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与悲哀的二重交响曲
俾斯麦是一位“白色革命家”。这位出身于保守派阵营的容克，使用了战争暴力手段，摧毁了阻碍德国统一的内外势力和德意志联邦的全部旧关系，完成了300多年来德意志民族不断追求的统一大业，并把德国带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俾斯麦统一德国，较之以往的德意志分裂，是一种‘革命’，但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道路，较之无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红色’革命道路，则是一种‘倒退’。”由此不难看出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巨大历史进步性和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保守性。因此，统一对德国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具有两重性。
从历史进步性来看，统一解决了德意志民族的生存问题，而这个问题从16世纪德意志农民战争失败以来就尖锐地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至此之后，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不再任由欧洲强邻的欺压和宰割。统一也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有如脱缰之马奔腾向前。不仅如此，它还为德国工人阶级在全德范围内开展反抗资产阶级的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就其历史保守性而言，主要是保留了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彻底完成。另一方面，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和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煽动并利用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此深入了德国的各个领域，戕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肌体，使德国成为欧洲国际政治中不安定的根源之一。此外，强占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做法，不仅在法德之间结下了世代相袭的民族仇恨，而且促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由此形成了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相互对立争霸的局面。这些都给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带来了长期的极为不利的影响。
但总起来说，德国的统一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工业革命为促进德国的统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俾斯麦的活动顺应了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潮流，因而在欧洲政治的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也使他成为德国乃至欧洲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英雄。
四、强大的德国：是福是祸？
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随着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继续增强，俾斯麦试图保持德国仅仅作为一个欧洲大陆强国的政策设计，已经无法满足德国统治阶级的贪婪欲望。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改弦易辙，逐渐从“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转变。对于一个日渐强大的德国而言，这种转变究竟是福是祸的确难以简单断言。但从德国所经历的历史来看，紧要关头看似偶然出现的个别人物，往往导致整个前进方向的彻底改变，或许背后代表的乃是历史合力的选择。统一后的德国紧紧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契机，经过20多年的跳跃式发展，到20世纪初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欧洲一流的经济强国，显示了超强的实力。德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其教育兴国，科技兴国的发展道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强大之后的德国，就像一个暴发户，一下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结果走上了滥施国力、扩张争霸的的毁灭之路。
寻找阳光下地盘的国家
德皇威廉二世（1890年~1918年）在位的时期，在历史上称为“威廉时代”。他所煽动的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浪潮和所采取的扩张攻势，成为这个初绽头角的国家全部活动的主旋律。而这种“威廉主义”的方针政策，是同俾斯麦时代内外政策的主旨完全相悖的。威廉时代，整个德国的特点是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伴随着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的大发展，对于政治和工业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未来前景的乐观展望，成为当时德国社会的普遍心态。1913年威廉二世即位25周年的庆典声势浩大，社会各界一齐高唱赞歌，大献谀词，其盛况超过对以往所有的德国皇帝。对此，只有少数人发出了不和谐之音。左翼《新观察》杂志就曾悲叹：“现今的德国人变得非常耽于声色，实利主义，而且几乎完全成了头脑空空的专业人员。他们已逐渐变得冷酷而实际，对一切不能立即增强经济力量的活动都抱怀疑态度。”对于这些批评者，皇帝不屑一顾，称他们是“绵羊脑袋”、“阴郁的悲观者”。在他心中，统治世界的梦想早已使扩张的欲望不可抑制地膨胀起来。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主要代表了德国大工业家和大地主把德国从大陆强国变为世界强国的渴望，同时也混杂了德国思想界对中世纪具有大一统性质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旧情绪，其主要点就是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由于德国工业的起飞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后起的现代化工业强国不能容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只留给它一点残羹剩饭，因此德国统治集团叫嚷着“缺乏空间”、“领土太小”，迫切地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殖民地。时任德国外交大臣的比洛就曾公开宣称：“德国占有陆地，让邻居拥有海洋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要求德国大使、德国商人、德国货物、德国的旗帜和德国的商船在中国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受到尊敬——我们不想让任何人都相形见绌。但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为了能拥有同其他强国分庭抗争的资本，德国政府不断增加军事投入，扩大军队规模。自1891年起担任总参谋长的施利芬，从9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埋头制订在欧洲东西两线作战的行动方案。1897年中，主张海外扩张的冯？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成为政府的海军大臣，他很快便出台了庞大的海军建设方案。德皇威廉二世曾明确表示：“我们不会使自己放弃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机会——有一段时间德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他不被视作一个大国，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了：我们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使我们永远是个大国。我们不会取消和限制自己对于建立在理性和思考基础之上的世界政策的要求。”1905年，他在一次酒会的致辞中清楚地表明德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火药是干的，剑是磨过的，目标明确。”
经济上不断膨胀的德国资产阶级，其扩张贪欲最终演变成争霸欧洲和世界的不可遏制的推动力，而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者——皇帝和总参谋部，恰恰给这种贪欲提供了武力保证。威廉二世和将军们迫不及待地寻求着战争，并希望能发挥一下陆军的优势，用庆祝军事胜利的欢呼声来掩盖国内工人阶级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正如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如果你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铁，一切都是由它托着的。如果人们不特别谨慎，总有一天这金字塔会倒下来，毁了它本身，连带还要毁掉许多其他东西。如果你能弄懂这金字塔是怎么倒下来的，你就已开始对德国有一点了解了。”德国—普鲁士军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战争与和平的特殊态度，以及黑格尔所倡导的国家意味着“权力”而不是“福利”的论说，促使德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一旦军人把战争发动起来，即使你不赞成战争，也愿意跟着向前走。
19世纪早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在于追求本民族的内部统一和政治独立，而到世纪的晚期，却演化成为民族沙文主义。随着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的加剧，德国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新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将原有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H？S？张伯伦所散布的种族理论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日益膨胀的趋势，并导致形形色色的追求向外扩张的殖民组织和理论纷纷出笼。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在宣扬德意志强权和世界政策。这些都为贯彻威廉时代的内外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依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德国统治者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动力来源。为了证明所谓的优秀民族的生命力和完成对世界政治、文化所负有的崇高使命，德意志帝国大步地走上了扩张主义道路。
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欧洲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厮杀。德国则充当了大战挑起者的角色。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由于德国政府的推波助澜，冲突在一个月内就发展成一场波及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战争。除了极少数的和平主义者和革命左派外，几乎全体德国人都一致支持帝国政府的战争决定。大战开始后，虽然各交战国人民都团结在本国的旗帜下，但对战争表现出如此强烈热情的，除了德国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德国工业家和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不无感叹地说：“我回想，君主制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啊！”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是古老的德国历史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由于19世纪末期高涨的民族沙文主义浪潮而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似乎一切事情最后都要决定于战争。德国在一战初期的胜利所渲染出的欢欣鼓舞的气氛，使大多数德国人相信，战争在1914年圣诞节前就会结束。但由于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铁路、机枪、铁丝网、堑壕在战争中的应用，使得防御一方的力量大为增强，因此战争远没有人们预计的那样顺利。至年底，德国在东西两线都陷入了焦灼对峙的状态，被迫面临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1915年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德军进攻的重点转向东线，但却未能消灭俄军主力。1916年德军把进攻重点转回西线，却又遭受“凡尔登绞肉机”的悲惨失败，对峙状态一直没能打破。战争的久拖不决使德国最高统帅部成为国家实际的独裁者，他们不但完全掌握着军事指挥权，还掌握了一切重大的政治决策权。在大部分岁月里，德国的真正统治者是统帅部里那位无情的、顽固的、精悍的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而皇帝则完全退居幕后。直到战争结束后，德国政界领导人才敢于透露这种事实的真相。1919年7月，魏玛时期的财政部长埃尔茨贝格尔在议会中说：“有4年时间，德国实际上没有政治统治，只有军事独裁，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公开讲了。”
从经济、政治和心理上说，德国是难以经受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在历史上，普鲁士军队经常以漂亮而迅速的行动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弗里德里希大王”进行的战争，1866年的七周战争，1870年的迅速胜利，都使一战中的德国人也指望能够速战速决。当这种希望渐行渐远时，厌战情绪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和蔓延开来，国内的党派斗争和人民的反抗也随之涌起。1918年11月9日清晨，柏林起义开始。威廉二世在高声叫骂“背叛！背叛！”之后，仓皇出逃荷兰。德国历史上的霍亨索伦王朝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由于军队宣布对新政府效忠，因此柏林革命是在不借助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完成的。但在人们欢呼革命“取得了辉煌的、几乎是不流血的胜利”的同时，却忽视了掩藏在胜利表象之下的是尚未发生改变的原有基础。兴登堡领导的军队最高统帅部之所以支持了革命，完全是因为他们看到反对革命将是徒劳无益的，而保存军官团和军队作为将来复活民族主义德国的潜在工具要比效忠君主制度远为重要。他们最紧迫的目标是防止协约国军队进入德国，从而对德国的军事组织构成威胁，为此就必须接受革命的现实，与新政府一道做出某种安排。
1918年11月8日，德国代表团来到贡比涅森林的雷通德火车站，向法国的福煦元帅宣读了停战协定，却遭到了福煦元帅的拒绝。他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并限72小时做出答复。11月11日，德国“新政府”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德意志帝国在由它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覆灭。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失败了，不仅导致国家遭殃，而且自己也落得个皇冠落地、流亡国外的下场。他的悲哀表明，一味地奉行强权政治，终归要面对失败。但他也许会迷惑不解，为什么同样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和被自己踢下台的“优柔寡断”的首相俾斯麦却都取得了成功？其实，无论是“弗里德里希大王”还是俾斯麦，他们的强权政治都是建立在有利于民族统一的事业或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客观上起到了某种进步的作用。他们所发动的有限战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合法性和进步性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也将遭到失败。而在威廉二世时代，一种反动的民族沙文主义支撑着他的强权政治理念，客观上不会起到任何进步作用，只会把战争引向追求无限目标直至最终失去控制的境地，对于他的理想而言，战争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弥漫“种族魂灵”和“战争狂热”的第三帝国
1919年8月，魏玛共和国在革命中诞生。但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背上了注定要促其短命的包袱。由于它取代了君主政体，但又坚决反对建立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没有触动旧德国的根本基础，这被以共产党为首的激进左派当成是“革命的叛徒”，因而加以坚决地反对。同时，共和国政府代替旧的君主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允诺承担德国战败和赔款的义务，这又被极端保守的右派当成是“民族的叛徒”，加以坚决抵制。这些强烈的反对之声，加上强加给德国的巨额的经济赔偿，使得战后的德国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即使出现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在这段危机四伏的时期，一个名叫希特勒的维也纳流浪汉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之所以能够迅速登场，一方面，在于他成功地把德国的法西斯运动——民族社会主义（纳粹）运动发展成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使纳粹党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崛起成为德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纳粹党得到了包括右翼保守政党、陆军军部、官吏和一些大地主、大工业家在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