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压很大，要想打开冰柜的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身体还受到浮力的作用，很难使出力气来。杨铭筠用脚踩住冰柜底座，手握住门把手，身子向后一挺，使劲一拉，门便开了，冒出许多气来，杨铭筠摸索着从冰柜里找出巧克力和奶酪，正想浮上水面，就听到浴盆发出了破碎的声音。
流向浴盆的水流增强了，大概浴盆是经受不住水的压力或水流的冲力才碎的。浴盆底下似乎有个空洞。
杨铭筠浮上水面，踩着水，把食品填进肚子。这时，水位在迅速下降，连身体都可以感觉到。四十分钟后，杨铭筠站在冰柜顶上，头可以伸出水面了。又过了二十分钟，水面落到了冰柜顶以下。
杨铭筠坐在冰柜顶上，冷得浑身直打哆嗦。远处枪战的声音已经变得零星起来。
过了一会儿，杨铭筠从冰柜上下来，水只淹到脚脖子一带了。流向浴盆的湍急的水流吸引着他的双脚。他摸了摸冰柜里面，还想找点吃的，谁知里面的食品早已被水流席卷一空。没过多久，水就完全流光了。
杨铭筠趴在地上，摸索着爬向浴盆。心想要是有盏灯那该多好。爬着爬着，手摸到一只小勺，便捡起叼在嘴上。浴盆早已荡然无存，在其旧址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他伸手摸了摸，地坪的厚度约有三十公分，底下是个空间。
把嘴里叼着的小勺抛下，过了一会儿才听到小勺落在水面上发出微弱的一响。
看来这个空间相当高，不能冒冒失失地下去。杨铭筠又摸着爬到床边，床单已被水流带走，但有两床毛毯缠在床脚上，另外，海绵床垫还留在床上。
杨铭筠牙齿和手并用，连咬带撕，将毛毯和床垫面子撕成许多长条，拧去水分，接成一根长长的绳子。然后，把绳子的一头系在床脚上，另一头从那个大洞放了下去，绳头掉在水面上时，发出了轻微的声响。
杨铭筠顺着这根赶制的绳子从洞口爬下，从洞口到水面之间的空间里也是漆黑一团。不过，在左侧七八百米远的地方，有个黄豆大小的亮点。那亮点不象是电灯，而是自然光，杨铭筠顿时勇气倍增，继续顺着绳子滑下，落到水里面。
这里的水还比较干净，水流也很缓慢，但双脚还够不到水底，他只好向有亮光的地方游去。
对刚才还在冰冷刺骨的水中瑟瑟发抖的杨铭筠来说，这里的地下水显得格外温暖。
亮点渐渐扩大，杨铭筠终于游到了洞口外。这里的水位只有岩洞口高度的一半，洞口外面是一个不大的湖泊。
他游到湖上，这个湖泊的直径约有一百米，象处在锅底似的，四面环山，山坡上覆益着枯草和灌木，杨铭筠光着身子开始向上攀登。从薄云后面的日头来看，现在似乎已经是下午了。
杨铭筠爬到山坡的半中腰时，他发现一处比较平缓的地方，便坐下，扯过一把枯草，将湿漉漉的身体擦干，每当枯草擦到伤口时，他就忍不住要皱皱眉头。
坐了一会儿，他又开始冷得打起哆嗦来，只好继续向山顶爬去。进入山顶的一片杂木林时，从灰蒙蒙的太阳的位置，他判明了大致的方向。从遥远的北方，偶而传来一两声零星枪响。
（五百五十一）“大雷雨”降临的前夜
此时，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在电视和收音机前，听到了杨朔铭的就职演讲。
“……我们有博大精深的古老文明，有善良敦厚的各种宗教，虽然派别不同，可是所有教派都诲人以正直、诚实、信用、节制、感恩和仁爱；我们有了这些恩赐，还需要什么才能使我们成为幸福的和欣欣向荣的民族呢？各位同胞：我们还需要一样，那就是一个明智和节俭的政府，它防止人们彼此相残，让人们自由地从事他们自己的工作和不断进步，而且不夺取人们勤劳之所得。这就是一个良好政府的要旨，也是为我们获致完满幸福所必需的。”
“各位同胞，我就要开始执行职责，这种职责包含你们所珍视的一切。我所领导的政府，要给予人人以平等和公正的待遇，不问其地位或宗教上或政治上的信仰；与友邦和平相处，相互通商，并保持诚挚的友谊，但不耽于跟任何国家结盟；维护各省市地方政府一切权利，使各省市地方成为处理我们内政最合适的行政机构，和抵制和趋势的最有力的屏障；根据宪法保持全国政府的全部活力，作为对内和平及对外安全的最后堡垒；注意维护人民的选举权，因战争时留下的弊端没有和平的补救辨法，人民选举权乃是对那些弊端的一种温和而安全的矫正手段；绝对服从多数的决定。这是共和政体的主要原则。若非如此，便只好诉诸武力，而这就是的主要原则和直接起源；维持纪律严明的民兵，作为和平时期和战争初期最好的依仗，以待正式军队的接替；实行文权高于军权；节省政府开支，减轻劳动人民负担；如实清偿我们的债务，审慎地维护公众的信心；促进农业，并鼓励商业扶助农业；传布知识并以公众理智为据谴责一切弊端；保障宗教自由及出版自由，并以人身保护令和公平选出之陪审团进行审判来保障人身自由。在当下的战争时期，这些原则成了在我们前面照耀、指引我们前进步伐的星辰。我们祖先圣贤的智慧。我们英雄的鲜血，都曾奉献出来实现这些原则。它们应当是我们政治信念的纲领，国民教育的课本，测验我们所信托者的工作试金石；如果偶尔因为一时的错误或惊惶而背弃了这些原则。我们应当赶快回头，重行走上这条通往和平、自由和安全的唯一大道。”
伴随着杨朔铭的演讲，记者们手中的镁光灯闪个不停，更多的人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
“各位同胞：我现在来到你们所指派给我的岗位上。根据我担任较低职位时所得到的经验，我已经看出这是所有职务中最艰巨的一种任务。我不敢希冀大家给我最高的信任，我仅要求大家给我适当的信任，使我在依法办理你们大家的事务时，能够坚定和奏效。由于判断有偏差，我将来难免会常犯错误。当我做得对的时候，那些不是站在统观全局的立场观察问题的人。也会认为是错误。如果我自己有错误，决不会是有意犯的，我会请求大家宽容；对于别人的错误，那种如从全局观察便不会犯的错误，我请求大家支持我去纠正它们。今后我所关心的，是要在我的权限以内尽力，为所有同胞的幸福与自由而努力。让大家共享和平与繁荣。”
杨朔铭结束了自己的就职演讲，便回到办公室开始了工作。
杨朔铭以这样平和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可能使国家陷入恐慌和混乱的危机。
而在当天夜里，他的演讲的书面稿。便出现在了莫斯科郊外别墅最高领袖的酒桌上。
“在这样的时刻，中国人竟然担心他们的民主共和制度受到威胁。”斯大林随随便便地浏览了一下，便将这份报告交给了身边的布琼尼。
“中国人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愚蠢！”布琼尼看完了报告，交给了坐在一旁的莫洛托夫。
“也不能这样说。”莫洛托夫摇了摇头，说道。“中国政府本来会因为这一次的袭击事件而陷入到混乱之中，但这个人结束这一切只花费了一天的时间。”
“那又怎么样？”布琼尼满不在乎的说道。“英勇无敌的红军就要开始进攻了！等待他们的，只有毁灭！”
“我当然毫不怀疑这一点。”莫洛托夫心平气和的说道，“我只是觉得，中国因为这次的事件陷入混乱，本来会大大的便利红军的军事行动。”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机会。”斯大林看了一眼莫洛托夫，说道，“‘大雷雨’行动开始的时候，必将震惊世界。”
“为‘大雷雨’行动干杯！”布琼尼高声叫道，举起了盛满伏特加的酒杯。
“干杯！”
“干杯！”
苏维埃最高领袖有“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斯大林一般起床很迟，睡得也迟，他喜欢在夜间工作。他的癖性影响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苏联政府的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因为斯大林可能会打电话；部长们拖住了局长们，局长们拖住了秘书们，秘书们拖住了女打字员们……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他们的妻子，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在班上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在苏联已经消失了。
苏维埃最高领袖已经习惯了深夜办公，但如果是非常时期也可以理解，短时间内也可以应付，可如果成为常态，就很不合适了。因为毕竟领袖的作息时间不是私人的行为，确实要牵涉一大批下属，可以说，一个正常国度不会有这样的安排的。现在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性。
斯大林喜欢晚上工作。像罪犯一样地在晚上工作，这其实是一切独裁者共有的风格。他睡不着，克里姆林宫的所有机器，包括人力机器，都要围绕这种新的时间作息。他喜欢晚上看电影，就会把导演叫来坐在前边，他是固定地坐在后边的一个椅子上的。所有被请来的导演都不敢回头，也不知道屏幕上演的什么，一切意念都集中在后边的那个椅子上，一有异常响动。就会吓得尿裤子。虽然没有人因为他尿湿了裤子而送他一条新的，但此后这些尿过裤子的成年人没有一个感到耻辱，反而津津乐道。因为在领袖和导师前面尿裤子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是一种荣誉。
除了看电影。斯大林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还喜欢通宵达旦地夜饮。像许多他们批判过的“封建帝王”一样，这些“昼短苦夜长”的政治局委员哪怕在“大清洗”的最也不忘在行乐。
酒酣耳热之际，不知怎么，大家的话题转移到了天文上来。
此时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喝酒时发生了争论：莫洛托夫认为，别墅上方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则说是仙后星座。二人上时间相持不下。
“你们为什么不打电话问问天文馆的人呢？”
“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看到二人争论得面红耳赤，就建议道。
很快，莫斯科天文馆接到了从斯大林别墅打来的电话，
“馆长同志，我们的别墅上方现在是什么星座？”
“这个……我需要一点时间去向天文学家了解……请您稍等一下……”
很不凑巧的是。这位值班的天文馆长并不是天文学家。真正懂天文的馆长早已经被逮捕了。没办法，这个行伍出身的馆长只能解释说他需要一点时间。具体地说，不是向天文学家了解，而是向残存的天文学家了解。
很快，汽车开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的门口，馆长打算把他请来，请到天文馆来讨论这个神圣而庄严的课题。可仍然不凑巧的是，这位天文学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就是觉得随时会坐牢或杀头。当听到窗外汽车驶近的声音。他以为上路的时分到了。门外有人按门铃，他过去开门，门还没开，就心脏病猝发，死在了家门口。
其实在“大清洗”之下。他还是算运气好的，因为总算没有客死西伯利亚或横尸街头。
无奈之下。馆长只好开着汽车寻找下一位。说来也奇怪，他们即将寻找的这一位也是努梅罗夫的好友。因为真正的天文学家这个时候已经所剩不多，因而，他随时准备和好友“共赴黄泉”。好了，汽车驶近了，而且是专门抓人的黑色汽车，又是在“大清洗”的高峰时段——深夜两点半，那么，还犹豫什么呢？
难道一个60多岁的老汉，还准备再经受一番刑讯逼供而死？
还没等门铃响完，这位天文学家就飞身从窗子里跃下，扑向了他终生挚爱的星星。不过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向上，而是向下。
从共有党员的人生态度上讲，很可是很不时髦的。
倒霉的天文馆长足足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时终于弄明白了。赶紧往斯大林别墅打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没有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守电话的人答道。
这小小的一幕说明，在苏联这样一个从生活到自然，从生命到财产，甚至包括时间都完全被国有化的极权社会里，人是一无所有的。单是睡觉的目的，就哪里是一个简单的“为了工作”？有些人醒着，是为了让别人睡得更好；可有些人醒着，别人就睡不着。
西伯利亚，“斯大林防线”。
“你带着吗？鲍尔沙克？”
在炮兵指挥所里，旅长对鲍尔沙克上尉说道。
鲍尔沙克上尉把交了出来，他有些惊慌地看着周围，——突然，从神情紧张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随从军官中跑出两个反间谍人员来，三步两步蹦到了他的身边。四只手同时抓住他的红星帽徽、肩章、腰带、图囊。大声叫道：“你被捕了！”
鲍尔沙克上尉象从头顶到脚底被浇了一盆冰水似的，找不出什么更聪明的话来，除了说：“我？为了什么？！”
虽然这个问题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他却得到了回答。
反间谍人员结束了对他的搜查，与图囊一起拿走了记录他的政治思想的本子。看到他仍然一脸无辜的站在那里，这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于是连忙把他推向门口。这时一个果断的声音突然向我传来——是的！穿过那随着一声“你被捕了”而在他和留下的人们之间沉重地落下的闸门，穿过这个什么声音都不敢通过的瘟疫带——传来了旅长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话！
“鲍尔沙克。回来。”
鲍尔沙克一个急转身从反间谍人员的手里挣脱出来，回头向旅长走去。
他其实对旅长了解很少。因为旅长从来没有降低身份同他作过普通的谈话。旅长的脸对他来说，一直是命令、号令、愤怒的形象。现在它却由于沉思而显得明朗起来——是对自己身不由己地参与肮脏勾当而感到羞愧？是突然产生的要打破终身的可怜的从属关系的冲动？十天以前他从暴风雪中把自己的侦察炮连几乎完整无损地带了出来，而现在他却必须在一纸公文面前同所有的人划清界线。
他每个字都很有力量地问道：“您……有个朋友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
“不行！……您没有权利！”——反间谍机关的大尉和少校冲着上校叫喊起来。墙角里站着的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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