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得心中掂量起来。他随即找来政务参赞老吕和使馆各部门的负责人共同研究。大家都感到来得突然，如果两国间不发生大事，不会有这样紧急的约见，然而，却找不出发生“大事”的任何迹象。中蒙关系已开始走上正常化的轨道，双方在处理相互关系问题上都比较慎重，一般不会发生大的问题。到会同志设想了各种可能，最坏的估计是中蒙边境上出现了什么意外冲突。8点20分刚过，许大使和译员刘振鲁匆匆登车而去。大家抱着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我根据自己在蒙古多年的工作经脸，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2）
许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只停留了45分钟，回来后立即召开了全体外交官会议。在会上许大使让小刘简要叙述了会见经过：蒙古副外长为了显示亲切，不是在会客室，而是在他的办公室接见许大使的，长条茶几上还摆了糖果、点心和烟茶，似有欢迎新任大使拜会的礼仪。他首先对大使刚到任二十多天尚未正式拜会他就仓促约见表示了歉意，然后，接着说受政府的委托通知如下事情：
“13日凌晨2时左右（按：后来蒙方肯定为2时25分），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察看，所获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九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得也比较晚，而且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接着，额尔敦比列格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最后，额表示：现在天气还比较暖，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掩埋；并又一次强调：“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要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并希望最近期内做出这个解释。”
许大使说：“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许大使在询问了蒙古方面对中国失事飞机采取了什么人道主义措施之后，明确表示：在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情真相之前，不能接受蒙方的口头抗议，但可将此事报告北京，并问是否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也希望蒙古方面帮助了解，中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
额尔敦比列格对许大使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些解释后说：“贝尔赫矿区有人见到飞机失事着火，马上派人去灭火，火灭了，但只发现九名乘员的尸体，没有一个人当时活着。至于尸体的处理，我们认为，天气还暖，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接着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大使回答：“可以这样理解。”
额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做出努力，使中国政府在近期内做出解答的。”
在大使告辞的时候，额又说，希望大使馆尽快通知派谁去，去几个人，打算什么时候去。
小刘讲完，许大使做了一些必要说明。研究室的小沈摊开了蒙古一百五十万分之一地图，指明了贝尔赫矿区的位置，并说这里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而离中蒙边界至少有350公里，是蒙古的纵深地带。然后到会同志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蒙古当局追随苏联反华，从1963年算起，已经有八年之久，大家对于蒙方的所作所为缺乏信任感。有人提问额尔敦比列格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国军用飞机怎么会飞到蒙古纵深呢？这到底是一架什么飞机？有的说，根据一般军事常识即可判断，它既不是一架歼击机也不是一架轰炸机，因为歼击机驾驶员不过一至二人，而轰炸机乘员也很少有九人的，更不会有女乘员。有的分析，可能是美国或台湾的侦察机，漆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徽，飞到蒙古搞侦察工作（当时的外国报刊上，有此类献策之论，认为是掩护自己，挑拨中苏冲突的方式之一）。但是，哪有载这么多乘员的侦察机呢？为什么蒙方要强调是军用飞机？蒙古外交部想做什么文章？……会议最后决定：（一）马上向国内报告；（二）派我带两位译员去察看现场，国内同意后立即动身；（三）关于派人去现场问题，立即通知蒙古外交部。散会时已过11点，小刘抓紧给蒙古外交部打电话，告知中国大使馆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和工作人员沈庆沂、王中远去现场察看。
上午11时50分，蒙古外交部来电话，同意中国大使馆派三人去现场，并说专机已在准备，下午即可动身。但是，这时使馆向国内发的电报还没有发出去。
克服通讯障碍，迅报国内
使馆内没有专设电台，拍发电报要通过蒙古邮电局的中蒙间国际有线电路，由于线路年久失修时好时坏，加上他们办事效率不高，特急电报也要四个多小时才能发到北京。不料这会儿偏偏又遇到意外麻烦，蒙古邮电局称：“通往北京的线路出了故障，发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何时能发到北京不知道。”为了争取时间，需要采取快捷的手段。有的同志提出，可否启用封停两年的中蒙之间专设的长途专线电话。这条线路，是50年代中苏蒙友好时期三国协议架设的高频专线电话，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供国家领导人、中央专业部门和大使馆使用。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基本停用，但没有掐断，驻蒙古使馆就曾使用这条专线传送过紧急密码电报。设在乌兰巴托的苏军高频通讯站，也定期派人来馆维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用这条电话线路找周恩来总理直接通话。总理鉴于两国关系恶化的状况，要外交部告诉柯西金通过外交途径（即双方的大使馆）谈，并下令将这条“热线”封停。于是，驻蒙古使馆把设有这条“热线”的电话间紧紧锁住，只有每年一次苏军高频通讯站派人来维修时，才临时开启一下。开启之前，当然要将电话间来一番清扫，使他们看不出已经封停。
许大使考虑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蒙方通知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央，他出于身居前线的责任感，当机立断，决定启用这条电话专线。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未经请示就恢复这条“热线”，是冒着违抗周总理命令的风险的。主管行政工作的贾长禹找来钥匙，打开封闭的房门，拂去电话机上厚厚的尘土，小刘立即要通北京的电话总站，请电话员接外交部，不料电话员却说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小刘不耐烦地责备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电话员又推说通外交部的电话线路坏了，“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小刘急得直挠腮，一再用近乎哀求的语调呼叫，可是她无动于衷，怎么也不出声了。许大使情急生智，决定使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要北京外交部，说使馆有紧急情况报告，须启用专设“热线”电话。蒙古的国际长途电话和它的电报服务一样缺乏效率，而且通话质量相当差，小刘要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厅接电话的同志倒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费尽这番周折，许大使和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可是，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已是中午12点20分了。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专机已经准备好，一点钟左右起飞去温都尔汗。许大使要我马上起草电报请示国内，称：“蒙方通知使馆人员13点可乘飞机去现场，蒙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陪同。使馆拟派孙一先等三同志前去，蒙方同意。因未接国内指示，正借故推延。蒙方又称专机可推迟至14点起飞。请国内速示。”因为这份电报是通过蒙古邮电局发的，拖了许久才发出去，未接到国内指示当然不能行动。蒙古外交部于下午2时前，来电话询问孙秘书等三人能否按时到达乌兰巴托机场，小刘只好以去的人员未准备好来搪塞。后来蒙方又催问了几次，小刘按大使指示，干脆说明在等待国内指示，他们也就不再催问了。
北京收到使馆电报前后
二十
整个使馆都在等待国内指示。那么，北京的情形怎么样呢？
人民大会堂弥漫着异常的气氛。
9月12日午夜到来之前，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的周总理，几次离开会场接电话，中央警卫局领导人向他报告来自北戴河的惊人消息。
周总理宣布散会，留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然后，驱车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密谈，并建议毛主席移住人大会堂。
9月13日凌晨零时32分，林彪及叶群、林立果等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这无异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晴天霹雳。
周总理紧张而有序地进行部署：派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随时报告情况；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并下令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凌晨1时50分，林彪所乘飞机飞越中蒙边界，随即在跟踪监视的雷达屏上消失。
周总理在向毛主席报告后，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同时，让秘书通知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到人大会堂新疆厅等待开会。
凌晨3时许，李德生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向北飞往蒙古方向，周总理下令空军出动歼击机拦截迫降。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新疆厅举行紧急会议，周总理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布置应付各种情况的措施。
天亮以后，周总理开始亲自给十一个大军区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要求各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这个电话断断续续一直打到下午。
上午9时，已经十多个小时没有丝毫休息和进食的周总理，在服务人员的劝说下吃了些东西，随即让秘书通知中央军委成员、总参领导和总参作战部的负责人，到人大会堂开会。
军方领导人到达人大会堂以后，作战部的负责人摊开了地图，周总理同到会的人一起分析林彪出逃可能出现的情况，着重针对外国势力可能的入侵，决定我军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军队部署的调整。其中，在北京的部署，为防止万一有内部势力与国外勾结进行军事颠覆，决定集中三个机械化师、两个坦克师、一个炮兵师、四个警卫师，总共十个师的兵力，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批准卫戍区司令吴忠提出的作战预案：重点防御地区，北面南口，京东首都机场，京南保定以北；作战方式，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部队突袭。当晚，各部队进入了预定作战地区。吴忠向部队师以上军官传达了周总理的有关指示。事实表明，这样的部署，实际上就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
13日下午，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军代表李耀文及副部长韩念龙等，被召到人大会堂。周总理向他们讲述了林彪出逃事件，要他们密切注意外电报道，研究并提出由此引起的对外交涉及应对方案。总理对他们强调要绝对保密，为局势稳定，要注意社会动态。他还让李耀文乘车到街上转转，看看有关林彪的标语都什么地方有。李出去观察后向总理做了汇报。总理向有关方面下令，关于林彪的标语一律不准改动。
9月14日上午一上班，姬鹏飞即召集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即后来的党组）开会，根据总理指示研究外交对策，一旦林彪外逃成功，可能出现哪几种局面，如何对外交涉和表态。当时做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谈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详细讨论了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据说，针对第一种估计，还起草了《政府声明》稿子，准备林彪在莫斯科公开出面发表声明时使用。
驻蒙古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时，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还没有散。中午12时50分，值班秘书顾不得敲门就闯入会议室，径直把使馆电报送到代外长姬鹏飞面前。与会的同志听说是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顿时异常肃静地注视着姬看电报的面部表情，都急于想知道电报里说些什么，是否与林彪的外逃有关。
姬鹏飞阅完电报，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对到会同志讲：“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电报读了一遍。顷刻间，会议的凝重气氛变得活跃起来。韩念龙（副部长，分工主管亚洲司）急忙接过来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到会的同志都清楚，最紧迫的事，就是赶快把电报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立即要王海容（礼宾司副司长）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从9月12日下午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了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得四个小时以后才能醒来。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电报送给主席、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让王海容再一次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的、内容特别重要的电报，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王海容先用保密电话把电报内容传到主席办公室，然后手执一份抄件送给在人大会堂办公的中央办公厅赖奎。当天值班的总理的秘书是钱嘉东和纪东，他们接到王海容打来的电话，犹豫了好一阵子，决定还是叫醒总理。
周总理已经七十三岁有余，在人大会堂连续工作达五十多个小时，疲惫已极，刚刚入睡一会儿，便被秘书叫醒。电报送达时，总理已在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