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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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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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章替他向杭州的学务处请求转禀总督、巡抚、布政使,准予立案:“照我国目前情形,不能不行征兵之制。然市民村农罔识步伐。据生等意,以为欲行征兵,须先倡办团练,以为基础。今特设立大通体育专修科。凡有志者均可入学,六月毕业,即行各归本乡,倡办乡团,以为征兵预备。”结果,这大通师范学校,连同体育专修科,果然获得立案。

徐锡麟的父亲徐凤鸣,对于锡麟的举动十分怀疑,便告诉大通寺的方丈和尚,不许借房子。徐锡麟却有办法,叫陶成章与龚宝铨出面,从豫仓(存储粮食、预防饥荒的仓库)董事徐诒孙那里,借得了几间房子,在乙巳年八月二十五日照样开学。学校的名称仍旧叫做“大通”,没有改。

学生呢,并未公开招考,由徐锡麟本人先到嵊县,向“平阳党”首领竺绍康要来了二十名小头日,其后再由陶成章、龚宝铨与吕熊祥三人到诸暨、东阳、永康、缙云、金华、富阳等县跑了一趟,也邀来了不少大小头目,其中以“龙华会”的为多。

在大通师范学校开学的一天,锡麟以“总理”的身份,请了知府以下的官吏与绅士到场,拍照。这学校在起初几个月办得很好。

几个月以后,徐锡麟与陶成章、龚宝铨、陈志军、陈德毅一共五个人,动了“中央革命”与“袭取重镇”之念。计划是:先到日本学陆军。学成以后,回国取得清军之中的官位与实权,相机行事。徐锡麟先向许仲卿借了一些钱,“捐”得了一个候补道的头衔,与陶等四人乘船去日本,同行的另有馀锡麟的弟弟徐锡麒与马宗汉等二十人。到了日本以后,徐锡麟托了日本的通商局局长石井菊次郎说情,想入日本陆军的某一联队,未成;去考振武学校,因眼睛近视而不曾考取;想进陆军经理学校,没有成功;最后,要学警察,也达不到目的。在日本耽搁了几个月,回国。

回国以后,他一度去东北,与绿林豪侠冯麟阁会面,也到北京访袁世凯,袁世凯不肯见他,俞廉三介绍他给安徽巡抚恩铭,于是他就留在安徽候补。

俞廉三是浙江人,为徐锡麟的表伯父,当过湖南巡抚(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十二月);恩铭是他的门生。恩铭是满洲镶白旗人,姓于库里氏,考中了举人,捐得了候补知县,由候补知县而候补知府,权知兖州,保升道员。实授山西归绥道,升任山西按察使,调任直隶口北道、浙江盐运使、两淮盐运使,不久,兼江苏按察使,升江苏布政使,最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作到了安徽巡抚。

恩铭这人办事相当能干,对徐锡麟的才干十分赏识,把徐锡麟一再提拔,提拔到“巡察处会办、巡警学堂堂长”,加“二品衔”。

这巡警学堂办到丁未年(1907年)五月,已是第一班学生毕业之时。徐锡麟早已与秋瑾约好在五月二十八日皖、浙两省同时起事,于是就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毕业典礼。请恩铭及安庆城的文武大官到场。

恩铭通知徐锡麟改期,改在五月二十六日去举行。徐锡麟却来不及通知秋瑾,也来不及通知安庆外围以及更远的各县的同志。只得孤注一掷。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徐锡麟召集学生训话,训话的内容,叫大家“救国”。讲毕,恩铭及城内的大官皆到。徐锡麟请他们先吃预备好了的筵席,才行毕业典礼。恩铭说:“先行了礼,然后吃饭。”徐锡麟无可奈何,就召集学生,行起礼来。

大家在恩铭前面站定了,徐锡麟突然大声报告:“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大吃一惊,问:“徐会办哪里得来这个消息?”

恩铭的话还不曾说完,陈伯平走上前去,摔了炸弹一颗。这炸弹是陈伯平自己制造的,摔到地上,并不炸开。恩铭从坐位上站了起来。徐锡麟说:“大帅放心,这个革命党职道一定替大帅抓住。”说着,便弯了腰,从皮靴里掏出两枝手枪,左右两手一手拿了一枝。恩铭说:“这个革命党是什么人?”徐锡麟说:“就是我!”接着,他对着恩铭,双枪齐放。陈伯平与马宗汉也掏出枪来,放了一阵。

恩铭中了七枪,未死。临时起而掩护恩铭的“文巡捕、以知县用、试用府经历”陆永颐与“武巡捕、尽先补用守备”车德文也中了枪,陆永颐中丁五弹,当场身死;车德文也中了十一枪,未死。有一个仆人,姓祝名顺,在扶起恩铭准备带他上轿之时也中了一枪。另一个仆人姜桂却不曾中弹。巢道满洲人凤仪与安庆知府龚镇湘,也各吃子弹一颗,所中的地方均非要害,只是轻伤。

这时候,礼堂一阵慌乱,文武各官夺门而逃。恩铭也竟然被仆人背出了门,陈伯平追了去,补上一枪。(恩铭回到抚台衙门,请“洋医”英国人戴璜开刀,因出血过多而死。)

事先,徐锡麟本已吩咐巡警学堂的门房(看门的人),把门关好,这门房不曾办到。徐锡麟很气,赏他一枪,将他打死。

安庆府经历顾松,已经逃出门外,徐锡麟追到他,骂他是奸细,顾松叩头求饶,徐锡麟拔出指挥刀,连砍几下,砍不死他。于是,陈伯平也补给顾松一枪。

一会儿,文武官吏都已走光,徐锡麟与陈伯平、马宗汉回到礼堂。徐锡麟拍了讲堂上的桌子,向学生说:“抚台已经杀了,我们去捉奸细。你们快点跟我去革命!”说罢,他喊口令:“立正,向左转,开步——走!”若干学生便跟了他,走出巡警学堂,向军械所而去。

中途,有不少学生溜走。走到了军械所,只剩下三十人左右。军械所有几个卫兵,都被徐锡麟指挥大家杀了。陈伯平与马宗汉分守前后两门,徐锡麟领了学生在一个库房里找到子弹,但是这些子弹与学生们所背的巡警学堂的枪枝不能配合。别的库房里该有若干枪枝可用,但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些枪枝也不能用(可能是零件不曾放在一起)。徐锡麟和学生们终于搬出了五门大炮与炮弹,然而这些大炮却没有扳机!他们白忙了一阵,大队清兵却已来到,把军械所围了。

徐锡麟于军械所既被清兵包围以后,命令陈伯平一人突围,到城外去找平日所联络的“练军”。陈伯平如令突围,在突围以后却走不出城门。所有的城门,皆已被清吏下令关闭。

陈再回到军械所,帮助徐锡麟、冯宗汉,率领那二三十名学生,对清兵抵抗。抵抗到下午四点钟模样,陈伯平战死。学生也战死了一人,伤了数人。

马宗汉建议:烧了军械所,引起火药爆炸,与清兵同归于尽。徐锡麟不肯。他说:“火药爆炸了,全城的老百姓都遭殃。”

起初,清兵虽则包围了军械所,却不敢爬墙进来。这时候,清吏把捕获徐锡麟的赏金,已由三千元加至七干元,又由七千元加至一万元,便有不少的兵一涌而上,爬了进来。

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他们在军械所的“第三重室”,找到了徐锡麟。章炳麟在《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里说:“徐锡麟爬上了屋顶,由屋顶上逃走,被清兵追到,捉住。”

马宗汉与九个学生,巡警学堂的三个队勇,也同时被捕。其余的学生。侥幸脱险。清兵一共死伤了八九个人。

清廷的安徽布政使冯煦、安徽接察使毓朗、安徽巡抚衙门的幕廉张次山,会同审问徐锡麟,毓朗叫徐锡麟跪下。徐锡麟说:“你还洋洋得意!你倘若跑慢了一点,已经被我杀了。”冯煦等人,叫他供出同党姓名,他一言不发;叫他自写口供,他提起笔来就写,写出了他之所以要排满兴汉的大道理。

冯煦等人在五月二十八日将徐锡麟剖心斩首。这一天,清廷任冯煦为安徽巡抚,补恩铭的缺。恩铭的家属,用徐锡麟的心祭恩铭。

马宗汉于受了若干天的“日夜熬审”以后,在七月十六日被害。马原名子畦,别号“宗汉子”,是余姚县的秀才,一度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读书,回家乡办了一座“三山学堂”,也散布了不少份的《革命军》、《警世钟》之类的册子。他跟随了徐锡麟到日本,想学陆军;这时候,应陈伯平之邀,到了安庆,从事革命工作。死的时候,才有二十四岁。徐锡麟的年龄是三十五岁。

陈伯平原名陈渊,字墨峰,是绍兴府会稽县的秀才,在大通学校读书,也随了徐锡麟到日本,想学陆军不成,在日本的警察学校读了一个短时期,回国;在上海帮秋瑾办《中国女报》,同时研究制造炸弹,不甚成功,又再到日本,拜专家为师,学制造炸弹的方法。死的时候,也仅有二十六岁而已。 

 




 


《细说民国创立》四○、秋瑾
陈伯平与马宗汉二人,第一次到达安庆是在丁未年(1907年)五月初三:到了以后不久,于五月十二日又去上海,表面上是买印刷机器,实际上是买手枪和子弹。他们第二次到达安庆,是在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亦即徐锡麟行刺恩铭的前一天。

当他们两人尚在上海的时候,秋瑾从绍兴来,把浙江同志准备在五月二十六日起事的消息告诉陈伯平,叫他通知像锡麟,在安徽同时发难。

陈伯平在二十五日的上午,把秋瑾的话转达了徐。徐认为,只剩下大半天的工夫,绝对来不及。因此,他才决定了在二十八日举行毕业典礼,请恩铭等人到场送死。不料。恩铭为了这二十八日是幕僚张次山的母亲八十大寿,不能不去,叫徐锡麟把毕业典礼提前两天,徐无可奈何,只得照办。(为什么提前两天,而不提前一天呢?原来,二十七日是星期天。)

秋瑾在托了陈伯平以传话的任务以后,回到绍兴,想起了还有很多同志在日本,该邀约他们回国,分赴各省,同时大举。于是,又决计把起事的日期改在六月初十(7月19日),并且再托周亚卫与邵杰两人,到安庆去,通知徐锡麟。周亚卫和邵杰不曾去安庆;即使去了,在尚未走到之时徐锡麟已经起事而失败了。

秋瑾是绍兴府山阴县人,生在福州,父亲秋星候是闽侯县知县。其后,父亲调任湖南湘潭县知县,便把秋瑾嫁给了当地的一位绅士王黻臣之子王廷钧。王廷钧捐得了兵部郎中之官,秋瑾和他同去北京。这王廷钧结交一般纨绔子弟,吃喝嫖赌,秋瑾受不了,在甲辰年(1904年)三月离开王,独自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她参加了梁慕光、冯自由等人的“横滨三合会”。

乙巳年(1905年)六月,她一度回国,到绍兴看母亲。在绍兴,访徐锡麟于东埔热诚小学堂。

乙巳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于日本东京。七月以后,她填写誓词入盟,被选为浙江分会的会长。冬天,一部分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政府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而回国,秋瑾是其中最激烈的一人。回国以后,她在上海与易本羲等几位同志办成了中国公学;也发行了《中国女报》月刊。

丙午年(1906年)十月,萍醴浏革命军起事。有若干同志集议于上海,计划在苏浙湘鄂等省响应,秋瑾在集议之时承担了浙江方面的工作。她丢下《中国女报》,回浙江,奔走于诸暨、义乌、金华,联络会党。可惜,萍醴浏的革命军很快地便失败,扬卓林、胡瑛、宁调元,又先后被捕于扬州、汉口、长沙,秋瑾虽则已经准备就绪,而无法发难。

她被浙江的同志留在绍兴,担任大通师范学堂的“督办”。这时,徐锡麟已经介绍她加入了光复会。

这大通师范学堂,自从丙午三月徐锡麟走了以后,先后由曹钦熙、姚定生主持。这两人均应付不了学生。秋瑾就任以后,不仅把校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把这些来自各地会党的“体育专修科”的学生,都介绍进光复会,编入她的“光复军”,用兵法加以部勒。

她的光复军,规模很大。官兵纵分为十六级,横分为八军。最高的一级统帅,是徐锡麟等五人,遥奉徐锡麟为大元帅。她在名义上自居为第二级的“协领”之一,而实际是全军的司令官。第三级称为“分统”,由各地的会党首领充任。八军的番号,分别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

八个军的编制,在丁未年(1907年)四月初完成,军械、制服,都有。她决定在五月二十六日起义,由金华的同志首先动作,处州的同志响应,诱清军离开杭州来攻,然后绍兴的同志突起,袭取杭州。事成,占领杭州;不成,退至金华处州,会师,西出,经江西指向安庆,与徐锡麟的力量汇合。

她不该在决定了日期以后再改期。不过,即使她不改期,徐锡麟在安庆的失败,似乎也难以避免。

更不幸的是:裘文高于五月上甸便在嵊县西多妄自发动,虽则杀了清兵数十人,而不得不退至天台与仙居,躲藏起来。刘耀勋所犯的错误,与裘文高相反。刘是武义县的光复军分统,于机密既已被部下泄漏以后而死守约期,不肯提前发动,以致于五月二十二日被捕。金华的会党首领徐买儿,在秋瑾决定日期以前,已经因为与别人争讼田产而被关在牢里。他的部下想把他从牢里抢出来,使得清吏十分紧张,在五月二十三四两日杀了徐买儿与徐买儿的部下几十人之多。

在嵊县、武义、金华相继出事以后,秋瑾在事实上已经处于清吏清兵的监视之下。到了徐锡麟刺死恩铭而被杀,秋瑾仍然要静候到六月初十,她所改定的发难日期。于是,她的悲剧式的结局成为无可避免。

大通学堂的学生,在六月初一开会,要求秋瑾提前起义。秋瑾不接受。学生们在六月初三又向秋瑾提出同样的要求,同样地被秋瑾拒绝。有几十个学生,因此愤而出走。初四的上午,嵊县的会党首领王金发来看她,被留下吃午饭。饭后,有人报告,杭州派来的清兵已到。秋瑾叫人再探,探到的消息是:清兵去了东浦。事实上,清兵未去东浦,进了城,直扑大通学堂。

清兵到了学堂大门,秋瑾带了手枪想走,被一个无聊分子蒋继云缠住。这蒋继云混在革命团体中吃喝,向秋瑾硬要旅费,拖住秋瑾的衣裳。学生们大部分散走,有十几个人对清兵抵抗,阵亡一人,打死了几个清兵。王金发与学生姚勇忱、胡士俊、尹锐志、尹维俊等突围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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