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马图列维奇——乌尔里赫的副手下台了？！杰季斯托夫下台了？！帕夫连科下台了？克洛波夫下台了？连克洛波夫也下台了！！最高法院成立多久，克洛波夫就在里边待了多久！连克洛波夫也被撤职了！……今后还会有谁来保护干部卜…换上的全都是些新人，名不见经传……掌管司法部门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人全都一下子被赶下了台！一个不留！？
这不可能是偶然的！
这是历史的脚步……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身上出汗了。仅仅是在今天早晨他才让自己定下神来，说服自己相信一切恐惧都毫无根据，可是你瞧四回巴
“给您打针。”
“什么？？”他失去理智地跳了起来。
汉加尔特医生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注射器。
“把袖子卷上去，鲁萨诺夫。给您打针。”
第十六章 荒唐的事
他爬着。他似乎是在一条混凝土管道里爬着，不，说是管道又不是管道，而似乎是隧道，两边戳出来的钢筋有时会钩住他，而且恰恰碰到脖子右侧的疼处。他胸部贴着地面爬，而感到最沉重的就是迫使他贴向地面的这躯体的分量。这分量远远超过他的体重，他不习惯这样的重荷，简直被压扁了。一开始他以为是混凝土从上面压迫着他，原来不是，这是他的身体那么沉重。他感觉到身体的分量，拖动它就像拖一袋废铁。他心想，这么重恐怕是站不起来的，但主要的是，得先爬出这条管道，哪怕喘一口气，哪怕看看亮光也好。可是管道长得不得了，简直是没有尽头。
这时某人发出了一个声音，但也可以说不是声音，而只是传达出来的思想罢了，命令他向旁边爬。“既然那是墙壁，我怎能往那里爬呢？”他心想。然而，要他向左边爬的这道命令同拐地的身体压扁的那份重量一样无情。他吟了一声就开始爬，随后又往有边爬，这都像刚才往前那么爬。沉重的感觉依然如故，既看不见光亮，也望不到尽头。他刚刚对这边有点适应了，那个清晰的声音马上又命令他向右转，而且要快些。于是他两肘和两脚一齐努力，尽管右边是穿不透的墙壁，他还是爬去，而且还似乎有点名堂了。他的脖子老是被挂住，疼痛传到了头顶。一生中他还从未落得这般狼狈不堪，而要是爬不到头，就这样死去，那是再冤不过的了。
但是，他的两腿忽然变轻了，像充了气似的，而且开始悬浮，轻飘飘的，不过胸部和脑袋依然贴在地上。他仔细听了听——没向他发出任何命令。这时他想：“总算能够出得去了：让两腿先伸出管道，身体紧跟着向后退，岂不也就爬了出去。”于是，他当真向后蹭去，两手撑起身体（不知哪儿来的力气？），跟在两条腿后面往洞口外面钻。洞口很窄，但主要的问题是，全身的血都在往头上涌，这时他想，脑袋要炸开了，必会死在这里。不过，他两臂再稍稍一撑，虽然浑身都被挂破，毕竟还是钻出来了。
他发现，自己处在某个建筑工地的大管子上，只是看不见哪儿有人，显然都下班了。周围是一片泥泞，肮脏不堪。他坐到管子上歇息，发现旁边坐着一位姑娘，这姑娘身穿污迹斑斑的工作服，没戴帽子，麦秆色的头发披散着，既没别小梳子，也没别发卡。姑娘并不看他，只是那么坐着，但他知道，这姑娘是在等着问她。起先他吓了一跳，而后来明白了，对方更为怕他。他根本没有谈话的兴致，但对方显然在等他问什么，于是他问道：
“姑娘，你母亲在哪儿？”
“不知道，”姑娘回答说，眼睛望着自己的脚下，一边咬着指甲。
“怎么会不知道？”他有点生气了。“你应该应遵。他应该坦白交代。应该把事实真相统统写出来…你为什么不吭声？我再一次问你——你母亲在哪儿？”
“我正想问您呢，”姑娘看了他一眼。
她看了他一眼，于是他发现那姑娘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他即刻打了个寒噤，想起好几件事情，并且不是一件一件想到的，而是同时想到的。他想到，这姑娘是冲压工格鲁莎的女儿，而格鲁莎是由于议论和攻击人民领袖才被关进监狱的。格鲁莎的这女儿在给他送去的表格上隐瞒了此事，他把她叫去，威胁说要为填表弄虚作假的事将她法办，于是她服毒自杀了。她是服毒死的，但此刻根据头发和眼睛来看，他猜想她是淹死的。他还猜想这姑娘已知道他是谁了。他还想到，既然这姑娘已经淹死了，而他还跟她坐在一起，那就是说，他自己也死了。这一惊倒使他浑身冒汗。他擦了擦额头，对她说：
“可真够热的了！你知不知道在哪儿可以喝点水？”
“那边，”姑娘把头一摆。
她让他看的是一只木盆或木箱，里面盛满了已经发臭的雨水，还混有变得绿乎乎的泥浆。这时他又一次想到，当初她正是喝了好多这样的水，而现在要他也喝个够。不过，既然她有这样的打算，那岂不是说他还活着？
“这样好了，”他灵机一动，想摆脱她。“你去给我把工地主任叫来。对了，让他顺便为我带双靴子来，否则我怎么走路呢？”
姑娘点了点头，从管子上跳下去，踩着泥水啪啦啪啦走去，还是那么披散着头发，身穿工装裤，足登长筒靴，跟工地上上工的姑娘装束一样。
他渴得实在受不了了，决定就喝这盆里的水。心想，只喝一点点，问题不大。他从管子上下来了，而且不无惊奇地发现，在泥泞的脏水里走一点也不滑。脚下的土地似乎没有根基，周围的一切也都虚无缥缈，远处什么也看不见。他本可以就这么往前走，但忽然大吃一惊：一张重要的纸丢了。他立刻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一遍，但比手的动作更快的是，他马上意识到，那张纸的确丢了。
他当即吓慌了神儿，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东西是不能让一般人看到的。否则，对他来说，会范起很大麻烦。他立刻意识到是在从管道里往外钻的时候丢失的。他急忙往回走。但找不到那个地方。他完全不认得那地方了。任何管子也没有。倒是有不少工人来来往往。这就更糟，因为有可能被他们捡去！
工人们都是他不认识的年轻人。一个穿电焊工帆布上衣。肩上有护片的小伙子停下来望着他。他为什么那样瞧呢？莫非他捡到了？
“喂，小伙子，你没有火柴吗？”鲁萨诺夫问道。
“你又不抽烟，”电焊工答道。
（他们全知道！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我要火柴有别的用处。”
“有什么别的用处？”电焊工注视着他。
的确，他回答得多么愚蠢！这属于破坏分子的那种典型的回答。他们会把他拘留起来，在这一期间还会找到那张纸。而他之所以要火柴，原来就是为了把那张纸烧掉。
小伙子愈来愈走近他，鲁萨诺夫预感到不妙，慌了手脚。小伙子直盯着鲁萨诺夫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
“叶利昌斯卡妞似乎是有意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我，根据这一点我断定她知道自己有罪，并且在等着被捕。”
鲁萨诺夫浑身发抖：
“您怎么知道的？”
（他只是这样问罢了，其实心里明白，这小伙子刚刚看过他的那张纸：刚才那句话同纸上一字不差！）
但是电焊工什么也没有回答，径自走了。鲁萨诺夫十分焦急！很显然，他的告密信就在这儿附近，应当尽快找到它，尽快！
他似乎是在一些墙垣之间闯来闯去，拐来拐去，心早就跑到了前面去，可是两条腿跟不上，腿动得太慢了，真是毫无办法！但总算看到一张纸！他立刻想到，这准是它。他想向它跑过去，可是两腿却动也不动。于是他趴下来，主要靠胳膊推动身体向那张纸爬去。但愿别被别人先抢去！但愿别人别跑在前头，别被别人抢走了！快了，快到了……终于，他抓住了那张纸！是它！！可是手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撕掉它的力气都没有，他肚皮贴在地上休息一会儿，而那张纸就压在身下。
这时有人在推他的肩膀。他决定头也不回，不放开身下的那张纸。可是推他推得很轻柔，这是一只女人的手在推。这时鲁萨诺夫猜到了，正是叶利昌斯卡妞本人。
“我的朋友！嗅，我的朋友！请告诉我，我的女儿在什么地方？”她声音柔和地问道，想必是俯身紧贴着他的耳朵。“您把她弄到哪里去了？”
“她呆在一个好地方，叶连娜·费奥多罗夫娜，您放心好了！”鲁萨诺夫回答说，但头并没转向她。
“究竟在哪儿呢？”
“在儿童收容所。”
“在哪个儿童收容所？”她并不是审问他，不过声音听起来是十分忧郁的。
“这我倒是真的不知道。”他的确想告诉她，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不是他亲自送去的，况且从那儿又有可能转送到别处去。
“是不是还用我的姓呢？”她在他肩后提问，声音听起来可说是温柔的。
“不是，”鲁萨诺夫流露出同情。“有过那种规定：必须换一个姓。与我毫无关系，是那样规定的。”
他躺在那儿回想，当初他对叶利昌斯基夫妇甚至可说是有过好感。他跟他们没有任何冤仇。如果说他不得不告那老头儿的密，纯粹是由于丘赫年科要求他那样做，因为叶利昌斯基碍丘赫年科的事。老头入狱以后，鲁萨诺夫出于真心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在叶利昌斯卡妞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捕的时候，她把女儿托付给鲁萨诺夫了。至于后来怎么会弄得他还写了告发她的信，他记不起来了。
现在，他从地上回过头去，想看她一眼，可是她已不在那儿，连影子也没有（她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可就在这时，他的脖子，右侧里面，感到强烈的刺痛。于是，他把头放平，继续趴着。他需要休息一下，他太累了，从来没这么疲劳过！浑身酸痛。
他好像躺在煤矿的一条坑道里，但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黑暗，发现身旁地上有一架电话，上面洒了一些无烟煤的碎屑。这可使他极为惊讶——这里怎么会有市内的电话机？莫非它真的能与城里挂通？要是这样，就可以打电话叫人给他送点喝的来了。当然，来人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就更好。
他摘下听筒，可是听到的不是拨号音，而是既爽朗又干脆的声音：
“是鲁萨诺夫同志吗？”
“是，我就是，”鲁萨诺夫马上振作了起来（他似乎一下子就感觉到，这声音来自上面，而不是下边）。
“请到最高法院来一趟。”
“最高法院？是！马上就来！好的！”他已准备把听筒搁好，突然想起来了：“对不起，是到哪个最高法院——旧的还是新的？”
“新的，”对方冷冷地回答。“快点来。’宁是电话挂断了。
他想起了有关法院人事更动的一切！骂自己不该主动拿起了听筒。马图列维奇不见了……克洛波夫不见了…还有贝利亚也不见了！唉，这世道！
既然叫去，那就得去。他本来是没有力气爬起来的，但因为要他去，那他就不得不起来。他四肢用力，身子稍稍抬起了一点，又趴倒了，像一只尚未学会走路的牛犊。诚然，他们没给他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说了“快点来”！他终于扶住坑道壁，站了起来。就这样，他迈着虚弱无力的两腿，晃晃悠悠地往前走，手始终扶着坑道壁。不知为什么脖子右侧又疼了起来。
他一边走一边想：难道真的要审判我？难道会这么残酷无情：事隔那么多年还要审判我？唉，这次法院的大换班！不会有什么好兆头！
有什么办法呢，尽管他对最高司法机关十分尊重，出于无奈，也只得在那里为自己辩护。他是敢于为自己辩护的！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判决不是我作出的！审问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有关嫌疑的信息。如果我在公共厕所发现报纸的残片上有被撕毁的领袖像，我有责任把这残片送到有关部门去，并提供信息。而摆在侦察部门面前的任务，就是要调查核实！也许这是偶然的，也许这不是那么回事。侦察的目的就是为了查清事实！而我只不过是履行了普通的公民职责。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所有这些年头里，重要的事情是整顿社会！从思想上整顿！这就非把社会加以净化不可。而要净化社会就缺少不了那些不嫌胜的人。
这些理由在他心中越翻腾，他就越感到怒火中烧，而且越想尽快倾吐出来。这时他甚至希望快点走到，快点被叫去，他可以冲着他们理直气壮地说：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过！你们为什么偏偏审问我？这事谁没参与？要是没提供过帮助，怎么竟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古宗？他岂不自己吃了官司！”
他处在一种十分紧张的状态，仿佛已经大喊大叫了一通，但随即发现自己根本没喊，只是喉咙肿胀了起来。而且疼痛。
他似乎已不在坑道里，而是就在走廊里走，有人在后面叫他：
“帕什卡！你怎么啦，病了吗？怎么连步子也迈不动了？”
他打起了精神，走路似乎也像一个健康人了。他回过头去，看谁在叫他，原来是兹韦涅克，身穿突击队制服，腰束武装带。
“你到哪儿去，扬兹韦提克？”帕维尔问道，同时感到惊奇：为什么他如此年轻。就是说，当年他是很年轻的，可是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多少个年头？
“能到哪儿去呢？还不是跟你一样，到调查委员会去。”
“什么调查委员会？”帕维尔在想。他好像是被叫到另一个地方去的，但怎么也想不起究竟是什么地方。
他跟上兹韦涅克的步伐，和他一起走得很快，精神抖擞，朝气勃勃。他感到自己还不满20岁，是个单身小伙子。
他们经过一个很大的办公厅，里面有许多办公桌，坐在那里办公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其中有打着领带的老会计，蓄着神甫式的大胡须；有翻领钮绊上别着铆头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