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强大到可以压制所有的真理和正义，何况中国长期以来的战略实践，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要推进中国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并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不仅要依赖或者越来越依赖强化相互信任和合作，而且也需要必备的战略威慑力，甚至具备打赢合法性战争的能力。
国家间互动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将其绝对化。在根本上，只有中国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历程不可逆转，中华民族的复兴才可能最终得以实现。我们应该重视外部因素，但也不能为其左右，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自强之外，无胜人之本。当然，推进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不应蜕变为依附于他人，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于敏感而反应过度。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资中筠指出：“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应走的道路系于有关国家对自己的态度，因此总是走不出那个怪圈。”“过去由于对西方的失望，转而以俄为师，结果不也是受欺辱吗？如果前苏联的道路真能使我强大，也不能因为它对我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不学。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深奥……。”
三、适应世界政治特征的演变
中国要想在21世纪里有较大的作为，就决不应该仅仅在国际竞争和互动的一般技巧上下工夫，更重要的是及时认清世界政治特征演变和发展大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势，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谋求社会的全面发展。换言之，战略的使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世界设计某种自以为是的结局，谁也不能凭借国家的力量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周密蓝图强加于客观世界，而只能审时度势，做历史发展允许做的事情。
00从目前情况看，对中国未来产生影响的世界政治特征演变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的整体性增强，国际体系对作为个体的国家的影响逐步强化，任何国家，其中包括中国甚至也包括美国，都应适应世界整体性带来的约束，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以求获取自身的利益。世界整体性增强，必然削弱大国的特殊性。布热津斯基就曾指出：“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和唯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而且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未来世界很难按照某个国家或某种势力所设计的方向去发展演变，即使采用什么极端的手段或拥有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做不到。在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看来，信息革命构成更加微妙的挑战，它正在改变国家、主权和控制的性质，也正在改变软实力的作用，“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中，没有哪个问题会容易用我们的军事力量优势加以解决。”奈进而认为：如果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独奏，而是乐队指挥，那么美国治下的和平可能更长久一些。对于目前的美国如此，对于未来更加现代化的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要争取的不应该是领导者或者霸权地位，而是寻求战略的主动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促进中国与世界关系更为和谐地发展。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即使今后发展起来，也决不称霸，永不当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世界历史是进化着的，顺应世界潮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崛起进程中，中国既要善于用合作借势，以迂为直，又要勇于承担责任，待时而动。国家兴衰的谜底，也许就藏在特定的国家于变与不变的世界整体趋势下不懈努力和积累、顺势而为的大智大慧之中。
第二，国际关系更趋复杂，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越来越难以过于强调个别领域的共同性或者差异性，而是要在诸多的领域取得平衡。由于国家与外界的联系在空间上不断延伸，更多的国家被牵扯到一些原本属于特定区域的利益联系甚至矛盾纠纷之中，各国利益要在与更多竞争对手的角逐中来获得；与此同时，国家间的联系已经不是发生在个别领域，而是在越来越众多的领域得以实现，并越来越难以忽视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介入和影响。这一切都发生在非常多样化的世界里，在这样的世界，“距离曾经给国家提供过保护，而全球化正在缩小这种距离。”
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发展将给世界的未来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这是一个极不稳定、不可能预知结局的时期。历史并不站在任何人一边，变革的前景取决于每个人的行动。”今天的战略谋划要习惯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然而，要为“难以预测和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每一件事情做好准备并非人力所能”，所以这必然迫使任何国家不得不谨慎从事，进行更多的协调，否则就不能推动国家间关系相对平稳地发展，也不利于形成较为有效的全球治理。实际上，在冷战结束以来的时间里，复杂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国际局势相对平稳的局面，也曾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强权政治的发展。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既没有进入一种有序的轨道，但也没有失去控制；到处充满动荡和矛盾，但却又保持着总体上的平衡。
中国的对外战略努力必须具有认识复杂性和运用复杂性的能力，这是国际局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复杂性对实现国家利益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使我们从一个对手容易识别的世界向一个威胁难以确定的世界过渡。另一方面，复杂性也为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回旋余地。在这种条件下，任何缺少远见的或极端的举动都可能引起新的动荡，对角色进行简单的或极端的定位将是不适当的，对外战略的思考应积极寻求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力量、化解多重威胁、达成多重战略目标的方法，以求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第三，国际关系的非零和特性逐渐显现，“非友即敌”、“非合作即对抗”、“非得即失”等等观念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更具远见的战略思维，角色定位既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要具有适当的弹性，为各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提供条件。
在实力迅速增长和正在崛起的条件下探讨中国角色定位问题，无疑带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有研究强调崛起的零和特性：“崛起为世界强国意味着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上升，影响力增大，客观上要分享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权。”“享有世界主导权的国家不愿意放弃其主导地位，而崛起大国要分享主导权，这决定了后者对前者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吉尔平也曾说过，“在根本上，今天的国际政治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区别”。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国际政治中一直都存在着一种权力逻辑，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占有主导地位，许多国家时常会像当时雅典一样处在安全困境之中，今天的中国也遇到了许多棘手的安全问题。
然而，世界毕竟在变化，国际体系不是简单循环，而是进化的系统。一些新因素和原本不重要的因素对其演化进程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威胁的凸现也使国家面临新的选择，单纯的权力政治逻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权力政治将国家束缚在或领导、或自助、或挑战、或追随等比较有限而又单纯的选择之中，其主导下的国际关系容易发生冲突、对抗和战争。探索中国角色定位和利益的实现，不能过于局限于现实主义视角，今天的世界也不能用纯粹的现实主义理论或其他某一特定的理论来解释，甚至那些试图将现有多种理论综合在一起的努力也很可能不见成效，因为在本质上这种努力依然难以摆脱按图索骥的局限。更为有益的工作也许是针对重大问题做一些“朴实的分析”，逐步改进、深化和积累我们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国际关系的非零和性将随着国家间联系的增多而增强。过去这种非零和性表现为二战后法德和解及由此推动的西欧联合，也表现为冷战没有升级为热战而是以非战争方式结束等重大事变和连锁反应，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未来国际关系进化的空间也许更大，国家也将具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这一点连吉尔平也承认：“尽管总受到限制，但选择永远存在。历史经验有助于教我们这些选择是什么以及可能带来什么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学习过程可以出现并将影响到国际关系的进程。”
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伴随而来的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当前及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战略哲学思考至少应着眼于解决以下重大战略难题：第一，突破一个多世纪以来，后进的大国难以现代化的困惑，摆脱国际体系惯性对中国崛起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第二，尽快认识、适应和充分运用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超越传统权力政治的种种局限，推动对外关系平衡协调地发展；第三，增强中国社会自身持续发展和进步的能力，并以此作为参与世界和影响世界的基础。这些问题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甚至互为条件、互为支撑。
尽管实力增长较快，但是中国在较长时期里仍将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尤其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缺少结构性资源，也即在体系中仍处于相对下游的位置，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影响能力还比较有限。由此决定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不能采取过于直接的战略途径，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才可以达到。因此，在国际体系中，我国较长时期的角色选择似应做一个积极而自主的参与者，其中包括妥善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也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当前这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关系。
另外，多维的世界需要用多维的视角来认识，在总体上保持积极而自主的参与者角色的同时，应保持角色适度的适应能力和必要的灵活性。对于具体问题和在具体领域，则应根据具体的情况和条件有所区别，采取不尽相同的姿态和处置方式，不能死守某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不同的手段和途径只有相互配合，相互借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对待外部强权也是一样，一味采取对抗的姿态不可取，而一味屈从追随也不可行，需要发挥力量时就要有足够的决心，而应该妥协时就要及时适度后退。
当初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是如此精炼而又深刻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特征：“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已经大大不同于那个时候了，但是我们赖以存在的民族特性和战略智慧应该发扬光大，以此为基础，推动社会创新，持更宽阔的胸襟走向世界。若如此，中国的未来和对世界的贡献都将不可限量。
第一章 第一个殖民大国葡萄牙
葡萄牙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面积92391平方公里，2003年时人口约1010万。就是这个面积和资源都赶不上中国的福建省、似乎无足轻重的小国，却以当时不到100万的人口，拉开了人类大航海的序幕，使相互隔绝的人类联系日益紧密，并在几十年间奇迹般崛起成为西欧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一度与西班牙瓜分了整个地球。
一、在与阿拉伯人的战斗中成长
伊比利亚半岛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阿尔塔米拉石洞里的岩画是现存人类旧石器时代的代表作之一。此后，腓尼基人、希腊人、科尔特人和迦太基人先后影响着西班牙文明的发展。公元前206年，罗马人在决定性的伊利帕克大战中战胜了迦太基人，赢得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基本结束西班牙战局，并于公元前197年在西班牙东南部设立了近西班牙行省和远西班牙行省。到公元前133年，罗马军队终于镇压了各地的反抗，西班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后，半岛的居民也接受了基督教。
蛮族成了新主人
在公元３世纪时，罗马已开始陷入“现状无法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的“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兵源日益枯竭，边防逐渐弛废。公元375年的匈奴西征迫使大批“全部生活只有狩猎和追逐战争”的基本上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日耳曼人涌入罗马帝国，掀起了移民狂潮，这时已风雨飘摇的西罗马帝国无力挡住外族入侵。这些被罗马人称为蛮族的日耳曼人在罗马境内大肆劫掠，410年日耳曼人的一支西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这成了帝国崩溃的征兆，此后直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城多次被洗劫。419年西哥特人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了第一个日耳曼王国，后来于5世纪末6世纪初将版图扩展到高卢南部、西班牙北部，此后又于585年征服斯韦魏人，占领葡萄牙，完成了对整个西班牙的统治。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原帝国行政系统崩溃。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崩溃留下了一个任何蛮族国王或酋长也不能弥补的巨大空隙，以当时日耳曼人的文明程度又不足以担当建立、维护庞大的行政机器的责任，事实上这些互不隶属的蛮族王国使得西欧世界经常陷入四分五裂的战争混乱状态，当时唯一没受什么影响的只有遍布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