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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就这么一次把儿子打疼了。那一次孩子从书桌里偷了钱去买鸽子……维克多真的在阁楼里养鸽子吗？这也是到后来才弄清楚的。
他从一个部队到另一个部队，调动频繁——从中亚到远东，从远东又到白俄罗斯——到处住的是公房，用的是公家的、别人的家具。他们带着两口箱子来来去去。妻子对这种生活早已习惯，随时准备调换地方，到他的新单位去。她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这种生活上的变动，经历了千辛万苦。
看来理应如此吧。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经过莫斯科近郊战斗之后，当他躺在医院里夜夜想念老婆、孩子的时候，他明白了：许多事情并未达到本来可能达到的结果；而他的生活就象写文章时交的草稿，需要誊清一下。他从内心深处一直盼望着过一两年能有这个机会——二十岁之后这样想，四十岁之后也这样盼。然而幸福的变化始终没有来临。相反，他的军衔晋升了，职位提高了，同时战争也发生了——先是在西班牙和芬兰，然后是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西部，最后是一九四一年。此刻他不去历数那些值得纪念的岁月，而只是在想，这场战争一定会使许多东西发生变化。
但也正是在医院里，他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的生活，他的军人的生活，是他亲自选择的，一经选定，就永远不可能改变了。这是他唯一的生活道路。他并末虚度年华，这篇生活的草稿没有什么可以誊清，也不必要这样做。好象这些都是命中注定，非此即波，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好吧，假如需要重新选择的话，他也不会逃避自己的命运。
别宋诺夫理解这一点，但他意识到自己有着不可原谅的地方，那就是在他所选定的这种唯一的生活道路中，那最可宝贵的东西竟如过眼烟云，在他面前一瞬即逝地飘走丁。这一点使他不论对儿子还是对妻子都无法辩解。
就在莫斯科附近的那个医院，在一间特级军官住的洁白的病房里，他跟维克多见了最后一面。儿子从步兵学校毕业后担任了军职，即将从列宁格勒车站乘火车上前线去，中途利用三小时停车时间同母亲一道来探望他。领子两边深红色的领章闪闪发亮，崭新的军官武装带炫耀似地吱吱作响。小伙子喜气洋样，春风满面，仪表堂堂，看来街上的姑娘们都要回头望望他的。但他这一身光彩照人的打扮多少带点稚气，显然是个初出茅庐的少尉军官。他坐在旁边的一张病床上（邻床的一位能够走动的将军客气地走出去了），用断断续续而又富有朝气的低嗓音叙述他到作战部队去任职的事；谈到他如何讨厌学校里那一套没完没了的“集合、立正、向右看齐！”而现在，谢天谢地，终于上前线了。他将带领一个连或者一个排——所有的毕业生都如此，——这样，真正的生活就要开始
儿子在谈话中不知怎的挺随便地叫别宋诺夫“父亲”，而不是象过去已习惯的那样称呼他。别宋诺夫看着他那生气勃勃的面孔上一双愉快的灰眼睛和长着软汗毛的两颊，看着他那能干的小伙子的一只灵巧的手——他用这只手有点困窘地拍拍料纹呢马裤上的口袋。别宋诺夫不知为什么联想到了其他的小伙子——少尉、中尉，排长和连长们，这些人跟他差不多总是只有一面之缘：打完一仗就换一批人……
“请你允许他抽烟吧，彼佳，”妻了打断了他的思路。她一直在不安地注意着儿子。“他开始抽烟啦，你不知道吗？”
“那么说，你抽烟了，是吗，维克多？”别宋诺夫问道，内心有些不快和惊讶，但还是把床头小柜上邻床那位将军的烟和
火柴往前推了推，“拿去抽吧……”
“我十八岁了，父亲。在学校里大家都抽烟。我也不能太突出呀。”
“看样子，你也喝酒罗？已经尝过味道了吧？得啦，其实你是个少尉了，是独立自主的人了。”
“是的，尝过……不，不要，我自已有。‘大炮’牌。可以抽吗？对你没有妨碍吗？”儿子很快地说着，脸有点红。他吹了吹烟卷，按照前线特有的方式弯着手掌，擦着了火柴，这大概也是在学校里向谁学来的。“我在想象，”他为了掩饰窘态，故意兴奋地说，“要是你从前知道我抽烟，那会怎么样，会拿皮带揍我一顿吧？”
儿子抽烟不老练，把烟朝病床下面喷，好象在学校营房里抽烟，害怕值星官出现一样。别宋诺夫和妻子默默地交换着眼色。
“不，”别宋诺夫低声回答。“从那次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难道你认为我……是很严厉的父亲吗？”
“那次你倒打得对，”儿子说。“本来就该打嘛。我当时是个傻瓜！”
他边笑边这么说着，回忆起现在特别使别宋诺夫感到难受的那件事——曾经使儿子肉体上受到痛苦。
“天哪，我的男子汉们……现在我们家有两个成年的男子汉了！”母亲轻轻地叫了一声，用手指紧握别宋诺夫那放在被子上的手。“彼佳，事情很怪，好象你没有插过手。维克多是到沃尔霍夫地区，到不知哪个集团军去……难道你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吗？把他带在身边……放在自己的哪个师里不行吗？只要能在自己跟前。你懂吗？”
他全懂，比她懂得更多。他知道，步兵连、排长的生命往往象飞蛾一样短促。他曾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这一点，此刻，他很想做个安慰的手势，摸摸妻子温暖的小手，但由于儿子在场而控制了自己。
“奥丽雅，你知道，现在我是个没有部队的将军。”别宋诺夫仔细地打量着儿子，但话只对妻子讲，“将来等我职务确定了，就叫维克多去，要是，当然……”
儿子没有让他讲完，被烟呛了一下，不赞成地摇摇头。
“嗯，不行，父亲！要当将军的爸爸来庇护我吗？不行！别谈这个问题了，妈妈！也许还要给父亲去当副官吧？还要发给我勋章？”
“我不会任命你当副官，而要你带一个连，”别宋诺夫说，“至于勋章，没有功我不发。尽管我知道，得勋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不行！在学校里，同学们就笑嘻嘻地问我：‘怎么，现在要到爸爸那儿去了吧？’我不愿意，父亲！在哪儿当连长还不是一样！我的调令就在口袋里。我们四个人从学校到那边去，想待在一起。过去在一起学习，将来要在一起冲锋！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那也是命运！一个人不会有两种命运的，父亲！”他象在重复从谁那儿听来的话。“真的，妈妈，两种命运是没有的！”
别宋诺夫只微微动了动放在妻子湿润的手掌里的手指。她也默不作声。儿子此刻感到似乎很明确、简单的东西，那激励着他向往独立的新生活和战斗的友谊，激励着他坚决地、当然也总是战无不胜地去冲锋陷阵的东西，在别来诺夫看来，显得有些不同。他很清楚上战场是怎么间事，知道战争中的死亡有时是并不那么优美的。
但他没有权利把一切都告诉儿子，没有权利凭过来人的经验去破坏年青人天真的幻想。再说，小伙子此刻大约什么也听不进去。维克多也许只感觉到一点，那就是在他新军装的口袋理有一张派往前线的调令在令人心醉地 作响。只有战争本身才有权对他的幻想作出现实的修正。
“命运，”别宋诺夫重复着。“你说命运么，维克多！战争中的命运毕竟是不如人意的。不论你感到多么奇怪，你每—天，每一分钟……都得克制自己。你要知道，那是一种非人的克制。不过问题还不在这里……”
“是的，问题不在这里，我们不要谈深奥的哲学理论了！”儿子毫不介意地附和着，指着被子下面父亲的缠着绷带的腿问道：“你怎么样，现在不要紧了吧？很快能出院吗？我能够想象，躺在这里是多么苦闷呀！我真同情你，父亲！不痛吗？……呵！见鬼，时间到了！……大伙儿在等我呐。该去火车站了！”他看了看手表。从他这个动作里可以看出，他并不能想象痛是怎么回事，甚至不能设想有什么痛的可能性。
“我希望不久能离开这儿，”别宋诺夫说。“而你呢，要给妈妈写信。哪怕是一个月一封也好。”
“一个月四封，我保证！”维克多站起身来，想到马上就将和他的学友们坐在车厢里，心里便产生了一种近似幸福的感觉。
“不，两封，维佳，”母亲改正他的决定。“再多也没有必要。我只要能知道……”
“照办，妈妈，照办。时间到了，我们走吧！……”
还有一些记得起来的事情。
临走之前，儿子站了一会，微笑着，有点犹豫，不知道要不要吻吻父亲（在家里没有吻过）。他拿不定主意，没有吻，而是按照成人的规矩把手伸过去，“再见，父亲！”
但别宋诺夫握紧了儿子细细的手指，把他拉近一点，将自已那总是副得光光的、瘦削的面颊迎上去，皱看眉头说：“好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战争嘛，儿子。”
别宋诺夫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第一次称他“儿子”，但不是用维克多叫“父亲”的那种语调。
维克多不好意思地把嘴唇贴到父亲的嘴边，于是别宋诺夫吻着他温暖的面颊，闻到他军便服上青年人特有的那种带甜昧的汗气。别宋诺夫说：
“去吧！不过要记住：弹片和子弹讨厌老头子，专爱找你这样的人……要是你拿定了主意，就写封信来，我给你物色一个连。好吧，祝你一帆风顺，少尉！”
“好象应该说‘走你的吧，’是吗，父亲？……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打完第一仗我就写信来！”
他笑了起来，用手抚摸了一下武装带，把整齐的军官服的皱纹拉拉平，满意地整了整发亮的黄皮手枪套，然后从床架上拿起那件崭新的哗哗作响的斗篷，把它灵巧地搭在手弯里。就在这一瞬间，有什么东西哗啦一声撤落在病房里洒满阳光的地板上。这是一些金光闪闪的全新的“TT”牌手枪子弹。这些子弹装满了维克多的斗篷口袋。学校毕业后只发了两夹了弹，但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储备了这么多，这些子弹大概够他在战争中用好几个月了。
别宋诺夫把脸转向窗口，什么也没说。母亲抱怨了一阵：“这是什么呀？你干吗搞了这么多？我来帮你拾……发给你们这么多吗？”
“妈妈，我自己来……你等等。这是防备万一的。”
儿子有点窘，开始迅速地从地板上拾取子弹。当他站起身来，将子弹塞进口袋时，看到还有一颗滚开了。他回头望望正看着窗口的父亲，就用铬 革皮靴的尖头轻轻一踢，把子弹踢到看不见的角落里去了。这个喜气洋洋而有些稚气的少尉军官，佩带着吱吱作响的武装带，手臂上搭着崭新的斗篷，带着幸福的面容走出了病房，就象是出去散步一样。
后来别宋诺夫在暖气管下面找到了这颗亮晶晶的子弹。他把它久久地托在掌心，感到它轻得出奇。
……“政委，他有多大年纪？十九岁还是二十岁？”别宋诺夫打破车内的沉默，用嘶哑的声音问。
“坦克兵吗？”
“只外一个，在那边桥上的。”
“—般说来，都是些毛孩子，彼得·阿列克山德罗维奇。”
“霍尔”汽车关着车灯疾驰，在坎坷不平的地方轻轻颠簸着。坦克早已消失在寒夜的淡蓝色雾霭中。右边，牵引重炮的卡车都没有开灯，象一连串黑点似的行驶着。有时听到车轮在冰丘上空转的声响，结冰的车宙外，随风飘过断断续续的口令声。别宋诺夫一直感到部队在马不停蹄地前进，他想：“对，快些，快些吧！……”
发热的马达从下面暖着他的脚，好象在小腿上裹了一层热棉花，使疼痛减轻了。刮水器机械地嗒嗒作响，均匀地摆动着，清扫着玻璃上的白霜。前面，整个草原在寒冷而发红的星光下呈现一片暗蓝色。
后座闪了一下火柴的磷光，接着车内就散发出一股烟卷味。
“对，二十岁，他跟我讲过，”维斯宁说，立即又用一种亲密而又谨慎的口吻问道：“我说，彼得·阿列克山德罗维奇，你的儿子到底怎样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别宋诺夫全身都紧张起来，手指使劲按住放在膝间的手杖。
“你从哪儿知道我儿子的事，维塔里·伊萨耶维奇？”他克制着激动的情绪，头也没回，问道，“那么你想问我什么呢？问我儿子是否还活着吗？”
维斯宁把手放在别宋诺夫肩旁的软座靠背上。
“请原谅，彼得·阿列克山德罗维奇，我并不想问什么，不过……当然罗，我多少也知道一点。知道你有个儿子，是少尉……曾在沃尔霍夫第二突击集团军里作战……总之，这支部队的命运你是清楚的。”
维斯宁不说下去了。
“一点不错，”别宋诺夫冷冷地说。“我儿子所在的第二突击集团军六月份打了败仗。司令投降当了俘虏。军事委员开枪自杀了。通信主任带领残部突围出来，在突围出来的人中间没有我儿子。认识他的人断定他已经阵亡。”别宋诺夫皱紧了眉头。“我希望我在汽车里讲过的话就到这儿为止，听过算了。我不愿那些有时间打听小道新闻的人交头接耳地谈论沃尔霍夫事件。现在不是时候。”
维斯宁放下轧轧作响的车窗玻璃，将未抽完的烟头扔了出去。
司机在座位上有些局促不安，似乎别宋诺夫的警告只是对他而发的，他嘟哝着说：“您冤枉我了，司令同志。对我可以一百个放心……”
“要是您没听懂话，您就抱怨吧，”别宋诺夫说。“这话是针对鲍日契科少校讲的。在我身边既不能容忍多嘴的司机，也不能容忍过分饶舌的副官。”
“明白啦，司令同志！”鲍日契科并不抱怨，反而精神抖擞地问答。“要是有错的话，今后一定注意。”
“错误人人都有，”别宋诺夫说。
“这人很严厉，不那么平易近人，”维斯宁想。“他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