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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评价“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问题，“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方案，评价“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其实也就是理解《讲话》的基本内容及其逻辑结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利用解放区特殊的历史环境，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需要出发，对“群众”的具体内涵做了明确规定，解决了新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转化成了作家“思想改造”的具体实践，从而既满足了统一思想的需要，又解决了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最后，《讲话》又根据确立“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需要，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角度，对文艺的功能等问题做了新的阐释。评价“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要注意抓住毛泽东始终从政治革命的需要出发这个特殊的立足点来理解其历史内涵和得失。有关内容见《三十年》第二十一章第二节和“评论节录”中胡乔木的论述。
（4）试评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说”。
此题偏重知识性的掌握，但进一步深入发挥的空间较大，有较大难度，适合高年级学生与研究生。在基本知识要求这个层次上，本题首先应该指出“主观战斗精神说”是胡风针对文学创作中的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提出的理论命题，意在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立足点是创作过程。其次，应说明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具体含义。第三，简要说明胡风围绕着“主观战斗精神”这个核心命题提出的“到处有生活”说、人民群众的“精神奴役创伤”说、新文学传统的“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等三个理论支点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参见《三十年》第二十一章第二节。
在此基础上，说明“主观战斗精神”说及其三个理论支点具体针对的是什么现象，进而在更大的历史范围内深入理解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意义，思考胡风所受到的批判及其当代遭遇。这方面的内容，属于拓展思考的范围，除参看《三十年》第二十一章第三节外，还需要整合教材第九章第二节，尤其是叙述“左联”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把握的曲折过程的内容，以及当代文学的有关内容。当代部分的内容，可参看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五章。
（5）比较胡风文艺理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的差异。
本题为拓展型思考题，涉及的知识面广，对理论综合能力的要求较高，适合高年级学生与研究生。可以从胡风的“到处有生活”说、人民群众“精神奴役创伤”说等具体的理论命题与《讲话》对工农兵文艺题材的规定和改造作家思想的要求等具体理论命题入手，比较两者的异同，进而从胡风理论的立足点是文学创作过程，《讲话》的立足点是中国革命的政治需要这个不同的出发点，以及胡风理论针对的是国统区文学，《讲话》针对的是解放区文学等理论框架和现实语境的不同出发来解释差异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胡风文艺理论在四五十年代受到的批判以及胡风的当代命运等问题。除“评论节录”部分的有关材料外，可参考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五章、王丽丽的《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书。也可以根据温儒敏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十九章第七节介绍的研究状况，寻找参考论著。
【必读作品与文献】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 风：《论现实主义的路》
【评论节录】
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
温儒敏：《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批评体系》
支克坚：《胡风论》
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胡乔木谈《讲话》
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录自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出版）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及相关的理论
胡风在不同的场合对“主观战斗精神”有不同角度的论述，其核心含义是强调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包括观察体验及反映生活的全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方面的能动作用。
胡风把“主观战斗精神”解释为现实主义创作的态度或胸怀，并力图从五四新文学与鲁迅那里取得理论的支撑。他引申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倡的“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的口号，认为“‘为人生’，一方面须得有‘为’人生的真诚的心愿，另一方面须得有对于被‘为’的人生的深入的认识，所‘采’者，所‘揭发’者，须得是人生的真实，那‘采’者‘揭发’者本人就要有痛痒相关地感受得到‘病态社会’底‘病态’和‘不幸的人们’底‘不幸’的胸怀。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
胡风也讲主客观的结合和统一，但这里强调的是“主观精神”，认为现实主义的关键在于对现实有主动的人生姿态，包含“痛痒相关的感受”的“胸怀”。他是从要求主动而且真诚地“感受”生活这一角度去理解和阐发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这样，胡风就把“主观精神”的内涵归结为作家个人的素质、事业心和人格等方面因素。他对“主观精神”更明确的解释是“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
胡风所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首先可以理解为作家的人格素质的要求，包括面对现实生活的主动真诚的姿态。在下文评述其理论产生的背景时还将看到，胡风既反感那种脱离社会与时代的“名士才情”文学，对局限于形象地解说现成革命理论，而缺少作家情思与独创性的作品也表示不满，他要求继承与发扬鲁迅“为人生”和“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焕发作家的真诚与责任感，让作家都努力成为对现实人生有“真知灼见”而又对文学事业有献身精神的“战士”。
胡风注重从创作规律本身，特别是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主观精神”的重要性，这也是一个特色，起码在当年左翼的、革命的文学理论家中还较少顾及这一课题。胡风在这一点上也形成了理论个性。他把自己全部文学理论的重心，放到研究从生活到作品的“中介”方面，特别是作者的主体因素在创作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虽然胡风基本上是一位“反映论”者，始终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他比同时代其它任何文论家都更关注创作过程复杂的主体活动，他坚持的是能动的反映论，反对把创作过程说成是被动的机械的“反映”。在三四十年代，左倾机械论的影响使许多人都相信作家的头脑就是反映生活的“镜子”、传达思想的“容器”，或者是宣传某种观念的“留声机”，胡风却提出作家的头脑应当是一座“熔炉”。也许我们抓住“熔炉”这个提法，就可以找到研究胡风理论的切入口。
1935年胡风在《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中第一次用“熔炉”来比喻创作过程作家“孕育”题材的活动。胡风说：“作家应当好好地孕育他的题材”，“不要看到了一点事情就写，有了一点感想就写，应当先把这些放进你的熔炉里面。”胡风的意思是作家应该写自己受了感动的、消化了的、有深知的东西，因为“真正的艺术上的认识境界只有认识底主体（作者自己）用整个精神活动和对象物发生交涉的时候才能够达到”。这个交涉的过程，就像“熔炉”中的熔铸，其中主体对客体（包括题材）的选择、渗透形成互相交融的类似化学上的化合反应。胡风后来还用过诸如“燃烧”、“沸腾”、“化合”、“交融”、“纠合”等比喻，来说明创作中作家头脑所起的“熔炉”作用。这些比喻都有意突出“主观精神”的热烈、饱满与主动，而客观的东西正是通过“主观精神”极为活跃的“熔炉”般的熔铸，才晶结为作品的内容。
胡风还具体探讨了创造形象过程中作家的想象、直观等属于“主体”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完成现实性与虚构性的“纠合”的。他认为“作家底想象或直观在现实的材料里面发现出普通人眼看不见的东西，给以加工、发展，使他的形象取得某种凸出的鲜明的面貌。在这里就有了作家底主观活动，作家底对于现实材料的批判，在这里就出现了作品底对于时代精神的反映”。他还说，“在创作活动底进行中，作家底思想或观念和对象间的化合作用逐渐地完成，或者被对象所加强，或者被修改。”胡风这些思索所探讨的创作“主体”与写作的“对象物”发生复杂的精神“交涉”的规律，即“熔炉”中熔铸创造的过程。
在另一篇文章里，胡风更明确地把“想象力”、“感觉力”等看做是作家必备的“才能”，也是创作“熔铸”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条件。他说：“作家底想象作用把预备好的一切生活材料熔合到主观的洪炉里面，把作家自己底看法，欲求，理想，浸透在这些材料里面。想象力使各种情操力量自由地沸腾起来，由这个作用把各种各样的生活印象统一，综合，引申，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有脉络的体系，一个跳跃着各种情景和人物的小天地。”
看来胡风在探讨创作心理活动过程时，是格外关注想象、直观、感觉等主观因素的，他一般很少讲思想、观念对创作的指导作用。在他看来，思想、观念不应是创作过程中外加的，而应该原本就是作家生活经验的结果，并作为决定作家精神面貌的一种生活欲求而存在。胡风并没有否定正确的思想、观念对于创作的指导，但他在探讨创作精神活动时，特别注意作家的情感、想象、直观等因素，他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显然包括这些因素，并由此考察作家不同的个性和感性色彩。这也是胡风区别于同时代其它批评家的一个理论特征。
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主要是从创作论的角度重视研究和发挥作家的主体性，同时也是为了强化作家的使命意识，丝毫不意味着脱离客观现实，也并不必简单地如过去有些批判者所做过的那样，给他扣上“唯心论”与“个人主义”的帽子。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说其实有很实际的时代内涵，那就是纠正二三十年代形成的文学上的庸俗社会学与机械论等左的影响以及贵族化的文学倾向，恢复五四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振发革命文学的活力。具体来讲，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是左右开弓，既反对“性灵主义”，又反对“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胡风的理论很个性化，也很放得开思路，但他并非那种为了构设体系而大摆理论架势，甚至以理论自显自误的“理论家”，他所提出的理论命题都是有现实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是他对文学发展历史与现状思考的结果。
不过，也要指出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说为基点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有偏执和不完善的。他强调“体验”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且格外注重想象、直观、感觉等主观因素，虽然并不排斥思想、观念对创作的指导，但也未能充分说明创作中的理性思维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他有时已将“体验”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并与理性思维对立起来。这样来解释创作论起码是不全面的。但是由于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于创作过程的具体研究还很薄弱，胡风这种并不全面的探讨又有其特殊的价值。
（录自温儒敏：《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批评体系》，《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政治的现实主义还是艺术的现实主义
在中国现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摆到文艺面前，使得文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对它回避。面对中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文艺同政治的联系，肯定了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肯定了文艺在历史的进程中必须同革命的政治持相同的方向，起它应起的作用，这些也都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和文艺的基本观点相一致。这样，在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导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就同时出现了两个基本的命题：一个是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一个是关于文艺的创作方法的。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这两个命题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在于，由于国际、国内历史环境的原因（这是主要的），以及革命文艺运动指导者主观的原因（这也是重要的），两个基本命题都被绝对化了：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是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在创作方法上，则必须是现实主义，独尊现实主义。不仅如此，这两个命题互相之间也失去了平等：后者必须从属于前者，即现实主义必须从属于政治。至此，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