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地面防空武器击伤而紧急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在场的同志一致认为李司令的分析有道理。杨德中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并和驾驶员及有关地勤人员研究一下。大家表示赞同。符浩还建议，看同类型飞机时，最好把孙一先也带去。
研究完，杨德中立即向总理做了汇报，总理从而得出了“自行坠毁”的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初步的，总理同意杨德中和符浩的建议，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和有关人员进一步研究一下，让我也参加。
9月22日凌晨4点多钟，李耀文要大会堂警卫负责人派车把我送回外交部招待所。
在被“隔离”状态下工作
9月22日下午，我到外交部办公大楼内见李耀文军代表，请示下一步干些什么。李耀文是解放军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政治工作者，抗战后期就已经是山东军区某旅的政委，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是抗战时期干部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几名出色人物之一。全国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某军的政委，“文革”中调到外交部当军代表。他非常平易近人，也是胶东人，一口家乡话使我尤感亲切，在他面前我毫无拘束之感。他对我说：“凌晨你回招待所之后，总理曾问你还在不在，听说你已经走了，总理感到惋惜，要我转告你，关于那个‘讲用小册子’的批评过头了，表示歉意。”我听了这些话，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近三十年的工作中，吃过领导多少次批评，有的明显不符合实际，却没有人向我道过歉。我对李代表表示，这怪我没有一开始就说清楚，总理的批评，关于舍身保卫国家机密的话，对我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
李代表对我说，今后几天的工作，就是洗印照片上送。他问我会不会操作，我说暗室技术懂得一些。他亲自把我带到管国外文件收发的孙秀娟那里，让她协助我洗印照片。暗室的设备是一流的，除了选底片对焦距是手动的，其他放大、洗印、烤干全是自动的。小孙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工作相当熟练，而且认真细致，昨夜递送总理的照片就是她洗印的，质量很好，每张放大为十二英寸，仍然非常清晰。李代表让她洗印一批照片，观看了她操作的过程。
从这天下午开始，一直到30日，我在被“隔离”的状态下，几乎每天都要在暗室里工作半天以上。根据李代表的要求，一批一批地把照片洗印出来，送到他办公室，他同我一起在照片背后用铅笔写上说明。有时我图快，字写得潦草，他就提醒我说，这是送给上面看的，字要写端正。后来得知，洗印照片批量最大的一次，是中央政治局9月30日开会用的。在这次会议上，对“九一三”林彪出事以来的各项工作做出初步总结，决定在叶剑英的主持下，组成新的军委办公会议；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工作。另外，组成中央关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开会时，李耀文送去照片并列席会议。政治局委员们传看照片，总理要李对照片做些解释，并讲讲有关飞机坠毁的简要情况。此前，也就是在我向总理汇报后不久，总理让李耀文送去尸体照片，叫来空军司令吴法宪（那时还没有隔离审查）、参谋长梁璞，指认照片上尸体具体所属。当时，吴法宪紧张得要命，说有的照片看不大清楚。总理生气地批评他说：你到现在跟党还是两条心，谁跟林彪走的你会不知道？！
三十七
在我洗印、注释照片工作期间，李代表还跟我说，关于失事飞机的事不能对任何人讲，事情没有办完也不能回家，可以打个电话让家里放心，但不能离开外交部招待所。这实际上是仍然不解除“隔离”，他说得那么委婉体贴，令人乐于接受。那位蒙古族译员贺喜在9月21日半夜，正甜蜜地进入梦乡，被外交部派人找回来，家里人和邻居都感到惊慌，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乱子。他在外交部招待所住了三天，无所事事闲得发慌，一再埋怨我连累他蹲了“禁闭”。我笑着问他：“那我受了谁的连累，也照样被‘隔离’了？”他说：“是那个鬼飞机呗！”25日上午，外交部办公厅的王秘书通知小贺可以回家，他一溜烟地跑掉了。然而，我住到什么时候呢？从28日起，上面就不再要照片了，没有事干实在闷得难过，李代表像是猜到我的心思，要秘书通知我，可以到招待所周围走走，但不能走远，以便有事随叫随到。对我的“隔离”逐步宽松，说明上面对“九一三”事件有牵连的重要人物，已经处理到一定程度。
9月24日，李代表曾对我说，总理要求写一个关于机翼大洞的专题报告，让我详细写明有关情况及个人看法。我在向总理当面汇报之后，虽然看到韩念龙副部长起草的电报上，已经肯定飞机系自行坠毁，但不了解总理已指示杨德中主持做过初步分析判断。对于这个大洞，联系到蒙古境内几乎遍布苏军基地，我一直怀疑256号飞机是被导弹打的，可是要我拿出更多证据却拿不出。我反复看了从不同角度拍的照片，觉得似乎更多迹象表明不像是被打的，特别是大洞朝上，机翼又没有穿透，防空导弹总不能从高空往下打吧。那么这个大洞是怎么造成的呢？考虑来考虑去，依然不得要领，只好把自己的怀疑和否定都写进报告里去。
9月30日上午，李耀文让秘书通知我，专门洗印一批失事飞机的照片。晚饭后，秘书又打电话来，让我夜里11时30分在招待所门口等候，有人来接。我高兴地暗忖着，说不定又可以见到总理了。
秋夜的风已越来越凉了，我披着呢大衣也不感到热。一辆黑色轿车来到招待所门前，司机说明是接我。我上车一看只我一个人，正在纳闷，车已沿着西长安街驶向西单。不久，在西城一个胡同里的朱红大门前停下，司机下车按了一下门铃，李耀文从里面走出来，手中拿着我白天送给他装有失事飞机照片的纸袋。他上车后悄声地说：“我们到总理那里去。”
深夜12点钟，大街上一个人一辆车也看不到，大概人们都为准备国庆节而疲劳地睡熟了。车开得飞快，穿过府右街到了中南海西北门，门卫问明身份放我们进去，转了个弯来到总理住处的外院，停在一辆奔驰牌汽车旁边。李代表叮嘱我在车上等着，有事时来叫我，然后下车走去。
我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总理住的西花厅内院灯光明亮，外院却比较暗淡，但是看得出大门里面和外墙根下，整整齐齐排着一列战士，每隔两三米一个人，一直延伸到远处暗影里，他们全副武装扶枪危坐在背包上，像是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我马上意识到“一级战备”并未结束，在北京只不过是“外松内紧”。
我在车上等了一个多小时，靠在后排座背上睡着了，司机说了一声“来了”，把我惊醒。李耀文与另外一个同志走过来，我急忙下车，他介绍说：“这是杨政委。”我上前握手，看得出是向总理汇报时见过的杨德中，我已知道他是8341部队的政委。分头登车后，李耀文对司机讲：“跟上前面的车，去西郊机场。”去西郊机场干吗？我想问但没有说出口。杨德中的奔驰牌轿车开得很快，车速至少八十至九十公里，我们坐的上海牌轿车有点跟不上。我暗暗地感到遗憾，没能再见到总理。
第十二章 揭开“三叉戟256号”坠毁之谜
三叉戟256号坠毁原因的正式结论，是由空司一批专家完成的。最早介入此事的，是当时任空司军训部第二部长、抗美援朝时击落击伤敌机九架的空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若干年后接任空军司令）的王海同志。吴法宪在1971年9月24日被隔离审查以前，周总理曾找他和空司参谋长梁璞去辨认坠机现场的尸体照片，并让他们拿回一批照片到空司，找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过细的研究。
去西郊机场看飞机
10月1日凌晨两点半左右，我们来到西郊机场办公区的一座主楼前，楼内灯火通明，有几个人已经等在楼门口。经杨德中政委介绍，得知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一位是空司的参谋长梁璞，一位是空军西郊机场专机师的政委马兰藻。走进楼内坐定，在场的服务人员都十分贯注地看着我们，对我这个惟一穿便衣的，他们似乎有些诧异。从他们严肃的表情和紧张的眼神里，觉察得出这里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气氛。
李耀文代表指着我向这两位负责人说：“这是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孙一先，他同驻蒙古大使一起去视察过飞机坠毁现场。”他们两人注视着我点了点头。然后，杨德中冲着梁璞说：“你先讲讲吧。”
这位梁参谋长翻开本子，照提纲讲起来。大意是：9月12日傍晚7点40分，“256号”起飞去山海关机场，机上装油约十五吨，按规定“三叉戟”满载油量为二十二吨，续航力五小时（其中包括一个小时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时耗油四吨半。“256号”飞山海关，虽然只有半小时，但起飞用油较多，大约共耗两吨半油。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前，未来得及加油，就是说，“256号”13日凌晨零点32分起飞时，油箱存油顶多十二点五吨。到蒙古温都尔汗一千一百公里，加上出境前在内蒙古上空绕了一下，大约共飞行两个钟头，因飞行高度三千至四千米费油较多，总耗油量九吨半至十吨。这样计算，“256号”坠毁时，机上还有油二点五吨上下。
梁参谋长从机上油量讲起，而且讲得那么具体，却没有涉及乘这架飞机的人们，看来事前杨德中打了招呼。他讲“256号”是从山海关起飞去蒙古的，这就说明了总理在听我汇报时，用手掌在地图上从山海关到温都尔汗猛画一道线的含义。虽然没有人对我明讲，但我已完全清楚了这架飞机是叛逃的。
杨政委要我讲讲“256号”的现场迫降的迹象。我简单讲了讲降落区情况，草皮被擦光成“S”形的痕迹和右边不远的浅沟，以及擦地痕迹消失，然后才是解体的飞机残骸和燃烧区。梁参谋长听说飞机是在蒙古草原上，擦肚皮着陆后起火爆炸的，显得有些出乎意料，插话说：“那天午夜没有月亮，能找到这么块平地野外降落，难度是相当大的。驾驶员是师副政委潘景寅，这人驾驶技术比较高，1970年从巴基斯坦买这批‘三叉戟’飞机，是他带队飞回来的。”
接着，我讲了一下对飞机坠毁爆炸的初步分析。他听完我的讲述，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说：“飞机迫降时可能速度较快，又向右倾斜，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陆，猛擦地面一震可能就飘了起来，所以擦地痕迹不见了。”接着他又强调：“这种飞机机翼和腹部都有油箱，因为机翼较短，主要油箱在腹部，一擦地皮油箱必然着火。”
最后，梁参谋长还补充说，“256号”进入蒙古上空，蒙古境内无论蒙军或苏军的雷达站都没有什么反应，只有蒙古一个边防站天亮以后才向边防总队报告说，凌晨2时曾发现一飞行目标在二连以东的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境。
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一同乘车到机场停机坪。各种照明灯都打开了，坪上如同白昼，远远看去，一排十多架大型飞机，整整齐齐停在那里，每架都套上机罩，而且周围放了拒马，有至少一个班的陆军战士在荷枪巡逻。我纳闷为什么陆军来警卫空军机场？没容得我多想，汽车已开到靠近中间的一架飞机前。
三十八
杨德中命令掀掉机罩，一架完整的“三叉戟”出现在面前，机号是“252号”。梁参谋长说，这是“256号”的姊妹机，同批买回来的。他循着机头一部分一部分地讲解起来，特别指明油箱的位置。我问可否进到机舱看看，他说不行，已经打了铅封。
来到机翼下面，我一看恍然大悟，“中国民航”四个大字（同“256号”一样是总理的笔迹）写在右机翼，方向朝着地面，字的顺序是由翼尖往里排，“航”字正好在翼根处。那么，失事现场机头左边二十米远的那截残翼，自然是右机翼的内展部分，“航”字旁边那个大洞是朝地而不是朝天了。而且，这还确证了飞机在爆炸前飘了起来，在空中翻了身，所以右翼折断到左边。我高兴地认为找到了根据，并不排除飞机被导弹打了一下的可能性，尽管翼面没有打穿。我向李代表说明了这个“发现”，几人就一同来到右翼下面，我指出那个洞是在“航”字的旁边，洞口是朝向地面。可是，梁参谋长并没有支持我的观点，而是兜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说：“这里正好是一个检查孔，是检查电路和油路用的，里面有一个油箱，要不要让机械师打开看看？”李耀文考虑了一下说：“算了，事情已经比较明白，‘256号’右翼根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往里翻。”杨德中听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当然是白高兴了一番，李代表的分析看起来无懈可击。
接着，大家走到左机翼下面，仰头看到翼面上“252号”几个大字，是从翼根处往外写的，这使我弄明白，坠机现场一截翼尖上有“56号”字样的残骸，是“256号”飞机的左翼，在翼根处把那个“2”字炸没了。最后，我们走到机尾，它高高耸立着，五星红旗在灯光下十分鲜艳。这不禁使我心酸，它的姊妹“256号”的机尾，将永远孤独地斜卧在异域的沙场了。
离开西郊机场返城时，已是10月1日凌晨5时。李耀文直接回家，杨德中去人大会堂，让我与他乘车同行。他在车上对我问长问短，完全是谈家常式的，既亲切又热情。
车开过西长安街的府右街南口，看到从人大会堂开出一辆红旗轿车迎面而来。司机跟杨德中说：“总理回家了。”啊，总理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时已是黎明时分，洒水汽车已沿长安大街忙碌起来，天安门前观礼台下的花坛，五彩缤纷的鲜花迎着晨曦盛开。第二十二个国庆日来到了。虽然前几天从上面传达下来，为了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