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文学变革（如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这次文学革命是彻底、全面而深层次的变革，而并非传统体系中的局部调整。以上可以参考附录中王瑶的《论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关于意义，可以参考附录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要点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但要注意扣住文学革命的含义及其影响来谈。也可以从文学“现代化”的角度立论，然后从文学观念、内容以及语言形式变革这三个方面，论述其对传统文学的革新与超越，对新文化运动的配合，对时代变迁的适应，肯定其开启文学现代化的贡献。
（3）概述“五四”前后外国文学思潮的进入和文学社团兴起的情况。
此题偏重知识性，要注意对“五四”历史氛围的感受和概括。对“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几乎同时涌入的状况应有轮廓性了解，可关注一些影响较大的翻译活动，包括《新青年》等刊物的译载所引起的讨论热潮，也可以以进化论、人道主义等几种理论的译介及影响为中心，论述外来思潮如何引发和推进文学革命。如果更细致一点，不妨举胡适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论以及鲁迅的小说创作为例，分析外来思潮如何转化为先驱者的理论资源。附录中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有相关的论述，有助于理解当时的氛围。至于社团的兴起情况，一是要说明蜂起的原因，可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主，考察其不同的创作观念与流派特色，此外，要适当谈及新月社、语丝社、浅草社和湖畔诗社的基本情况。整个论述最好能扣着“五四”思想解放的大环境。附录中茅盾和郑伯奇的两篇文摘提供了相关材料。
（4）如何评价文学革命时期胡适与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与理论？
主要参考《三十年》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一般要求集中分析胡适的“白话文学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易卜生主义”，以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口号，对这些理论的基本内涵应有较明确的了解，同时对其如何应时而生，又如何适合“五四”个性解放潮流、推进文学革命，有客观的评价，肯定其贡献。更高的要求，是在上述论说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考察当时一两种理论形成的机制及其影响。比如对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理路的分析，以及对周作人为何从“人的文学”转向“自己的园地”的分析，都有很多发挥的空间，甚至还可以联系现实，回应某些对“五四”批评与苛求的观点，以此展示思考的力度。
（5）近年来学术界在对“五四”传统的反思中，有一种偏重批评“五四”“激进主义”的声音，对此你是否有所关注？能否谈谈你的看法？
这是新加的拓展思考题，理论性和综合性较强，有较大难度，适合高年级或者研究生。可参考温儒敏等著《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要》第十章第二节以及第十二章第五节，依照其中研究状况介绍及索引，找相关论文来读，以了解研究界的不同观点。对“激进主义”的评议，应注意调动课程学习中积累的相关知识，尽量回到“五四”的历史语境，采用比较客观的态度。对“现代性”研究中出现的任意颠覆经典的立场，须保持必要的警惕，防止又一种偏激与片面。
（6）简述晚清文学思潮，并论述其与“五四”时期文学运动的历史联系。
本论题难度较大，要求对晚清文学有所了解，并能把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联结在一起，寻找其历史关联，以此理清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学脉络。适合研究生或高年级学生。最好能回应“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王德威），在论说历史联系时，也要注意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区别。要点包括：1．晚清的“三界革命”与“五四”文学运动。“诗界革命”的作诗如说话，“文界革命”对桐城派古文的批判，“小说界革命”对小说的政治文化功能的提高，都被“五四”继承和发扬。2．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文学运动。其中包括对白话文的倡导、大量白话报纸的涌现，以及大量白话小说的出现，都为“五四”提倡白话文学提供了社会、文学基础。3．晚清翻译的兴盛与“五四”文学运动。以严复《天演论》、林纾《茶花女》为代表的晚清翻译风潮，为“五四”全面引进西方科学与文艺理论首开先河。4．在晚清思潮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后来成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坚力量。5．晚清文学思潮只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仍是传统文化自身的内部调节，它虽然为“五四”准备了条件，但真正全面的文学、文化变革还是出现在“五四”（可参阅《三十年》第一章第一节，以及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3·胡适文存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欧阳哲生编）。
【必读作品与文献】
胡 适：《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周作人：《人的文学》
胡 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林 纾：《致蔡鹤卿太史书》
蔡元培：《答林琴南书》、《文学研究会宣言》
沈雁冰：《文学与人生》
成仿吾：《新文学的使命》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
【评论节录】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胡 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茅 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王 瑶：《论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毛泽东论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录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胡适谈文学革命发生的原因
我在《逼上梁山》一篇自述里，很忠实地记载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曾说：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科学与人生观序》）
独秀这番议论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立场说的。我的《逼上梁山》一篇，虽然不是答复他的，至少可以说明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了的。即如一千一百年前的临济和尚德山和尚的徒弟们，在他们的禅林里听讲，忽然不用古文，而用一种生辣痛快的白话文来记载他们老师的生辣痛快的说话，就开创了白话散文的“语录体”。这件史实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相干！白话文产生了无数的文学杰作之后，忽然出了一个李梦阳，又出了一个何景明，他们提倡文学复古，散文回到秦汉，诗回到盛唐，居然也可以哄动一世，成为风气。后来出了公安袁氏兄弟三人，大骂何李的复古运动，主张一种抒写性情的新文学，他们也可以哄动一时，成为风气。后来方苞姚鼐曾国藩诸人出来，奠定桐城派古文的权威，也一样的哄动一时，成为风气。这些史实，难道都和产业的发达不发达，人口的集中不集中，有什么因果的关系！文学史上的变迁，“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用袁宏道的话），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
中国白话文学的运动当然不完全是我们几个人闹出来的，因为这里的因子是很复杂的。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些最重要的因子：第一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若不靠这一千年的白话文学作品把白话写定了，白话文学的提倡必定和提倡拼音文字一样的困难，决不能几年之内风行全国。第二是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渐渐的把一种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了全国的绝大部分：从满洲里直到云南，从河套直到桂林，从丹阳直到川边，全是官话区域。若没有这一大块地盘的人民全说官话，我们的“国语”问题就无从下手了。第三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了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这些都是超越个人的根本因素，都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操纵的，也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一个公式可以包括的。
此外，还有几十年的政治的原因。第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八股废了，试帖诗废了，策论又跟着八股试帖废了，那笼罩全国文人心理的科举制度现在不能再替古文学做无敌的保障了。第二是满清帝室的颠覆，专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1911—1912）。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独秀说：
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这话是很有理的。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但这全是政治的势力，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无干。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今日的“产业发达，人口集中”岂不远过民国初元了？然而一两个私人的政治势力也往往一样可以阻碍白话文的推行发展。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至于我们几个发难的人，我们也不用太妄自菲薄，把一切都归到那“最后之因”。陆象山说得最好：
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
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逼上梁山》一篇是要用我保存的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从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哲学，到一个朋友的一首打油诗；从但丁（Dante）却叟（Chaucer）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国语文学，到我儿童时代偷读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他们合拢来，逼出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来。我想，如果独秀肯写他的自传，他的思想转变的因素也必定有同样的复杂，也必定不是经济史观包括得了的。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等到你祭起了你那“最后之因”的法宝解决一切历史之后，你还得解释：“同在这个‘最后之因’之下，陈独秀为什么和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什么和梅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