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乌的邻床上，默然不语，动也不动。自从这个人来到病房里，你任何时候都忘不了他的存在；他那沉得抬不起来的眼睛正在盯着什么，耳朵显然什么都听得见；如果他眨巴眼睛，说不定是表示反对。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来说，他呆在那儿就构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压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曾试图引他开口，了解一下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或者让他说说自己得的什么病，但是舒卢宾只是回答寥寥几句丧气的话，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谈自己的肿瘤。
他要是坐着，也总是处于某种紧张的状态，不像一般人那样坐着休息，而是坐在那里练功，就连舒卢宾的这种紧张的坐相也使人感到他时刻怀有戒心。有时他坐得累了，就站起来，但他走路似乎也疼，一瘸一拐地走上几步就停下来站着，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动不动，这同样是异乎寻常、令人感到压抑的。况且舒卢宾还不能站在自己床前——那会把门挡住；在通道上也不能站——会妨碍别人走路。因此他看中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窗子和扎齐尔科的窗子之间的墙壁。他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像敌人的哨兵似的临视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一切：看他吃了什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只要他的背靠到那边墙上，他就会在那里站很久很久。
今天巡诊后他就这样站着。他站在奥列格和瓦季姆视线的交接点上，像墙壁上凸出的～座浮雕。
奥列格与瓦季姆，虽然床位的安置方式使他们两人的目光经常相遇，但互相交谈不多。首先，两人都感到恶心，多余的话根本不想说。其次，瓦季姆早就向所有的人声明过：
“同志们，靠说话去使一杯水变热的话，声音不大，得两千年，而大喊大Pn，也得75年。这还必须以热量不从杯子里散发为前提，请各位想一想，东扯西拉的闲聊究竟有什么好处？”
更何况他们每人都向对方说过一些使其不快的话，也许并非故意。瓦季姆对奥列格说：“就该斗争！我不明白，你们在那边为什么不斗争。”（这话说得有道理。但奥列格还不敢开口讲他们是怎么进行斗争的。）奥列格则对瓦季姆说：‘她们那么舍不得金子是要留给谁？你父亲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他们为什么不给你？”
这话说得也有道理。瓦季姆自己也愈来愈经常这样想，这样问。但是从旁人口中听到这个问题却不好受。一个月以前他还认为妈妈的奔波是多此一举，利用父亲的功劳要求照顾是难为情的。但现在，他带着一条好像被捕兽器夹住的腿，却渴望妈妈打来电报告诉他好消息，他一直在卜算，希望妈妈能如愿以偿！靠父亲的功劳而得救诚然受之有愧，但是凭本人的才华得救却完全理直气壮，只不过分配金子的人不可能知道他的才华。怀着尚未震世和难以抑制的才能是痛苦的，仿佛是欠下了债务，而未能使才能放出异彩、壮志未酬离开人世，简直比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比这间病房里其他任何人的死都悲惨得多。
一种孤独感在瓦季姆的血液里搏动和颤栗，倒不是因为妈妈或加利亚不在他身边，没有人来看望他，而是因为周围的人也罢，医务人员也罢，掌握着他的命脉的人也罢，都不知道活下去对他来说比对所有其他的人是多么更为重要！
这个想法像锤子似的在他头脑里敲个不停，从希望到绝望，以致他无法领会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的内容。他读了整整的一页，却猛然发现什么也没有读懂，脑袋发沉，再也无法像山羊跑坡一般顺着别人的思路驰骋。他对着书本发呆，旁人看来他在读书，其实并没在读。
腿被夹住了，整个生活也跟腿一起被拖住了。
他这样坐着，舒卢宾则站在他床旁的墙边，忍受着疼痛，默然不语。科斯托格洛托夫也默默地躺着，脑袋从床边往下耷拉。
就这样，他们像童话里的3只座董，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沉默。
奇怪的是，恰恰是他们3人中最能保持沉默的舒卢宾忽然问瓦季姆：
“您确信不是在自找苦吃吗？这一切对您有什么用？为什么非要这样呢？”
瓦季姆抬起了头。他那一双近乎乌黑的眼睛打量着老头，似乎不相信这长长一串问话是从他口中吐出来的，说不定问题本身也令人惊讶。
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奇怪的问题是他听错了或者不是这老头子提出来的。老头那圆鼓鼓的发红的眼睛好奇地斜瞅着瓦季姆。
瓦季姆是知道该怎样回答的，但不知为什么他感觉不到通常那种一触即发的冲动，不急于作出反应。他的回答似乎有气无力，声在不高，意味深长：
“这事儿有意思。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思的。”
不管内心怎样焦躁不安，不管腿怎样疼痛难忍，不管那致命的8个月怎样流逝，瓦季姆还是在克制忍耐中找到快慰，只当任何人头上都没有笼罩愁苦，只当他们是在疗养所，而不是在癌症楼。
舒卢宾低着头凝视地板。后来，在躯干保持不动的情况下，他做了一套奇怪的动作：脑袋转圈儿，脖子则按螺旋形扭动，好像要把脑袋甩掉，可又办不到。他说：
“‘有意思’——这不成其为理由。做生意也有意思。赚钱。数钞票、置产业、盖房子、添家具——这一切也都有意思。按这种解释，科学并不比一系列唯利是图、极不道德的行径高尚。”
一种奇怪的观点。瓦季姆耸了耸肩膀：
“不过，要是我的确认为有意思呢？要是我的确认为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了呢？”
舒卢宾把一只手的手指伸展开——它们自己发出了咯吱声。
“如果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您永远也创造不出任何合乎道德的东西来。”
这倒真是彻头彻尾的奇谈怪论。
“而科学本来就没有义务创造精神财富，”瓦季姆解释说。“科学创造的是物质财富，为此人们才支持它。访问，您是把哪一种称为合乎道德的呢？，，
舒卢宾闭上了眼睛，好半天才睁开。之后又来一次。他侵吞吞地说：
“能使人的灵魂相映生辉的那种。”
“科学正是那样带来光明的，”瓦季姆微微一笑。
“但不是带给灵魂！……”舒卢宾伸出一个指头摇了摇。“既然您说‘有意思’，可您有没有走进集体农庄的养鸡场去待过5分钟？”
“没有。”
“那就请您想像一下：一个又长又矮的棚子。里面很暗，因为窗户就像几道缝隙，还带有铅丝网，防止鸡往外飞。一名女饲养员要管2，500只鸡。棚里是泥地，而鸡老是又啄又刨，空气里的灰尘之多，简直需要戴防毒面具。她还得从早到晚把极不新鲜的小鲜鱼放在没有盖的大锅里煮——不消说，散发的尽是臭味。没有人替她的班。夏天从凌晨3点直干到天黑。才对岁的她，看上去有50岁。您觉得这个饲养员的工作有意思吗？”
瓦季姆十分惊讶，皱了皱眉头：
“可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
舒卢宾伸出一个指头指着瓦季姆：
“做买卖的人也是这样想的。”
“正是由于科学不发达，饲养员才吃这样的苦，”瓦季姆找到了有力的论据。“只要科学发达，所有的养鸡场都会非常漂亮。”
“在科学发达之前，您不是每天早晨都往煎锅里打3个鸡蛋吗？”舒卢宾闭上了一只眼睛，用睁着的另一只看人，这样就更使人感到不快。“在科学还没发达到那种程度之前，您是否愿意到养鸡场去工作一段时间？”
“这不会使他觉得有意思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处于倒悬状态发出粗鲁的声百。
鲁萨诺夫以前就发现舒卢宾在讨论农业问题时表现出十分自信，因为有一次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谷物问题阐述什么道理，舒卢宾插进来对他作了纠正。现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来刺一下舒卢宾：
“您莫不是毕业于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
舒卢宾浑身一抖，向鲁萨诺夫转过头去。
“不错，是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毕业的，”他感到惊讶地加以确认。
刹那间，他趾高气扬，现出神气十足的样子，但接着就又驼着个背，犹如一只被剪去翅膀的鸟，飞又不像飞，还是和原来一样动作笨拙地一瘸一拐向自己的床铺那里走去。
“那您为什么去当图书管理员呢？”鲁萨诺夫得意洋洋地追问了一句。
但舒卢宾已不再搭话了。他缄默不语，像个树墩。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那些在生活道路上不是向上、而是往下走的人，从来都不尊重。
第二十八章 处处是单数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刚回到医院里，科斯托格洛托夫就断定，这是个有实干精神的男子汉。由于无所事事，在巡诊时奥列格便细心观察他。显然，这项小帽子扣在头上时他是从来不照镜子的；这双手臂长得出奇，有时握成拳头插进前面不开襟的白大褂口袋；这嘴角的收缩，似乎想吹口哨；尽管他看上去力气很大而又十分威严，但在跟病人谈话时却很风趣——这一彻使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跟他谈谈，向他提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此地的女医生当中谁也不能或不想回答的。
但是这些问题没有机会向他提出，因为巡诊的时候，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除了自己的手术病人谁也不理，经过照光病人的床位时只当那里空着；在楼梯上和走廊里任何人跟他打招呼，他都只是微微点个头，但脸上始终摆脱不了心事重重的表情，而且他总是来去匆匆。
有一次，在谈起一个干了什么事而先是抵赖、后来承认的病人时，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呵呵笑道：“到底改7宗！”这就更触动了奥列格。因为这个词儿的这层意思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也不是任何人都会用的。
近来，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医院里徘徊比过去少了，同外科主任相遇的机会就更少。但是有一回他亲眼看见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打开手术室隔壁一间小屋锁着的门走了进去，这意味着那里肯定没有别人。于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敲了敲涂了色的玻璃门，把它打开。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刚刚来得及在屋子中间推——一张桌子跟前的凳子上坐下，但已经在写着什么。他侧身而坐的姿势意味着他不打算在这里待得太久。
“是您？”他抬起头来，好像并不感到奇怪，其实脑子里还在考虑下面再写什么。
大家任何时候都没有空！性命攸关的问题需要在一分钟内做出决定。
“对不起，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科斯托格洛托夫倾尽自己所能，努力做到彬彬有礼，这种表情是他所独有的。“我知道您很忙。可是除了您，我实在没人可以请教……只占用您两分钟的时间，可以吗？”
外科医生点了点头。他还在考虑自己的事，这很明显。
“由于……对我正在采取激素疗法，肌肉注射合成雌酚，剂量为……”科斯托格洛托夫采用他引以为荣的做法：用医生的语言、学医生的一丝不苟同医生谈话，以此唤起对方对他的开诚布公。“我想了解的是：激素的作用是否有积聚性？”
接下来的时间已不由他掌握了，他默默地站在那里，俯视坐着的外科医生，由于自己身材细长而显得有点佝偻。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皱紧了额头，渐渐把注意力转过来。
“不，不会的，看来不应当有，”他回答说，但口气并不干脆。
“可我，不知怎么的，觉得有积聚性，”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往下问，仿佛他希望有积聚性，再不然就是对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不怎么相信。
“不，不会的，不应当有，”外科医生还是那么回答，没有把话说绝，也许因为这不属于他的领域，也许因为他还没来得及使思想从别的事情上转过来。
“我迫切需要了解，”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眼神和口气似乎带有威胁的味道，“经过这种疗程，我是否会完全丧失……咯……这么说吧，涉及女人问题的那种机能？……还是仅仅在一定时期内如此？打过去的这些激素会不会离开我的身体？还是永远留在我体内…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也许可以采用注射同性激素的方法去消除……”
“不，我不主张这样做。不可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望着这个头发黑而蓬乱的病人，但首先看到的是他那道引人注目的伤疤。他想像这道砍痕刚出现时的样子，想像如果这是刚刚送到外科的一例外伤该怎么办。“可您问这干什么？我不理解。”
“您怎么不理解呢？”倒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不理解这里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也许，这位忠于医生职守、有实干精神的人，只能劝病人从命？‘它不理解吗？”
这已经超过两分钟的时限，也超出医生同病人之间的关系了，但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却带着立刻为科斯托格洛托夫所注意到的那种谦虚态度，突然压低了声音，不打官腔，像对老朋友似地说：
“听我说，难道生活的花朵全在娘儿们身上？……要知道，这种事总会使人极其腻烦……而且只会妨碍正经事儿。”
他说得十分诚挚，样子甚至很疲倦。他想起自己在生活中最紧要的时刻缺乏冲劲儿，说不定正是因为精力被这种事耗费了。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不能理解他的话！奥列格现在无法想像那种感觉还会是腻烦的！他的头机械地向左右两边摇晃，眼睛也视而不见：
“可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更正经的事儿了。”
没有，肿瘤医院的规章制度里并没有订人这样的谈话！——病人不得向医生（何况还是其他科的医生）质疑有关人生意义的问题！那位足登高跟鞋、走起路来全身扭动的娇小的外科女医生，向门内探了探头，问也不问就走了进去。她没有停下便径直走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跟前，把一张化验单放在他面前的桌上，自己则倚着桌子（奥列格从远处觉得她似乎紧贴着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