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了作品内在的紧张性。在关于这些极度“焦渴”、“饥饿”的人们的描述中，中国小说美学在“疏密”、“疾徐”以至“虚实”等等方面的要求，统统被忽略了。读路翎的小说，你往往会受不了那种持续的紧张：你感到喘不过气来。持续的紧张在长篇里使人更难以忍受，但路翎正是这样写出了他的庞大的《财主底儿女们》和另一个长篇《燃烧的荒地》。这是路翎小说的节奏形式。你可以不习惯，感到压迫，但它仍然是一种节奏形式，与作品包含的心理内容、情绪特征，尤其与人物的气质、行为方式，甚至是和谐的。
再没有什么，比那些意象，比那些意象所显示的情欲，更足以表达对于“个性底积极解放”的“寻求”的了。“个性底积极解放”的渴望，表现在人物的深刻苦闷中，表现在他们冲决既有生存方式的不断挣扎、“扰动”中。当然，他有时也径直让人物喊出他们的“饥饿”，比如郭素娥。关于这个人物，胡风说过：她“是封建古国底又一种女人，肉体的饥饿不但不能从祖传的礼教良方得到麻痹，倒是产生了更强的精神的饥饿，饥饿于彻底的解放，饥饿于坚强的人性”。蒋纯祖，由于是有教养的知识者，有可能把他的“焦渴”，更明确地表达出来：“……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的吧，……”
他的全部作品（而不是个别人物），都给人以强烈地“追求”的印象：痛苦的，辗转不安的，但目标还待明确的“追求”。他的小说内在的“紧张感”也来自这里。这种总体倾向使他的创造物缺乏平衡、和谐。处处可以听到不谐和音，处处可以发现未经调匀的色彩。你惋惜地想到，这破坏了他的作品艺术上的完整，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正是在这种“不平衡”中，蕴蓄着一种力量（虽然你也同样难以确切地指出它来）。这种力量“扰动”着你，使你不安，使你情不自禁地要沿着作者的思路作进一步的追索。
——这就是那个执拗地追求、却终于未达“终点”的路翎，是那个未完成、未及完成的路翎。幸呢，抑是不幸？要知道，没有路翎式的追求，固然没有路翎；而没有这种“未达终点”和“未及完成”，也就没有了路翎。
在路翎的小说里，情节的戏剧性，往往让位给情绪的戏剧性，——如狂涛大浪，骤起骤落，过程中充满着的，是感情的无穷转折（而且转得那样“陡”）与连续爆发。故事也许可以概括在三言两语中，情绪却极尽曲折；表现形态常出人意表，却又真实得可怕。这“情绪”不只凶猛狂暴，而且像是有“重量感”。它狂放而又沉重，挟着一股力向你袭来。即使儿女私情，在路翎的天平上，也仿佛比在别人那里分量更重。因而李健吾先生这样论到路翎，“吸人的是他的热情，不是他的理论”。你在这种“热情”，这种情绪的狂澜中“感觉着”作者，一个对生活、对人生认真到近于迂执的作者。他的人物说：“我懂得了生活，生活是一个严重的东西……”（《青春的祝福·何绍德被捕了》）他的另一个人物叹息着：“一件严肃的事，生活……”路翎和路翎小说人物的狂热，正出于对生活极端的严肃、郑重。当一个人以“生活”为“严肃的事”，表现出异乎常人的认真时，痛苦之于他，是不可免的。“狂热”是对于重压的情绪上的反拨，是“痛苦”的非常态的宣泄。
还有必要顺带谈谈他的小说语言。这语言是“不透明”的，重浊的，常常被种种“附加成分”弄得累赘不堪的。但你得承认，他的文字喷发着一种热辣辣的气息。这个“力”的崇拜者，英雄性格的颂扬者，力图在他的每个修饰语中都注入“力”。这些修饰语强调着“浓度”、“力度”，极力加强着“特征”的分量。这样的描写有时使人感到无可形容的压迫。似乎整个空气都沉甸甸地向人物也向读者压过来。这儿可没有圆熟的文字技巧，决不足作为初学写作者的范本。但这是路翎为自己的意象、为表现自己人物的情欲和作者的个人激情而选择的语言，创造的表达方式。目的与手段间的“和谐”与“距离”，在这里也都存在。
（录自赵园：《路翎小说的形象与美感》，《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论张爱玲
在初版《传奇》上，有一段张爱玲的卷首题词：“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她所说的“普通人”大多是生活在上海弄堂的各类市民，她有好几篇小说写香港，仍多是“上海人在香港”。她的题材几乎全是他们的婚恋生活、两性关系。因而依照古代传奇的分类，可以归入“言情类”。如唐传奇的“言情类”有《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我们亦可称《金锁记》为《曹七巧传》，《倾城之恋》为《白流苏传》。正如有人所说，张爱玲的出现，开了我国言情小说的新生面。《金锁记》写的是麻油店女子曹七巧嫁给富户姜家残废的二儿子，以青春为代价分到一小部分家产。自从有了这“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她赶走了自己曾经爱过的老三季泽，狠心地破坏子女的婚姻幸福，自己没有得到的也绝不让他们得到。金钱的腐蚀使她丧尽母性、妻性，心理变态，成了可怕的畸形人。七巧只是张爱玲塑造得最完整的形象，她笔下男男女女的婚恋，也同样都以金钱为支点。如果没有明显的财产追求的目的，也一定受着某种利害关系的支配。
除了七巧等个别人物，张爱玲笔下的婚姻已非包办式的，即便由亲友拉纤引线，当事人自己还是有决定权的。然而从她描绘的一个个故事中，看不到现代自由恋爱的天真、纯情，甚至连封建时代后花园私订终身式的浪漫气息也没有。不妨说市民阶层是最缺少激情、缺少诗意的。他们从客厅转到卧室，从卧室转到厨房，在那平庸而又平淡的生活状态中，也许婚恋还比较能撞出些感情的火花，然而又是多么微弱、暗淡。张爱玲选择了这样的角度，从无情的言情中，直切了下去，切入市民阶层的五脏六腑，切到人性的至深至痛的部位上了。
张爱玲的人物最值得注意和称道的，还是女性形象。首先当然是曹七巧，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厚实的市民形象。她本来就是小市民，类似鲁迅《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如果不嫁到姜家，她充其量也只是个“麻油西施”。可惜没落的姜家无法把她提升为贵族，她以卑贱之身要在姜家立足，不能不拼死挣扎，而赖以抗争的本领，就是她的市民性。这里表现了市民阶层特有的生命力和破坏性，直搅得姜家天昏地黑，断子绝孙。这生命力的来源就是世俗的物欲、情欲，而她的破坏性则源于市民阶层的盲动性，因为他们目光短浅，缺少理想和教养，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因而他们生命力越是发挥得淋漓，市民性的丑陋一面，也越表现得尽致。
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首先要欣赏她那工笔细描的写实手法，她的描绘以细腻、逼真见长，颇得《红楼梦》的神韵。例如她对人物服饰的精细勾画，被人称为《红楼梦》之后没有第二人。对塑造人物来说，她对房屋建筑、居室装饰摆设的描写，艺术上作用比写服饰更大。
小说艺术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语言上的创造。上述对人物内外两个方面的细腻描绘，当然也颇见语言上的功力，这方面明显受旧小说影响，但多有助于人物的描写，又使小说风格显得通俗、平易。而真能表现作家才华的，是那连珠般的妙喻。她的一些奇崛而又极贴切的形容、比喻，堪称经典性的，从中表现出的奇妙高超的想象力，令人惊异，令人叹服。人们会像反复地欣赏名画、名曲那样，多遍地诵读她的小说，且百读不厌，就是为了欣赏那语言的美，从中得到一种艺术上的享受。有人还专门摘录这类妙喻、警句，编成“妙语金句”供人赏玩。读者从本书中任何一篇作品，都可以发现这样的例子，不必在此摘引了。
与奇譬妙喻相关联的，就是意象的繁富。一些用得好的比喻，往往超越形象自身而产生一种象征性的效果，使那用以比喻的形象变得意味无穷，也给作品增添了抒情性。例如用“笼中鸟”来形容被关闭在家庭中的弱者，已成俗套。张爱玲出人意表地用“屏风上的鸟”来形容，自是高人一筹。在《茉莉香片》中写聂传庆的母亲嫁到聂家后，“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接着又用它来形容在家庭管束、虐待下成了精神残废者的传庆。跟具体的故事情节一联系，这“屏风上的鸟”就不仅是对聂家母子的比喻，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成了某种生存境遇和思想性格的象征，还包孕着作者主观的见识与情感的因素，那么浓郁、强烈。
本来张爱玲的小说以工笔细描的写实为其特长，但那些巧妙的意象的营造，使她的作品又多了些写意的色彩，而这是不露痕迹地、自然地融化在写实之中，二者相得益彰。又由此形成浓艳、繁复、典雅的风格，带着珠光宝气的贵族相，却能够和通俗、显露、平易的文字水乳交融着。写实与写意、叙述与抒情、高雅与通俗，经了张爱玲的艺术化合，亲密无间地统一在她的作品里了。
张爱玲的艺术并非十全十美。有人批评她的旧小说格调，这并不重要，正如不必过多地指责欧化形式一样。但如果损害生活的反映，那就是缺点。读张爱玲的小说，会感到许多人物都善于言辞，伶牙俐齿的。而他们的语言，风格颇相似，都有点旧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的意味。像《第一炉香》里的睨儿，这是个颇为生动的形象，但似曾相识，太像大观园里的丫环，难道现代香港富家的女佣也是这样的？她开口闭口“姑娘”、“姑娘”，现代粤语（或吴语）对小姐是这样称呼的吗？这让人怀疑作家写着写着，已不知不觉进了大观园，忘了自己是写香港。书画市场上有一些假冒名家之作的赝品，我们猜想张爱玲如果冒充曹雪芹来写一部小说，会不会也有以假乱真之力。这样的假想当然很抬举了张爱玲。平心静气地说，她在艺术创造上贡献是很大的，将来的人也许对市民生活不再有兴趣，但仍会爱读张爱玲的小说，因为她那语言艺术上的创造，是有永恒价值的。当然在盛赞她的艺术才华的同时，也会为她惋惜，生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以她的才华，应该有更大的贡献，不应该只有现在这样的成绩。此中的缘由，也值得深思。
（录自黄修己：为市民画像的高等画师，《张爱玲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年版）
▲夏志清论张爱玲
《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谨严。《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看来，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
《金锁记》的上半部，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从前面引的几段可以看出来），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的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
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的生命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一个出身不高的女子，尽管她自己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
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力量。
（摘自〔美〕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
▲夏志清论钱锺书
《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和牵涉众多人物而结构松懈的《儒林外史》有别，《围城》称得上是“浪荡汉”（Picaresque hero）的喜剧旅程录。善良但不实际的主人公从外国回来，在战争首年留在上海，长途跋涉跑入内地后再转回上海。途中他遇上各式各样的傻瓜、骗徒及伪君子，但他不似汤姆·琼斯（Tom Jones）那样胜利地渡过灾难，作为美德战胜邪恶的证明。反之，他变成失望及失败的人。事实上他在书中很早就失去他苏菲亚·华斯顿（Sephia Western）式的好女子。后来他和另一女子结合，而她只带给他更形孤立的感觉。
（孙柔嘉）无疑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最细致的一个女性造像。柔嘉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刚上场她看来羞缩沉默，日子久后就露出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这是中国妇女为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培养出来的特性。鸿渐起初并未注意柔嘉，但赵辛楣冷眼旁观，却清楚看出她正在布下天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