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够公司花两三年的了。我至今慨叹的是：我们的老板，一个初中生，不知《哈佛经济学》为何物，居然能异常准确地把握在中国经商靠什么。他带着我们一群大学以上程度的职员，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把当地所有的银行分行、分理处都“经营”了一遍。路线正确，于是就硕果累累。老板就是这样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末先富起来的一员，靠的是一只不下蛋的老母鸡——艺术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的“泰坦尼克号”就这么打造好下水了。“海上有仙山”，“风正一帆悬”，它离沉没的日子还早呢。老板的经营战略是否正确，我们做职员的无从置喙，反正大家干一天活儿，拿一天钱，乐得歌舞升平。在我之后，老板抢购似的招了一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形成了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凭心而论，他对我们是尊重的。但并不意味着老板就很尊重我们的意见，而是相反，我们不过是摆设和执行机器。老板一挥手，我们向前进，而已。
公司里气氛最好的一段时间，是在上午10点钟之前。老板自从成了“先富阶层”以来，早上不到9点半是不起来的。我们那时上班比较早，8点钟雷打不动，迟到要扣款。每天7点55，办公室里还空荡荡的，一到8点，呼啦就坐满了一屋子人，一个也不少。天还不热，阳光正好。一屋子衣冠楚楚的的知识分子，彼此都很客气，学了广东人，互相招呼着，“张生，早晨！（张先生，早上好）”，“母乖。李小姐，早晨！（甭客气。李小姐，早上好）”。诸如此类，俨然香港都市片里的情景。
男职员西装领带，一丝不苟。女职员一天一身职业套裙，永不重样。但是，这么郑重其事地按时就了位，却没事儿干。男的就沏茶、看报纸。公司订了香港的《文汇报》，每天三十多版，够看个昏天黑地的了。女的则恪守妇道，抹桌子、浇花、打开水。完了就看时尚杂志，交流逛街经验。
这是每天的开心两小时。10点钟一到，老板准时“砰”的一声推开隔壁总经理室的门，办公室里全体人员立刻“唰”一下大变脸，个个正襟危坐，满脸都是为公司殚精竭虑的样子。什么时尚杂志、《文汇报》，通通变戏法似的没了。室内鸦雀无声，只听见中央空调呜呜作响。一个专门伺候老板的文员小姐此刻弹簧般地跳起来，跑到隔壁去给老板冲茶。老板象征性地掸掸大班台上的灰，甩下“登喜路”大皮包，一扭脸，威严地隔着大玻璃窗扫一眼这边办公室，然后神闲气定地坐下。
公司的有效工作时间，从这一刻起，才算开始。
每天如此，朝朝暮暮。15年前，我们把多少大好时光就消磨在这架机器里了。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职员，都非常喜欢这早上的开心两小时，因为心情放松，没有事儿干，即使有事也要推到10点钟以后去干。老板都是直肠型的简单思维，你干了，他没看见，就以为你什么也没干。职员都不是傻瓜，谁不想讨巧？所以，“天塌地陷，也得等10点半”。
开心两小时啊，那是何等美好的时光。在今天我日见苍老之时，仍由衷地怀念蛇口石油大厦那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群毕了业就南下的本科生、研究生，新鲜活泼，譬如朝露。各个坐在写字台前，吹牛、侃山、逗闷子，充分展现了人性化。隔着硕大无比的落地玻璃窗，能看到蓝蓝的后海、绿绿的香港郊区。我们身边的产品展示柜上，摆着非洲玩偶、印地安玩偶和日本玩偶。轻纱样的阳光洒进来，满室亮堂堂的。我们这“玩偶之家”，充满了安宁、平和、优雅的气氛。
第一部分穷人暴富，心比蛇毒
下班之后，那才是鸟脱樊笼自由飞，职员们的生活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近下班还有10分钟的时候，解冻开始，大家脸上殚精竭虑的表情有所松动。老板在他的房间里，这时也没事儿干了，就背着手溜达到这边大办公室来，开开女职员的玩笑。大伙明白，这就是可以随便了。男职员就赶紧打电话约人，广东话叫做“抠女”，用现在的时髦术语说，就是“找美眉”。如果有人抠到了女，就赶紧擦皮鞋，蹭蹭几下，把皮鞋擦得能照见人。擦完了鞋，再掏出钱包来，数数人民币还剩多少张。女职员们见了，心里又不屑，又有醋意，互相挤眉弄眼地表示嘲笑。6点钟一到，大伙“轰”一声，鸟兽散了。
在大厦一楼食堂里吃罢晚饭，单身汉们便三三两两溜达回宿舍。此时的蛇口，暮色安详，俨若田园，就差没有“羊牛下来”了。
我们那时的宿舍，在“紫竹园”。就听这名儿吧，古香古色的，像不像陶渊明的故居？其实，紫竹园不过是一排高层单身宿舍楼，徒有其表，哪里有什么紫竹。现在这地方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可是当年刚盖好的时候，真还有点儿豪宅的模样。这一带，都是打工者社区。我们宿舍的对面，一栋八层大楼，就住了好几百号打工仔、打工妹。黄昏后，月上楼头，那整个八层大楼就像开了锅。洗衣服的、刷碗的、看电视的、听录音机的、打情骂俏的，各种声音，汇聚成一支宏大的叙事交响曲，直到后半夜，才能消停。
晚上单身职员一般在屋里都呆不住，有去看电影的、有逛老街的、有找老乡吹牛侃山的。跟我住一个屋的周一鸣，比较特别。他轻易不出去，下了班，就猫在屋子里专心干两件事。一是翻录磁带。他嫌买歌曲磁带太费钱，就到小店里去租，听到好的，便翻录在一张空白带上留着听，能省下不少钱。二是整理剪报。白天在办公室，凡经他过手的《文汇报》，没有不开天窗的。这家伙什么信息都搜集，比如《煲汤小窍门》、《梅艳芳出道靠什么？》、《金庸理财十三招》、《日本财阀横路敬二小史》，诸如此类。白天剪下来，晚上分门别类往软皮本上贴。他每晚做这两件事，乐此不疲。
周一鸣人比较闷，有了心事，不易宣泄。后来他倒是找到了一个途径，就是大放迈克尔·杰克逊，录音机一开，声震屋瓦。只要一听到这疯狂摇滚，不用问，准是又受了什么心理打击。我热爱迈克尔·杰克逊，就是那时候受他的熏陶。
此人是重庆人氏，农家子弟，同济电子计算机专业本科生。他有个外号叫“周崽儿”，源于他老爹每次打长途来，声音大得全公司都能听见：“崽儿，崽儿，你啷个样？好不好嘛？”这句话，每次都要问七、八遍。女职员们回回乐不可支。这周崽儿的专业，其实挺前卫的，可不知为什么，他不去搞专业，却跑到这狗屁公司来，当个销售部经理，根本就不可能做出什么业绩来。我问他，他却十分淡然：“在哪里不是干？这个公司确实是混帐，但是，人多一点阅历不也是好？”
这周崽儿，就是如此不可理喻。
后来，这小子可是发得一塌糊涂，富得我都不好意思再和他联系了，可是当年，我们确实就是从同一间陋室里一块儿起步的。人的天赋相差之悬殊，就这么令人感叹。也许，周崽儿成功的潜质，就在于他的那些与我不同的生活细节上。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对难兄难弟。我和周崽儿，下了班没处可去，窝在宿舍里，看书，发牢骚，抽烟，发呆，满屋子都是乌烟瘴气。
某日，周崽儿在欣赏他那精心制作的剪报本，重温了一遍《财阀横路敬二小史》，忽然把本子一摔，重重叹了一口气：“念书，念书，念成了个贫下中农！”
我说：“你的工资，可以了吧。”
周崽儿说：“六百五，我哪年能住上豪宅，哪年能开上宝马？”
“小子，你得慢慢来。咱们老板，还睡过荔枝公园呢。”
周崽儿愤愤道：“老板？这穷人暴富，心比蛇毒。我同济本科，他才给我六百五，上礼拜来的那个北财大的研究生妞儿，叫什么杜子美的，让他睡了一宿，就得了八百块！”
我听得怔愣，半天才反应过来：“消息准不准啊？”
周崽儿说：“你看见她今天拿了个索尼随身听吗？”
“看见啦。”
“那没八百块下不来。她一个穷研究生，刚到深圳，能舍得买索尼随身听？”
我有些感慨：“我苦干一个月才八百，她一晚上就是八百，一个月三十天，三八就是两万四。这也太悬殊了！”
周崽儿嗤了一声，笑道：“说你们文科的不会算账，你们还不服。这账哪能这么算，就是做鸡，也不能天天干。悬殊倒不至于那么悬殊，只是女人挣钱毕竟容易。”
“那怎么办，男人就没出路了么？”
“有，你想不想？想，咱俩就一块儿去做变性手术，他娘的，咱也去一宿挣八百块！”
第一部分杜子美问题上遭到不白之冤
我下意识地往床头上缩了缩，说；“行了行了，我看你是牢骚太盛，出去泡泡妞儿就好了。”
“泡什么妞儿，”周崽儿叹了一口气，“这辈子，不想泡妞儿了。”
我问他：“什么事这么伤心？”
崽儿靠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说：“女人，靠不住啊。我的女朋友，在上海谈得好好的。说好她先去美国，创造条件我再去。可是一到三藩西斯科就没了音信，估计是睡她导师被窝里去了。”
我精神不由得一振：“哦！我还以为天底下戴绿帽子的就我一个呢。这下，可找到同党了。”
“哦？你老婆也跑了？”
“跑啦。嫌我不通世事，挂靠别人去了。”
周崽儿歪歪脑袋：“你说，这年头，怎么……唉！”
我看看他，问道：“你是不是受了刺激才来的深圳啊？”
“不错，当然分配的工作也不理想。钱没有，势没有，你想，能分到什么好地方？那工作，不要了也罢，在深圳看看再说吧。”
我大不以为然：“咱们这公司，有什么干头？民营公司，就是个体户嘛，户口也进不来。说不定哪天老板抽筋儿，就炒了你。”
周崽儿蔑视地一笑：“老板？他还不敢炒咱们。没有咱们，他哪里能泡上杜子美？”
如此的谈话，每天晚上进行。
现在想来，周崽儿身上的许多优秀素质，正是我的缺欠。他精打细算，每一分钱的投入，都要考虑产出。节约是他的好习惯。为了节约，他晚上不在食堂吃饭，自己煮方便面，直吃得面孔腊黄。
我看不过去，就说他：“百万富翁不是省钱省出来的。”
周崽儿说：“胡说八道。百万富翁就是省钱省出来的。媒体想鼓动人们消费，才说‘会花钱才能挣钱’，这话你也信？”他踢了踢床下的一大纸箱方便面，“你看，这都是批发来的，一袋能省三毛。想赚我的钱？不容易。”
我只好告饶说：“行行，你是铁公鸡、威尼斯商人。行了吧？”
一个知识分子，为了改变处境，不远万里，来到蛇口这种地方，几乎是举目无亲，于是1988年的那个夏天就不免有点儿乏味。平时上班还好，毕竟有“开心两小时”，一混就过去了。单身汉，最怕过周末。看到一帮帅哥同事临下班前“蹭蹭”地擦皮鞋，心里的苦楚，简直没法儿说。尤其是像我这种戴了绿帽子的人，既恨女人水性杨花，又忍不住想给哪个春风得意的家伙戴戴绿帽子，以获得心理平衡。在办公室里，看见杜子美长发如瀑，美目巧笑，也禁不住浮想联翩，心想哪天不妨可以约她去喝咖啡。不料，回到宿舍，周崽儿立刻给了我一个警告：“你要小心，上班不要跟杜子美多说话。”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啦？”
“老板已经很不高兴了，昨天向我下达了监控任务。”
“监控什么？”
“监控你啊。”
我眼珠差点儿没惊得掉出来：“什么？他又没娶了杜子美。”
周崽儿好心地劝道：“算啦，人在屋檐下，你就忍忍吧。哪里抠不到女，干嘛在老虎嘴里抢食吃？”
我越发觉得这事情说不清了，只好说：“好好，我不跟她说话。不过，怎么你跟她说话就没事儿呢？”
周崽儿嘿嘿一笑：“我没关系。我比她矮五公分，老板不在乎。”
“还有这种逻辑！这种人也能当老板？”我一脚踹开阳台门，走到阳台上去透气。“这年头的资本家，混蛋！他吃肉，还不让我闻味儿。”
周崽儿在我身后说：“你消消气。能让老板感到有戴绿帽子的威胁，也算你的本事了，我可是望尘莫及啊。”
在杜子美问题上遭到不白之冤，我无处宣泄，就买了一辆单车，周末一个人去逛蛇口。
蛇口这地方挺怪，仿佛小家碧玉，乍看，看不出好来。车少人稀，高楼也没几座，还没有内地一个大型国企气派。但是细一品味，味道就出来了。到处是草坪、白房子。人在棕榈树下走，如同仙人画中游。宁静，自足，是这个卫星小城内在的基调。那时候，蛇口还很新，房子上刷着浅色涂料，童话世界一般。年轻人又多，都是帅哥靓妹。上街一走，你会觉得：世界很年轻，你自己也很年轻。尤其是三洋电机公司，清一色是靓妹子打工，一放工，满街自行车滴铃铃一片，秀色如潮而来，看得我基本上忘掉了杜子美。
第一部分这叫‘鸟笼政策’
在蛇口这个打工世界里，我的同学张怀民，是打工者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当年悄然南下，谁都不知道他的行踪。到蛇口两年后，把知识分子这张皮，彻底抛到了太平洋中，在商界扶摇直上，先于全国人民十七年就奔了小康。有了价值连城的深圳户口，住进了“碧涛园”。他的房子，当年就算是豪宅了，宽大得可以在客厅里跳华尔兹。
我到公司上班后，搬到了宿舍，适应了一个星期后，就抽空去怀民家坐了坐。这一次怀民的太太带着孩子从内地回来了。怀民的太太——行了，我就别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