为了与中央分庭抗礼实行南北分治的需要。　
　　　　这所行宫，地面建筑可以说为了居住和休养，但那固若金汤、设施周全的地下指挥系统，只能是为了打仗用的。问题是对谁打仗？　
　　　　60年代末，我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是，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结束不久，两国仍然剑拔弩张；同美国的关系也仍然没有得到缓和。毛主席在党的九大前就提出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九大的政治报告也写上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内容。据说作战的方针是，北面为主要方向，要全力顶住苏联的全面进攻；南面如果美国进来，就把东南沿海一带放开，在纵深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林彪把这归纳为四个字：北顶南放。他曾具体指出，保卫华北、东北是基本的，在南方除固守长江流域的大城市，其他城市，包括杭州、福州、广州都可以放弃，让敌人去占，不怕打烂坛坛罐罐。　
　　　　杭州濒临东海，属于“放开”的范围，在这里修筑巩固的、永久性的地下指挥系统，难道要把副统帅放在最前线来指挥？就是说，根据当时的作战方针，这样的地下工程，放在皖南或湘北的某个城市，也许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在杭州这样构筑，而且昼夜施工，把整个山包削平，建成地下指挥系统后，又重新覆盖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量，一年零两个月就基本完成，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是否是借战备之名行阴谋之实，与其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及以后搞军事政变有关？林立果的小舰队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多处提到要实行“割据”、“南北朝”，似可为此提供佐证。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到杭州进行秘密勾当，曾向陈励云催问七○四工程进展情况，特别是地面楼房的安全设施、地下备战坑道和指挥所等细节。陈告诉他正在昼夜不停地施工，三个月后可以完成。　
　　　　对林彪来讲，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使用七○四工程，甚至连看一眼都没有来得及。　
　　　　历史实在太无情了。　
　　　　第十四章　一代名将　千古罪人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对于叛党叛国的林彪，正如林彪自己曾经说过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甚至不少了解林彪历史的有名人物，在口诛笔伐中，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玉石俱焚”。于是，一度造成跨径十年左右的声势，无人敢于公开肯定林彪历史上的地位。　
　　　　为什么《事军大百科全书》竟然这样大胆，敢于全面肯定“文革”前的林彪？　
　　　　一代名将，谁人评说　
　　　　林彪沦为叛党叛国的罪人，那么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地位如何评价？是否仍然称得上著名的军事家、一代名将？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对于叛党叛国的林彪，正如林彪自己曾经说过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甚至不少了解林彪历史的有名人物，在口诛笔伐中，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玉石俱焚”。于是，一度造成跨径十年左右的声势，无人敢于公开肯定林彪历史上的地位。四野战史没有人愿意参加编写了，大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也难以下笔。在拍《大决战》的影片时，虽然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对编导演职人员强调过“历史问题应当实事求是”，但在塑造林彪这个形象时，还是与历史纪录片反差很大。　
　　　　前些年，我偶然翻阅新出版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看到有关林彪的条目，感到大吃一惊，为什么《军事大百科全书》竟然这样大胆，敢于全面肯定“文革”前的林彪！我紧忙查阅家中1979年版的《辞海》，有关林彪的词条，在叙述他的历史时，强调“在土地革命初期，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抗日战争时期，又追随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一再抗拒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等等。　
　　　　《辞海》有关词目，基本上否定了林彪，而《军事大百科全书》的条目，又基本上否定了《辞海》的叙述。这样鲜明的否定的否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久前，我看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一书，其中讲到黄克诚对林彪的历史评价，方觉释然。　
　　　　　
四十七
　　　　林彪的生平，《军事大百科全书》是这样写的：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军事家。原名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蓉、育荣。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曾在武昌共进中学读书，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五卅”反帝运动影响下，参加学生运动，曾出席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后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次年4月，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任连长。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连长。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安）汕（头）地区受挫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营二连连长。同年4月，随军转到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二十八团营长、团长，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四军一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一军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先后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率部参加突破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指挥红一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7月，红一军团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改称第一军，任军长。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11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后，仍任红一军团军团长，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继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第一个大胜利。1938年3月在山西行军途中被晋绥哨兵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同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抵达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同年10月—1943年7月曾赴重庆，与周恩来一起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问题同蒋介石谈判。1945年4月，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东北1947年夏、秋、冬攻势和辽沈决战等重要战役，解放东北全境。1948年底，率部入关，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