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打颤，混浊的目光第一次离开了掩蔽所的角落，朝桌面上溜来溜去。他咽着口水，生气地咕哝了好久。翻译没吭声。
“他说什么？”别宋诺夫问。
红脸大尉很窘，他的脸一直红到赛璐硌衬领的边缘。他耸了耸肩，结结巴巴地翻译起来： “您的士兵枪走了我的法国香烟和打火机。最要紧的是我没有烟抽。你们把我俘虏了，可以随意处置我。但是请您发一点小慈悲：给我一支烟。在法国，囚犯在临死前还给香烟和酒呢。当然，我讲的是法国……法兰西——那是阳光普照的南方乐土……而在俄国只有刺骨的冰雪。我在那个坑里被您的士兵紧紧抱住不放，连续好几个小时，就象一头被绳子绑着的可怜的猪，整整一昼夜没有烟抽。请您发一点小小的慈悲，给我微不足道的五分钟时间，让我抽一支烟吧……”
“慈悲……”别宋诺夫暗暗冷笑，这个庄重、古老的词早在一年以前就被这个德国少校自己糟蹋得不象样于了。“他还求人发慈悲吗？离开了阳光普照的法兰西以后……”
“给他烟，”别宋诺夫不满地说。“看来，他向你们要过烟，是吗？他的烟在哪儿？为什么不还给他，中校？”
“这是第一次请求，司令同志。当初带他来包扎的时候，他只是咬牙切齿地骂人。司令同志，您看，这个德国人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他面前。”
侦察科长好象为了证明白己的话，把灯火捻得亮亮的，将俘虏的东西连同证件从桌子的一端推到另一端，一只打开着的钱夹，里面有几封信和几张照片，还有一个嵌着肖像的圆形颈饰，和一把挂在链条上的精致的铅笔刀——这些东西都是炮兵们把他带来时交上来的，可就是没有香烟。
库雷绍夫一宿末睡，显得极为疲乏，眼皮浮肿，鬓角下陷，太阳穴上出现了黄斑。他严厉地盯着少校的颈饰，叹了口气，脸上的表情似乎在对别宋诺夫说：“司令同志，我的战士们牺牲了。假如他们还活着的话，我可要惩罚他们，他们太随便了！”
德国人对库雷绍夫的严厉表情和叹息声，显然有他自己的理解。他那冻得发青的大嘴挂着含意双关的冷笑一—既怨自己，又恨俄国人，这些俄国人使他受到了屈辱，使他在弹坑里冻了一昼夜，把裤子也尿湿了。
“呶，快点，快点给他，”别宋诺夫说。
“将军同志，把我的给他行吗？”大尉翻译官问道，一边乐意地从军大衣口袋里取出一包“大炮”牌香烟，起初他想把烟递过去，让俘虏自取一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把那包烟抖了一下，于是，有几支烟便从里面露了出来。接着，他把烟放在桌上，笑了笑，满脸通红。
德国人弯身向前，“咕”地咽了口唾沫，把僵硬的手指伸到那包开着口的香烟上，笨拙地抓住了一根烟，嘴里不知讲了些什么。
“他要火。他的打火机也被拿走了，”红脸大尉窘迫地说。他犹豫了一下，把自己的德国打火机拿出来，打着了火，递给德国人点烟，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声：“比脱，赛艾尔。”［德语：请点吧。——译者注。］
“我的战士是懂规矩的，”侦察科长说，他一直在研究桌上的项饰。“一定是炮兵们自作主张了，司令同志。”
“慈悲！”别宋诺夫越想越恼火。“不，我们已经太慈悲了。我们大善良，太不记仇，简直过了分。”
“这么说，自然是俄国士兵欺侮了你啦？是他们凶暴残忍地把一位善良的、带着一片好心肠从法国跑到这儿来的德国军官的香烟夺走了？太遗憾了，他们不懂得人权是高于暴力的，”别宋诺夫挖苦地说，他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去责备那些不按条令办事的士兵，尽管库雷绍夫中校喜欢死扣这类事情，对他们多少有一点气恼。“您向上帝祈祷吧，少校先生，算您走运。”
红脸大尉急急忙忙地开始翻译。少校贪婪地深深吸了第一口烟，他那纯粹德国型的大脸盘被烟雾遮没了，又慢慢显现出来，鼻孔里的一缕烟冒了很久。然而当年轻的大尉刚刚翻好别宋诺夫的话，德国人就突然从嘴里拔出了还没有抽完的香烟，把它捏成一团，恶狠狠地丢到脚边。他挺起身子，从胸腔里发出了几声歇斯底里的冷笑。
“不，我一点也不走运，将军先生，您的士兵没有打死我，却把我象猪似的赶在弹坑里挨冻，他们自己也冻坏了。他们是狂热的暴徒，对自己也那么冷酷无情！我曾请求他们打死我，因为打死我——这才是善良的举动。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倒不是斯拉夫人的心思不可捉摸，而是因为我是他们的虏获物。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认为我们凶暴残忍，我们却认为你们是一群魔鬼……战争是游戏，这种游戏从童年就开始了。人类在襁褓中就是残忍的。将军先声，难道您不曾看到过，当一座城市发生火灾时，那些少年人是多么兴奋，他们的眼睛多亮啊？！他们总是幸灾乐祸的，弱者依赖暴力而自主，当他们摧毁别人时，感到自己不可一世……这些话听起来荒诞而可怕，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德国人杀人是为了崇拜元首，俄国人也杀人，他们是为了斯大林，谁也不认为自己在作恶。相反，互相残杀被看成是善良的行动。到哪儿去寻找真理呀！将军先生？神圣的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您这位俄国将军也在指挥士兵杀人！……任何战争中没有正义的一方，只有嗜血的本能和残忍的暴行。不是这样吗？”
“您要我回答吗？少校先生！”别宋诺夫冷冷地问道，在德国人面前站停下来。“那就请您先回答我：既然您讲起了善和恶，那么，请问您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是纳粹主义者，将军先生……是个特别的纳粹主义者：我为统一德意志民族而战，但我反对党纲里关于暴力的那一段话。我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社会，所以很遗憾，我象我的许多同胞一样，甘心情愿处在别人的淫威之下，换句话说，我只有服从。我不是骑士，我是马，将军先生。带着勒口的马……”
“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倒很有趣，”别宋诺夫冷笑了一声，把整个身子疲倦地支在手杖上。“马和骑士的关系，海外奇谈！一个依仗暴力来到俄国的纳粹分子，根据命令在别人的土地上烧杀掠夺，可是他居然也反对起暴力来了。这真正是奇谈，少校先生！好吧，既然您向我提出了问题，少校先生，我就来回答您。我仇恨那种靠残忍起家的人，但我赞成对恶施以暴力，并且认为这就是善。如果有人带着武器闯进我屋里来杀人……放火，并巳还象您讲的那样来欣赏火灾和破坏的景象，那么我也应该杀人了，因为在这种场合下，言语是不顶用的。我的话离开了本题，不过是一段抒情的插话而己，少校先生！……”
别宋诺夫没来得及听完红脸大尉的翻译，掩蔽部的门轧轧地打开了，从交通壕里吹进来一股冷气。
“司令同志，可以进来吗？”
鲍日契科未等许可就急忙走进了掩蔽部。他挺直身子，结结巴巴地又喊了声“司令同志”，他那一向显得精力充沛的笑脸，现在变得苍白无神了，他朝德国人那边作了个威胁的手势，马上又走了出去。这一切使别宋诺夫提心吊胆地预感到：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情况。
“你们继续问吧，”别宋诺夫匆匆地对侦察科长说，后者正不安地瞧着他。他说罢，就瘸着腿向门口走去。“别跟他扯那些强盗逻辑了，”他在门口又补充了一句。
他—走，身后顿时安静下来。
鲍日契科迟疑不决地站在交通壕里，激动地用脚踢着看不见的泥巴。别宋诺夫单独和副官待在一起，不样的预感更加强烈地攫住了他。
他催促鲍日契科：“鲍日契科，干吗不吭声？快报告！发生了什么事？”
“司令同志，维斯宁……”
“在哪儿？这不可能！好好对我讲清楚！他在哪儿？”
“司令同志……刚才季特柯夫少校回到了观察所，他受伤了……他说军事委员……”
“怎么样？受伤啦？被打死啦！”
鲍日契科耷拉着脑袋，用鞋跟踩着脚下的泥巴。
别宋诺夫身上汗涔涔的，腿也象针刺火燎地痛起来。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头一问对副官提高了嗓门：“我问您，是受伤了，还是打死了？您怎么啦，变哑巴啦？他被打死了？”
“是的，司令同志……半路上碰到了德国人。季特柯夫少校正在通信掩蔽部里等您，”鲍日契科说。“他想向您本人报告。”
维斯宁被打死了？半路上遇到了德国人？在哪儿？在镇上吗？鲍日契科说什么来着？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别宋诺夫竭力想以理智来否定这一出乎意料的、象雪崩一样突然袭来的不幸消息。他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不相信再过几秒钟他就要看到维斯宁被打死的目击者季特柯夫少校了。想到此，他对警卫长季特柯夫憋着一肚子怒气，竟然发生了这种事，而且见证人正是他季特柯夫自己！
“那么走吧，鲍日契科，”别宋诺夫说。“走吧……”
灯火、电话机、无线电台、桌上的地图、人影——一切都在晃荡着，似乎在掩蔽部的安静而暖和的空气里飘来飘去。别宋诺夫一出现，大家立刻鸦雀无声。
有个短短的人影在他身旁闪过，带来一股灾祸的气味，他依稀听见一声喊声：“将军同志……”
别宋诺夫走到桌旁，拿出手帕，在下巴和脖子上擦着。他这样做好象是在拖延时间，保持紧张气氛，保持他对这个影子发出来的有气无力的喊声的满腔愤怒；因为这个声音马上就要向他报告维斯宁的恶耗。他沉默良久，然后一边擦汗，一边问道：“在什么地方遇到德国人，季特柯夫少校？”
“镇子西北角，司令同志……警卫车在前面开……”
掩蔽部里只听见季特柯夫的单调的说话声，好象他是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的声音很沉重，使人不忍回过头来看一看说话的人。但是别宋诺夫突然想瞧瞧季特柯夫的整个样子，特别是他的脸和眼睛，想从中了解事情的真象，设想一下在对方目击的最后几分钟内的情况。
季特柯夫少校的影子在掩蔽部门口的右墙上摇晃着，他的模样变得认不出来了：整个脑袋一直到鼻梁被绷带裹得圆滚滚的，他那胸部宽阔、矮壮得象大铁块似的身体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短皮袄，皮袄的下摆撕破了，左袖管显然被爆破弹打烂了，从里面杂乱地展出一绺绺皮毛。脏得发灰的绷带象帽子似的缠在头上，露出两只布满血丝的绝望的眼睛，他的声音里同样充满着绝望：“后来德国人的侦察队朝汽车走过来。军事委员拒绝转移到房子那边去。离那儿大概有两百米。是一片开阔地……他命令我们开火……”
“怎么牺牲的？……”别宋诺夫打断了他的话。“维斯宁是怎么牺牲的？”
“我们还击了十分钟光景。后来我回头一看：军事委员朝天躺倒在汽车旁，握着枪的那只手按在胸口上，血从嘴巴里涌出来……”
“后来呢？”别宋诺夫狠狠心，催他快讲。他想弄清楚维斯宁牺牲事件中最主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主要的东西老是捉摸不住，含含糊糊，使人无法领会。季特柯夫只报告说维斯宁牺牲了，但别宋诺夫没有亲眼看到维所宁的死，就怎么也无法想象维斯宁已经死了；这是因为这场飞来横祸来得太突然了，同时也因为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至今还好象存在着莫名其妙的隔阂。他们同在一个集团军里，对全军担负着同等的责任。但是由于别宋诺夫的过错，由于他对自己身旁的第二号掌权人物表示怀疑、没有好感，而使他们之间那一段相处不长的关系变得并不如维斯宁所希望的那样正常。维斯宁态度温和，不愿争吵，不愿强调自己和集团军司令居于同等地位，总是好象顺便说说似地提出一些心平气和的建议；可能，这一切都是维斯宁根据自己的经验，为了不伤害他别宋诺夫的自尊心而悄悄地放在他脚下的阶梯，使他能够在一支新编的部队里，在一些陌生的、初次见面、还不明底细的人们中间巩固自己的地位。是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之间之所以没有保持应有的关系应当由他别宋诺夫负责，而不能归咎于维斯宁。这一点，他现在决不能原谅自己了。……
从照着灯光的较远的一角，从暖和得象澡堂子一样的空气里传来了季特柯夫少校发颤的声音。
“欧辛上校和我轮流背着军事委员。欧辛上校在镇上时，肩膀就负伤了。一颗爆破弹把他的骨头打碎了。就这样，我们遇上了自己的坦克，然后截住—辆弹药车，开到了三○五师的卫生营。军事委员的勋章和证件……都在这儿……在我这儿。欧辛上校留在卫生营治疗。他要我把这些证件完完整整地转交给您。将军同志，现在我该怎么办？……我上哪儿去呢？……”
从季特柯夫的每句话里，可以听出他因为束手无策而深深地痛苦着。也许，他现在不应该把维斯宁的勋章和证件拿出来。一团血迹斑斑的东西连同—块发粘的手帕一起放在桌子上。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无情地证实了维斯宁的死。别宋诺夫觉得眼睛上仿佛挨了一拳，他用一只手挡住耀眼的灯光，避开了大家的视线，另一只手情不自禁地碰了碰维斯宁那发粘的私人证件，纸页已经粘在一起，被血水浸得膨胀、发黑了。别宋诺夫久久不敢把它打开。
后来别宋诺夫还是把它打开了。首先投入眼帘的是夹在纸页间的一张精致的小照片，照片上面沾满了暗褐色的血水，但还能看得清楚。这大约是维斯宁和他女儿的一张合影。照片上，他身穿白衬衫和夏季白长裤，完全是战前的打扮，显得相当年轻。维斯宁好象在对什么人微笑，乐呵呵地皱着鼻子，笑得象孩子一样活泼；阳光照着海湾，他坐在一只小艇上，岸上柏树丛中的白色疗养院依稀可见。坐在船尾的是一个瘦瘦的、皮肤晒得黝黑的六、七岁的小女孩，她的浅色头发从巴拿马草帽底下露出来，搭在脸颊上，身上穿着一件敞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