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高度重视，而改变社会舆论的封建性质则是鲁迅致力的主要目标之一。
我们看到，鲁迅在《呐喊》和《彷徨》里，反复表现着封建等级观念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着力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极端残酷性、虚伪性和陈腐性，对社会群众的保守、守旧、狭隘、反对变革的传统习惯心理也有深入细致的表现。
（录自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先驱者的形象》，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李欧梵论《狂人日记》与《野草》
要认识鲁迅将“独异个人”与“庸众”并置的这一原型形态，必须上溯到他1907年的一些著作。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歌颂了一批西方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以孤独的个人的身份，与社会上的陈腐庸俗作斗争，并在这斗争中证明自己的声音是形成历史的先觉的声音。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提出要以反“物质”和“众数”来推动“文化偏至”的钟摆，那些推动者也正是少数孤独的“精神界之战士”。这些文章的中心主题是强调这些独异个人的预兆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反对旧习的知识的力量。其中闪耀着鲁迅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它给西方历史的这一方面投上了积极的光彩。鲁迅相信他所说的这些独异的个人有力量把历史拉向自己方面，并且事实上已经胜利地改变了历史的行程。或许鲁迅自己也想效法这些人，通过文学活动让中国读者听到与拜伦、雪莱、普希金、裴多斐等人相似的声音，引起改革的思想。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鲁迅小说中“摩罗诗人”们的第一个直接后代。但是故事讲述的方式却使我们难于肯定这位叛逆者和“精神界之战士”的思想见解可能被他的听众所接受，因为在小说中它是只被视为精神病人的狂乱呓语的。“狂人”的见解越是卓越超群，在别人的眼中便越是显得狂乱，他从而也越是遭到冷遇并被迫害所包围。因此，“狂人”批判意识的才能，并不能使自己真正从吃人主义的庸众掌握中解放出来，相反，只是使他在明白了自己也曾参加吃人、现在又将轮到自己被吃以后而更加痛苦。这篇小说的外在的意义是思想必须启蒙，但结论却是悲剧性的。这结论就是：个人越是清醒，他的行动和言论越是会受限制，他也越是不能对庸众施加影响来改变他们的思想。事实上，“狂人”的清醒反而成了对他存在的诅咒，注定他要处于一种被疏远的状态中，被那些他想转变其思想的人们所拒绝。
这篇小说主要的篇幅是“狂人”的日记，但前面还有一则引言，说明这位“狂人”现在已经治愈了他的狂病并且赴某地“候补”去了。这就说明他已经回到了“正常”状态，也已经失去了原来那种独特的思想家的清醒。引言中既由暗含的作者提供了这种“团圆结局”，事实上也就指出了另一个暗含的主题，即“失败”。“日记”的最后一句“救救孩子”是试图走出这个死胡同的一条路，但是这一呼吁是由病中的“狂人”发出的，现在这人既已治愈，就连这句话的力量也减弱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反讽。小说的真正结尾其实并不是“救救孩子”，而在那后面的向读者表示不完全之意的几个虚点——“……”。
《野草》是鲁迅创作中一个独特的集子。其中的二十三篇散文诗不但是鲁迅最具灵感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具一格的一种体裁。鲁迅自己也非常珍爱这些篇章，称之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卷4，第356页），是由他的黯淡的情绪和受苦的感情所组成的潜意识超现实世界的文学结晶。这样一种试验性的力作，他在晚年已不能再做，后来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国现代作家能做到这样。已故夏济安教授认为这个集子中的大多数内容是：“萌芽中的真正的诗：浸透着强烈的情感力度的形象，幽暗的闪光和奇异的线条时而流动时而停顿，正像熔化的金属尚未找到一个模子。”鲁迅对形式试验和心理剖析的两种冲动的结合，形成了象征主义艺术的一次巨大的收获。
这个集子的形式和感情的独特同鲁迅写作时的个人心情是有关系的。从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是鲁迅一生中相当痛苦的时期。这时，“五四”运动的高潮已经低落，他已失去了许多早期写作特色的战斗精神。在主持《新青年》的人们分裂以后，他把自己描写为一个在旧战场上徘徊的余零的兵卒，将当时出的第二个小说集题名为“彷徨”，又将当时的两个杂文集题名为“华盖”。这些表明，鲁迅又一次陷于抑郁之中。
和周作人的失和以至决裂可能也是鲁迅这段时间情绪不好的原因之一。在鲁迅本人的日记以及许寿裳、许广平的回忆录中，都可以看到这件事对鲁迅情绪的影响。可以说，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这件事发生在1923年8月，从9月起他就大病一场，延续了三十九天。为此，他于翌年5月搬出与周作人同住的家，移居西三条胡同。《野草》的大多数篇章就是在那里写的。
这一时期发生的女师大事件也对鲁迅的情绪有所影响。这是鲁迅首次卷入学生的政治活动，当时的斗争深深扰乱了他。8月份他被教育部解聘。据说1925年整个夏天他都喝酒抽烟很多。《野草》中最灰暗的那些篇章就是这段时间写的。当然他在这一事件中同时也得到了来自许广平的安慰，她是学生领袖之一，后来与鲁迅结合同居。1926年1月以后，女师大重新开学，他在教育部的职位也恢复了，他的情绪似有好转。写于1925年12月至1926年4月的那些篇章就表现了较少的内省情绪和较多的战斗思想。按照大多数左翼研究者的看法，鲁迅此时已经解决了精神上的“虚无”困境，从抑郁中解脱出来，再次成为坚强的战士。
在《野草》中极易发现三个交织着的层次：召唤的，意象的，隐喻的。鲁迅像中国古代诗人一样，很能在咏物中作召唤性的，即引起联想的描写。但他的语言却很少是直接的，词语往往是由奇异的形象组成，整篇的语境有时也可从超现实的隐喻的层次会意。夏济安曾观察到鲁迅能使白话“做到以往从来未做到过的、连文言也做不到的事”，并引用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墓碣文》为例，说明鲁迅将文言风格和现代白话结合起来产生特别适合于强调诗的幻觉梦境及其混合的时态结构的极好的视听效果。夏济安还指出在《影的告别》里，鲁迅怎样通过从文言中取来的“然而”一词的重复，达到了一种“迂缓结”的节奏。显然，这种赋予散文以某种节奏和适合于较抽象内容的哲理调子的文言词组和句法的插入，对鲁迅的风格是有所丰富的。为此目的，鲁迅甚至借用佛家语（如“三界”、“大欢喜”），并不惮于自己铸造新词（如“无地”、“无物之阵”）。这种古语奇句的运用创造了一种复杂的文学效果，是其他中国现代作家极少达到的。两篇《复仇》也是鲁迅语言奇巧的例证。第一篇里呈现出视觉的复杂（特别是开始一段关于人的血与肉的浓重的描写），第二篇则偏于听觉，似乎是某种迷人的宗教布道。总之，凭着那种新奇的意象组成的既是潜藏的又是揭示着的语言，《野草》确已达到真正的现代“非通俗化”的效果。当时中国的文学作品大都是限于现实主义，这个集子却放射着独特的意味。从这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野草》比鲁迅那两个小说集竟是“非典型”的。
前已指出，鲁迅将具体形象转为抽象的隐喻的艺术手法是很复杂的。阿伯在他论《野草》的一篇文章中曾归纳其主要的结构原则包含着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即“对称和平行”。鲁迅本人在集子完成以后的“题词”中，也将集子内容概括为以下一些成对的形象和观念：空虚和充实，沉默和开口，生长和朽腐，生和死，明和暗，过去和未来，希望和失望。这些都是被置于互相作用、互相补充和对照的永恒的环链里：朽腐促进生长，但生长又造成朽腐；死肯定了生，但生也走向死；充实让位于空虚，但空虚也会变成充实。这就是鲁迅的矛盾的逻辑，他还给这逻辑补充上、染上感情色彩的另一些成对的形象，爱与憎，友与仇，大欢喜与痛苦，静与放纵。诗人似乎是在对这些观念的重复使用中织成了一幅只有他自己能捉住的多层次的严密的网。就这样，他的多种冲突着的两极建立起一个不可能逻辑地解决的悖论的漩涡。这是希望与失望之间的一种心理的绝境，隐喻地反照出鲁迅在他生命的这一关键时刻的内心情绪。
上述几个例子说明，鲁迅的有意识的对警语式语言的运用，连同他的喜剧的形象和宗教的涵义，或许是要实现尼采似的目的：如查拉图斯特拉那样，诗人在散文诗里自引宣扬和发布那些并不求读者理解的东西。在这意义上，《野草》是精英的文本，因为它的意义是高于常人的理解之上的。再者，形式本身的独创性——任何“五四”作家对此都不可企及——也有一种根本的神秘的姿态，既掩蔽着作者的真实意向，也要求读者努力去破译。因此，阅读过程本身也是对它的本意的不断求索。
我将这些诗篇中各种相类的形象排列成序，以求重建诗人叙述的寓意，其结果是如下的一个“故事”：诗人的内心自我，陷在一系列难于解决的矛盾的绝路上，开始进行一种荒诞的对意义的求索。他认识到，在他长久求索的终点，并无什么至高的目的，只有死。当他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框架中寻求确定存在的意义时，发现“现在”也并无其他重大意义，只是一个不断的时间之流，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诗人痛苦的情绪，可视为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的不断的挣扎。当他到达最黑暗的底层时，他在每一极找到的都是虚空；就在这最虚无的时刻，他决定依靠着从身内看向身外，依靠着确定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走出这绝境。
但是在这关系中又有另一种矛盾。在独异个人与庸众的相对中，前者的行动除非和后者相关便没有意义，而后者并不了解他的意图。于是出现了奇怪的“复仇”逻辑。这是一种爱与恨、轻蔑与怜悯之间的紧张的矛盾，惟一的解决办法是牺牲：独异个人只能成为某种“烈士”，对庸众实行“复仇”，或是拒绝他们以观赏自己的牺牲而取得虐待狂的快感；或者作为一个固执的战士，对庸众进行无休止的战斗直至死亡。不管他选择的是战斗还是沉默，孤独者总要为那迫害他的庸众而死。
（录自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1999年版）
▲分析鲁迅创作中“反抗绝望”的哲学意蕴
《在酒楼上》包含了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即“我”与吕纬甫。吕纬甫的故事本身表现的现代知识者的颓唐与自责已由许多评论加以阐发。然而，这个独白性的故事被置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过程，却表达了对故乡与往事的失落感，并由此生发出较故事本身的意义更为复杂的精神主题。第一人称叙述者显然是在落寞的心境中想从“过去”寻得几许安慰与希望，因此他对故乡“毫不以深冬为意”的斗雪老梅与“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的山茶怀着异样的敏感。然而，吕纬甫和他的故事却一步步地从他心头抹去从“过去”觅得“希望”的想头；他的“怀旧”的心意很自然地使得叙述过程不断地呈现“期望”与“现实”的背逆造成的“惊异”，显露出叙述者追寻希望的隐秘心理所形成的独有的敏感，他从一开始便从外形到精神状态感受吕纬甫的巨大变化，但仍然从他顾盼废园的眼光中寻找“过去”的神采。从吕纬甫的叙述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叙述者在听了迁葬故事后对吕纬甫的责怪的目光，而这目光恰恰又激起了主人公对“过去”的追忆：“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的时候”；这种追忆甚至引起了他的自责。于是“看你的目光，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叙述者从吕纬甫对“过去”的追忆与自责中终于觉得了一丝希望，而他对阿顺的美好感情似乎鼓励叙述者的这种心意；当吕纬甫叙述到他四处搜寻剪绒花时，小说插入“我”对从雪中伸直的山茶树的生机勃勃与血红的花的观察，虽然回应了小说开头对“故乡”景色的主观情感，然而，吕纬甫终究逃不脱他所说的蝇子或蜂子式圆圈，在“模模糊糊”的境地中“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我”仍不甘心，“那么，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吕纬甫答道：
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
至此，叙述者对“故乡”与“过去”的追寻（实际上也是对生命意义或希望的追寻）彻底地陷于“绝望”与“虚无”之中。如果小说在叙事方式上是独白性的，小说的结论必然也就是吕纬甫的“圈”本身的悲观意义；然而《在酒楼上》却在独白之外保持了一个从特定距离思考这段独白故事的外部叙述者，小说的结论便转向为对绝望之“圈”的思考性态度，这便提供了作者表述自己的人生哲学的可能：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那种带有梦寻意味的山茶老梅已不复存在，“我”面临的是凛冽暗冥的罗网，恰在这种绝望的境地里重又回荡起《过客》的“走”的主题，正像“过客”告别“老翁”一样，“我”独自远行，向着黄昏与积雪的罗网，对“过去”的追忆与对“未来”的思考转化为“反抗绝望”的生命形式：“走！”
“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并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探讨，而且同时体现为对普遍存在的人生状态的观察与思索。“绝望”不只是对个体而言，而且包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的生活内容。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