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先发生。一说起它，人们所想到的往往是生产的增长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但如果我们考察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演进的历史，会发现所谓“工业革命”至少具有三方面的含义：技术的变革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社会整体的变革。而以上这三个方面，具有层层递进的关系。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会首先在英国发生呢？
一是英国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生长的制度框架。“光荣革命”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产者牢牢地掌握政权，财产被作为“自由”的基本条件；但同时国家又不受一个人的摆布，经济的成长不会因有可能威胁到国王的个人权力而受到压制。英国始于1215年《大宪章》的政治发展进程中，诸种因素的汇集形成了一个对资本主义生长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盛赞“光荣革命”后的制度框架对于英国产业革命的意义：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也许最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手里，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英国在不利的开端之后到1700年经历了持久的经济增长……现在舞台已为产业革命布置就绪。这从与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帝国的对比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西班牙这个当时最强大、从美洲掠夺黄金最多的国家中，却没有形成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治环境。中世纪末，西班牙城市起义反对王权，起义被镇压后，城市的自治权被取消，等级议会日趋衰落，王权完全依靠旧的封建主统治，因而更为反动。其结果是贵族没落了而没有丧失其最恶劣的特权，城市丧失了它中世纪的权力而没有获得近代的重要地位。于是大量掠夺来的金银控制在贵族手中，反而使封建贵族更加轻视本国的经济生产，而宁愿将这些轻易得来的钱财用来购买外国的廉价商品。政府为了满足贵族和豪富的要求，也极力输入奢侈品和手工艺品。对国内产品则实行重税盘剥政策，税率高达30％，使城市工商业遭受了沉重打击。掠夺来的金银引起物价上涨，西班牙本国的工业品也由此增加了成本费用，从而导致自己的工商业产品失去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掠夺来的财富不仅未能转化为再生产的资本，反而加速了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历史证明，仅靠掠夺是不可能长期昌盛的。
二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各国相比有着较为独特的社会结构。自16世纪始，随着旧式贵族的衰落与中等阶级的兴起，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三层式的社会结构，以三个社会阶级——土地贵族、中等阶级与工资劳动者为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农民”式的双层社会结构被打破，新的社会群体开始涌现，并促使早先那种封闭的、刚性的社会结构，逐渐被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的、流动性弹性社会结构所取代。英国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为其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国家中，中等阶级并非没有产生，然而其力量却相对弱小，在社会功能方面意义不大。货币地租正在形成，但仍属封建地租性质。因而，原有的社会结构虽已过时，但尚未解体；新的社会力量虽已产生，却尚未强大到可以与旧势力抗衡的地步。于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它们落后了。
在上述两个有利条件下，最终形成了英国人独有的工业民族精神，也即是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合理谋利”精神。所谓“合理谋利”，是与在前工业社会中以非经济的强制手段吞占社会财富为特征的谋利手段相对而言的，这与英国的清教传统有关系。孟德斯鸠曾认为，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自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来，英国就形成了浓厚的清教氛围。清教所强调的，一方面是勤奋，另一方面是节欲。清教伦理既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又反对人们不讲信义。这种提倡“合理谋利”的教诲，促使人们，主要是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靠自身的努力去扩大生产、创造财富，并且创造出一种可以引发农民市场兴趣、把他们富余产品拿到市场出售获利的新机制。随着这种自治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从而形成了国内市场，并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是促进了加工产业的专业化分工，最终产生出英国的民族工业；其二是孕育出一种与纯农业社会完全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体系，正是由于这种追求和价值体系，才产生出工业民族精神。
但仅有精神是不够的，英国在工业化道路面前还有许多障碍，在这方面思想家们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从霍布斯开始，到威廉？配第，再到约翰？洛克，他们的著作，都阐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即个人通过劳动所得到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天赋人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政府或国家应该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到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这一思想渐渐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了。工业化是一个财富急剧增长的过程，很多国家一直到工业化带来的财富增长之后才认识到确立私有财产权原则的重要性，而英国却在工业化到来之前就解决了私有财产的地位问题，这也是英国率先走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重大障碍便是重商主义。作为指导英国发展的国家政策，重商主义曾帮助英国保持过去的财富，但在工业化方兴未艾的时候，它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于是，突破重商主义的束缚，为经济“松绑”，就成为时代的需要，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总之，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发生，根本的一个因素是：“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让人们追求个人的目标，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能力。如诺思就认为：“随后而来的17世纪的政治动荡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它进一步巩固了自愿团体的所有权，使经济活动的增益为一个社会所有，在这个社会要素和产品市场已发展到足以促进这种扩张。”又如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所总结的那样：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该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标准已经发展到适合于工业化的程度。……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
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自由放任”和工业霸权
恰如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来之不易，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也是经过了一番努力才获得的。工业革命前，英国政府根据重商主义原则，长期实施限制进口、支持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最典型的行为是1815年制定的《谷物法》，规定当国内小麦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外国谷物进口。这项自私的法令保证地主阶级继续获取高额利润，却严重损伤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二三十年里，他们一再举起“自由贸易”的旗帜，要求废除《谷物法》，改变政府现行经济政策。
英国的经济自由理论，可追溯到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学说。与重商主义认为一国的财富取决于它的贵金属拥有量不同，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一国的财富最终取决于一国可以用来和他国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因此，国家的生产能力是一国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要增加一国的财富总量，就必须发展本国的生产，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休谟指出：对外贸易的好处是，既使臣民富裕，又使国力强盛。……总之，一个从事大量进出口的王国，比起一个满足于商品自给自足的王国来，其工业必然更加发达，在生活方面更讲究舒适。因此，这样的国家就更富裕，更幸福，也更加强大。经济自由还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生活，这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的状态下才能最好地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会对经济造成破坏，只有 “一只看不见的手”即纯粹的经济规律不受节制地起作用，才能把这个国家引向富强。杰里米？边沁也告诫说：良好的社会应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追求到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时，全社会的最大利益才能够实现。斯密—李嘉图的“自由经济理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是英国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引导下英国走上了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它一方面使英国顺利完成了工业化，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同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给后来实行工业化的国家留下许多深刻的教训。
1846年皮尔政府正式废除《谷物法》，1849年罗素政府废除《航海条例》，英国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得到了充分体现。与此同时，英国在40年代也完成了工业革命，“乡村建起了灰暗的厂房，城镇竖起高耸的烟囱，工厂里回荡着机器的轰响，高炉前喷发出铁水的光亮。工业已成为国家的命脉，人们靠工业、而不靠农业生存。”工业革命也使英国顺利登上了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185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金属制品、棉织品和铁产量的一半，煤产量的2/3；其他如造船业、铁路修筑都居世界首位。1860年，英国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40％～50％，欧洲工业品的55％～60％。1850年英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20％，10年后增至40％。英镑成为国际货币。185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向全世界展示了英国工业化的成果，并宣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但英国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0？2％，人口在当时只有1000多万，远比欧洲其他国家少得多。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联合王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却似乎具有相当于全世界潜力40％～50％的现代工业能力。”用英国史学家L？C？B？席曼的话说，工业革命使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一个时代的风气如新世界的大河汹涌奔腾，不可阻挡，而率领这个新世界的，正是工业革命的摇篮——英国。
保守政治：“有保留地变革”
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政治上进入一个保守时期。这个现象在许多国家后来都出现过，即经济激变与政治保守同时并存。在英国，“保守”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开历史倒车，甚至也不意味着抗拒变革；它意味着尽可能长地保持某个事物，并且在不得不进行变革时把变革的幅度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这样一种保守主义，可以追溯到革命时期。如前所述，英国内战是由议会与国王的冲突引起的。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力图变革的议会却长期以来指责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等国王“标新立异”，背弃传统。因此在英国革命中，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自称是在维护传统，而竭力维持现状的人则被指责为“标新立异”。如1640年长期议会召开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国王，说他侵犯了国民的自由，违背了国家的传统等等。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发动革命的“革命者”们（这是他们决不会承认的，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恢复了英国古老的传统）都认为英国已建立起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因此任何变革都只会摧毁这种完美性，导致恶劣后果。因此英国从此进入一个全面保守的时期，不仅托利党保守，辉格党也保守。事实上在“光荣革命”以后很长时间中辉格党一直掌权，但他们决不想对现存制度作任何变动。正如当时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1723年~1780年）所说：这种政治或公民自由的观念与实践在我们这些王国（指英格兰和苏格兰）繁荣昌盛、最充满活力，它几乎就是完美无缺，只有其拥有者的愚蠢与过失才可能丢失或摧毁它。但当18世纪中期以后辉格党改变态度，指责这个制度弊病丛生，并提出改革纲领时，托利党的保守功能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从18世纪80年代起即出现托利党的持续执政，一直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托利党在如此长的统治时期内抗拒一切改革。而英国政治的保守性，在对待法国大革命时可以说表现得最为充分。曾多次在托利党内阁中任要职的温德姆在1790年法国革命初起这样警告英国：我确实遗憾地看到这种陌生而又不切实际的想法近来从大陆大群地飘荡过来，就如蝗虫般吞食我们土地上美丽的花朵……在飓风席卷的时节，怎能建议你去修补屋舍？这典型体现了托利党人保守主义的担忧：即便有缺点，也不可以修补；因为在修补开始后，谁能担保结果不会更坏？
如果说到1790年止，保守主义还只是一种政治本能的反映，是出于对陌生事物的疑惑与恐惧，以及对熟悉事物的本能的依附，那么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它就上升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了，其集大成者是爱德蒙？柏克（1729年~1797年）于1790年写成的《法国革命感想录》。在这本书中，他把英国保守主义的原则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为保守派提供了经典性的理论武库。他针对“光荣革命”是人民做出选择、造就了一位国王的观点，指出“光荣革命”尽管打破了继承的常规，拥立了一位新君主，但它并不是一次变革，而只是对传统的恢复；它是“习俗”的需要，是为“保持我们古老而无可争辩的法律和自由，保持那作为法律和自由的唯一保障的古老政府体制而发动的。”总之，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新花样，也不回归经试验已发现有问题的旧式样。英国人只站在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既不盲目向前，也不回头倒退；既不轻举妄动，也不做历史垃圾箱中的老古董，这就是柏克的保守主义，是一种把变革捆起来硬塞进传统之中的保守主义。柏克的这个理论体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