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布鲁塞尔，又有胡秉柯与二十几个留学生在车站上欢迎。他们随着孙中山到了胡秉柯的寓所，亦即孙下榻之处，和他谈了三天三夜。在第二天与第三天赶来参加的，又有十几个人。
孙中山问他们，“你们主张革命，准备用什么方法？”他们说：“我们要从军界学界入手。”于是，朱和中和其他几个人，便把他们在湖北如何劝知识青年参加新军的事，说了一遍。孙中山听到了，深为嘉许。
《细说民国创立》二三、秀才从军
朱和中是湖北省建始县人，考取秀才了以后，投身陆军，在陆军武备学堂读书。壬寅年（1902年），中俄密约的消息传到武昌，吕大森约集数百名武昌的文武各学堂学生在曾公祠开会，有朱和中在内。朱和中“义愤填胸，演讲激烈，手中所持之折扇，拍成片段”。吴禄贞邀请朱和中与吕大森，在当天晚上到水陆街十二号他的家里谈了一晚。“自后多人聚谈，则在花园山李步青（廉方）的住所。逐日夜间，必到李寓。秘密商谈，则在吴寓。星期日则在花园山公开招待各处来访之志士。于是远自东京，近自上海，莫不互通声气。”
吴禄贞是湖北省云梦县人，与朱和中同岁，也进过陆军武备学堂，入校不久，困成绩特优，被送到日本，在士官学校学骑兵，于壬寅年毕业回国，在张之洞下面充任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与护军全军总教习、武普通学堂会办。
事实上，他于回国以前，已经在日本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庚子年（1900年），他曾经秘密和唐才常回国，与秦力山、沈翔云负责大通方面的军事。事败以后，他又到了日本，继续在士官学校读书。
壬寅年，他于毕业后在秋天回到武昌。传说，他先被张之洞关了三天，召见，严词申斥，他“口如悬河，慷慨论天下事”，说动了张之洞，张之洞便在十天之内，一连给他上述的若干职务。
吴禄贞一面作了张之洞的“红人”，一面在暗中翻印了《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散布到军学各界。《猛回头》是一本弹词。《警世钟》是一篇劝世文。这两本都是陈天华写的。《黄帝魂》为辑录清季报刊中有关反清革命的论著。编者署名“黄帝子孙之一人”，实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黄藻。
陈天华是湖南省新化县人，留日学生。他的《猛回头》似乎是专对清廷军队之中的汉人而发：“列位所吃的粮，虽说是满洲所出，其实他（满洲人）吃的都是汉人的，那里有粮与你吃？吃汉人的粮，仍杀汉人，列位可想得去吗？”末了的一段弹词与四句诗、两句成语，十分精彩：
那怕他，枪如林，炮如雨下？
那怕他，将又广，兵又精强？
那怕他，专制政，重重束缚？
那怕他，天罗网，处处高张？
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
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
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
秀才从军
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
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
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俺小子，无好言，可以奉劝，
这篇话，愿大家，细细思量。
瓜分豆剖逼人来，
同种沉沦剧可衰，
太息神州今击矣，
劝君猛省莫徘徊。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警世钟》也是白话体，所“劝”的对象：（一）是做官的人，劝他们尽忠报国。不要对清廷尽忠。（二）是劝当兵的人，劝他们舍生取义。“人生终有一死，只要死得磊落光明。……千古莫不敬重大宋的岳爷，无非因他能替同胞杀鞑子。”（三）是世家贵族，劝他们毁家纾难。“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每年要用一万的，止用一千，所余的九千，来办公事，降心下气，和那平民党、维新党同心合德，不分畛域，共图抵制外国，一切大祸可免。”（四）是读书士子，劝他们“明是会说，必要会行”。“若现在的人，不多流些血，力救中国不瓜分，只空口说白话，……那个肯信？”（五）是有钱的人，劝他们舍钱。这与劝世家贵族相同。（六）是穷人，劝他们舍命。这与劝当兵的人相同。（七）是新旧两党，劝他们“各陈意见”。（八）是江湖朋友，劝他们改变方针。“想做大事，也有不少。没有志气，只想寻几个钱度日的，也有好多。这等人就是起事，也没有什么思想，不过图奸淫掳掠四字。”（九）是教民，劝他们“当以爱国为主”，“人不要爱本国的，这真是耶稣的罪人了。”“我劝列位信教是可以信的，这国是一定要爱的。”（十）是妇女。劝她们“必定也要想救国”。“凡我的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的女子吐气。”“女子若是想救国，只要日夜耸动男子去做，男子没有不从命的。”
吴禄贞用了《警世钟》、《猛回头》、《黄帝魂》等等宣传品，很吸收了一些有志的青年，便把他们介绍到各个部队之中当兵士。那时候，秀才投军成了风气。张之洞办文普通学堂，所收的固是秀才；办武普通学堂，也是通令了各县，调集秀才来省城投考。考不取武普通学堂的秀才们，很多自愿入营，当起码的兵士，甚至有已经考取了武普通学堂，而仍愿放弃读书机会，也干脆入营当兵的。
经吴禄贞介绍或鼓励而入营当兵的革命同志，前后有三十人之多。其中，胡瑛与张难先进了工程营，刘敬庵进了马队。刘敬庵是湖北潜江县人，原名贞一，字敬庵，一作“静庵”。
《细说民国创立》二四、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1903年《苏报》案发生。贺之才特地从武昌去上海，不顾生命危险，带了几百本《革命军》回来，使得武汉的革命潮更加高涨。到了冬天，署理两湖总督端方想出一个办法，把若干高谈革命的激烈分子遭送出洋，贺子才、胡秉柯、魏宸组、史青被派往比利时。朱和中，被派往德国。
他们先到上海等船，在次年春天先后到达比、德等国。十一月，与孙中山在布鲁塞尔会面。谈了三天三夜，把湖北方面革命势力的发展情形详细报告了孙中山，也和孙中山交换了很多关于今后革命计划的意见。结果，他们和在座的其他留学生二三十人都一致愿意宣誓，参加孙中山的组织，誓词与檀香山中华革命军的相同，也就是其后同盟会在日本正式成立之时所用的誓词。（所不同的，是：同盟会的誓词上的“创立民国”，在这一次的誓词上，是“建立民国”；“任众处罚”是“神明殛之”。全文如下：
立誓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比起兴中会的誓词来，这誓词的内容可谓更加充实，把三民主义的要点都包括了进去。当时，孙中山还不曾提出三民主义名称，也还不曾具体规定新的革命组织的名称。
檀香山中华革命军，可谓为兴中会的延长，也有人称它为“檀香山新兴中会”。布鲁塞尔以及柏林与巴黎的团体，可谓为“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孙中山在1919年有一次写信给居正，介绍朱和中加入中华革命党，说朱和中是同盟会的“先天会员”。先天二字十分恰当。
与朱和中一起，当天在布鲁塞尔宣誓的，有下列的各人：
胡秉柯、贺子才、史青、魏宸组、李蕃昌、陈宽沅、王治緷、刘荫弗、李崇武、程培鑫、李鱼门、李标、杨荫渠、俞毓西、黄大伟、孔庆叡。
在这十六人里面，李蕃昌是湖北天门人，来自瑞士；孔庆叡是四川人，来自比利时的列日城（Liege）。
第二天以后，又有姚业经、刘庠云、罗葆经、王鸿猷、高鲁、冯承钧等陆续前来孙中山所下榻的胡秉柯的寓所，参加宣誓。孔庆叡回去列日城，也介绍了七个人宣誓入盟。总数一共是三十几个人，有几个人的名字现在已经难于查考。
朱和中回去德国不久，迎接孙中山去柏林，下榻于朱在罗兰多福街三十九号的寓所，住了十二天，每天晚上接见留德学生，说明五权宪法与平均地权的精义。结果，也有二十几个人宣誓入盟：包括始终不变的周泽春、钱汇东，与不久即行中途反悔的王相楚与王发科二人。
孙中山从柏林转回伦敦，再由伦敦去巴黎，加盟的人数比不上布鲁塞尔与柏林：十几位而已，其中包括不久就变节的汤芗铭与向国华。
王相楚与王发科，瞒了朱和中，秘密来到巴黎，勾结汤芗铭、向国华，到旅馆假意拜访孙中山，骗孙中山到了饭店，然后留两个人陪着，其余两个人又回到旅馆，走进孙中山所住的房间，用刀划开他的皮包，把布鲁塞尔、柏林、巴黎三处同志的宣誓书完全偷走，连带地也偷了法国参谋部的一封介绍孙中山去见越南总督的文件。
他们四个人，把宣誓书与这一份文件，带去清廷驻法公使馆，向公使孙宝琦自首。孙宝琦一面大事化小，骂了他们四个人一顿，叫他们把宣誓书带回，一一发还各人本人；一面把法国参谋部的介绍信留下，抄了一份，派人把原件送到孙中山的旅馆，向孙讨个好，暗中却亲自到法国外交部交涉，破坏孙中山在越南起事的计划，然后就打了电报给清廷的庆亲王奕劻报功。（孙宝琦后来居然和庆亲王攀上了亲，成了亲家，在宣统元年＇1909年＇当了山东巡抚。他在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于阴历九月二十三日被山东的革命同志推举为都督，仍旧暗中与清廷文电往还，终于在十月初八日通电“取消独立”。）
孙中山发现宣誓书与文件被偷，写信告诉朱和中与胡秉柯。朱和中邀集在柏林的同志，联名回信，说：“盟据虽失，我辈执心不变。二王之事，同人无一不痛恨者。如先生准许补签盟据，一律愿补”。胡秉柯也邀集了在布鲁塞尔的同志，讨论此事，议决由胡秉柯去巴黎，向孙中山声明同志“无一有悔心”。胡在巴黎也分别见了孙宝琦与二王汤向。胡见孙宝琦，是为了探听究竟。孙宝琦说：“你们年青人，只逞血气之勇，不好好念书，学问未成，就作政治之运动，真是淘气的孩子！收到你们的盟据吗？哈哈！”胡秉柯说：“什么叫做盟据？”孙宝琦说：“有你的，你还不知道吗？”然后，孙宝琦就把二王汤向的无耻行动，对胡秉柯和盘托出。
胡找到二王汤向，取回布鲁塞尔与列日各同志的宣誓书。二王回到柏林以后，也把柏林各同志的宣誓书，交给薛仙舟，转还大家。
此后，二王与汤向离开革命的道路。重新填写宣誓书的，在布鲁塞尔有贺之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组、俞毓西、刘荫弗、李蕃昌、李仁炳（崇武）、程光鑫、陈宽沅等十人；在巴黎的，仅有唐豸一人。其余的人，后来也有不少陆续参加。在柏林的同志议决：等到孙中山将来在东京或香港成立机关以后，才重写宣誓书，于写的当天就装上信封寄走，以免遗失。在柏林的同志之中，朱和中、周泽春、钱汇东三人，特地去布鲁塞尔，和贺之才等人联络，共同决定了今后对吸收同志必须严格；每月每人省下官费的十分之二，积存生息，留作革命之用（其后于孙中山三度四度来欧之时，交给了孙中山）；每月聚会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设事业；设立编译部，投稿到外国报纸上，让外国人明了中国革命之宗旨。
同盟会于乙巳年六月（1905年7月）在东京正式成立，朱和中与周泽春、钱汇东三人便把他们的新宣誓书，寄了来。在同盟会的乙巳丙午两年的名册上，钱汇东被写作钱祖元。祖元是他的本名，汇东是号。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把“汇东印成“汇春”，春字可能是东字之误。张难先的《（同盟会）鄂籍会员名录》，把“汇东”二字印成“会东”。会字与汇字可以通用。
布鲁塞尔的十个同志的名字，也都在这个名册之中；唐豸的名字未见。名册上另有胡铮、祝乾逵、王鸿猷、左德新、潘亲瑞五个湖北人的名字，这五人似乎也都是在欧洲宣誓入会的。石瑛、黄大伟、扬循祖、高鲁这四人的名字，却不见于乙巳、丙午年的名册，可能是遗漏了，或登记在丁未年以后。张难先的《（同盟会）鄂籍会员名录》，有唐豸、石瑛、黄大伟，也有杨荫渠、姚业经、刘庠云、冯承钧、李四光（于门、鱼门）、李标、王治緷；不过，把李四光写成李光泗，李标写成李彪，王治緷写成王治辉。
孙中山在乙巳年五月离开法国，由马赛乘船，经新加坡、西贡，于7月中旬到达日本横滨。
在新加坡，他和尢列、陈楚楠等人会面。陈楚楠是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经营舍春号商店，与张永福为友，热心爱国，自号“思明州之少年”。那时候，尢列已在辛丑年由日本到了“南洋”（新加坡与马来亚），以行医为生活，到处宣传革命，把他在日本所创设的“中和堂”扩展到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坝罗、庇能（槟城）。在每一处的分堂，他都悬挂了青天白日旗。保皇党在新加坡办了《天南日报》，而该报的记者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与康荫田，都被尢列吸收，进中和堂当会员。经过黄伯耀的介绍，陈楚楠与张永福认识了尢列而成为革命同志。陈、张二人出钱，办了一个“小桃源俱乐部”。癸卯年闰月《苏报》案发生，陈、张二人与张的外甥林义顺便用了小桃源俱乐部的名义，致电上海英国领事，请求不要把章炳麟与邹容引渡给清廷；次年，他们创办了《图南日报》，以与《天南日报》对垒。同时他们也印了《革命军》五千册，把封面改题为“图存篇”，秘密输入泉州、漳州、潮州、嘉应州各乡镇。主笔是曾经在香港《中国日报》任职的陈诗仲，是尢列请了冯自由介绍来的。
孙中山这一次经过新加坡，事前打电报给尢列，约他引陈等到轮船上晤面。晤面以后，彼此相见恨晚。孙中山告诉他们，新的革命组织已经在欧洲发端，到了日本就可以正式成立，希望他们在南洋预为布置。他们听了，十分兴奋。其后。在丙午年（1906年）阴历三月，孙中山由日本经越南河内，到了新加坡。由于当年因宫崎寅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