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他的来信经过涂改。涂改的人就是他，他撕掉了半页信纸。他在附带补述中加以解释，却更吊人胃口：“第一页前半页审查删除。我得保留些秘密。”
第二部：作家的作家写作难以维持家计（1）
一个月后，帕特从千里达捎信过来，说她喜欢我关于维迪亚的作品的书，我很高兴；然后，她又补充说道：“这本书维迪亚爱不释手，走到哪儿，看到哪儿。他读得专注，脸上还不时浮现微笑，或是哈哈大笑。”这话同样也叫我开怀。
然而，我还是担忧着自己将来如何。当初，我的策略就是写作谋生，而今，策略显然不管用。一本小说，一本评论，数十篇书评，一本短篇小说合集──一年不到的，这些作品不过换取到不足糊口的些微收入，我还得感谢太太找了工作，补贴家用。现在，我开始写作第七本小说，一边还接些采访报道的案子，看起来，我似乎还是无法光靠写作维生。虽然我焚膏继晷，好评如潮，但还是让我家无余粮。
写作这一行，真能达成所谓心满意足的时候吗？
我心想，可以的。我很满足，只是我贫无立锥。因此，有维迪亚这样一个朋友，就更突出重要了。
帕特说，她在我的《V。 S。 奈波尔》书中，看出爱与了解，而这般深刻的情感，我在检视维迪亚的作品时，赋予我特殊的洞悉力。她坦承，自己也曾经想要写些跟维迪亚亲身相关的东西。维迪亚写《自由国家》一书的时候，还特别翻阅托尔斯泰的传记，以及一本关于桃乐蒂·华滋华斯的书，还有其他作家的生平记事。文人传记是维迪亚经常阅读的书目，彷佛从窗外窥探，那些同样受到写作煎熬的人过些什么日子，再回头跟自己生活比较。她侧耳倾听他高声朗读桃乐蒂·华滋华斯日记片段，或是宋妮雅·托尔斯泰说法，帕特·奈波尔惊讶地发现这些“妇人之见”如此敏锐，她心想，自己应该也可以写些类似的文章。
她开始随手笔记，描述维迪亚写书的进度，写日记，记下他的按语。不过，没多久，她就心灰意冷了。她的性格从来就不够坚强，再说，要在家务都围绕着V。 S。 奈波尔这个中心主角的情况下写作，更不容易。她自觉缺乏热情与深度，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流于繁琐。还有，由她来写维迪亚还有另外一层顾虑──奈波尔的太太──以他作为详实与亲密侧写的主题，那可是既冒昧，又游走在粗俗边缘的不智之举。
她说，那就是为什么我的书对她意义重大，因为，我也表达了许多她对维迪亚的作品的感受。她说，由于她也同样地受到维迪亚作品的影响，所以，她很高兴看到我完成了这本书。
我的书再度成功，再获佳评，可是，我却了无收入。我既愤怒又迷惑。我要的并不多，不过一家温饱罢了。我不敢妄想致富。我只想过得去就好，仅此而已。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当儿，这间租住公寓门上的收信口，推进一封公函，询问我出任维吉尼亚大学驻校作家的意愿如何，任期始于两个月以后。我说好。如果我单身赴任，过得像个僧侣一样，我可以写完我的小说，同时囊裹绝大部分的薪资。第一个学期，我就得离家驻校四个月。
我太太说：“我会想你的。”
她了解。她乐于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工作，而这股成就与满足的快感，令她同情我的挫折处境。不过，在我誓言此生不为猢狲王，决意辞掉新加坡大学教席一年之后，再回转大学教书，感觉特别苦涩难堪。我辉煌的头衔应该差可慰藉，驻校作家，可是，如此头衔反而对我嘲笑不休。作家应该自由无羁，不受任何雇主拘禁──维迪亚就是这么说的。
我在维吉尼亚，过着僧侣般的生活，我收到一封维迪亚的来信，详叙他的新西兰之旅。他已经回到平房了。他再度经过千里达，再度造访阿根廷，写完他的采访作品。他读过我的书了，还想再读一遍，因为，工作让他心有旁骛，未能专心拜读。同时，读到专写自己的书，他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他又回复到平常那个矛盾相抵的自己：“只是，我不认为我的感想有什么意义（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
他想要再择期会面，跟我聊聊英国，以及我适应得如何。我失望吗？我在热带地区待了八年以后，对于这一处“工业现实”有何感想？
他心里还是记挂着非洲，因为伊狄·阿敏将印度人从乌干达轰了出来。正如他多次预言一般，他说，乌干达就要回归丛林了。他归咎在白人外侨头上，他们虽然可以豁免于扶植阿敏上台的罪愆──不过，他们也营造出姑息阿敏，使之壮大的环境。到头来，他们大可一走了之，将乌干达当作一段恐怖往事，抛诸脑后。
我已经有许多年，不曾听维迪亚如此彻底诋毁某个情境，不过，他的逆耳警语逐一实现，也让他悲愤更深。他曾经预言独裁统治的崛起、印度人遭到驱逐、白人拒绝支持、坎帕拉步向衰颓，最后回归丛林等等。
“那是块惹人嫌恶的大陆，只适合次等人民。抱着次等志愿的次等白人，这些人一心只想，就像南非一样，耽溺在惩戒非洲人的恶劣快感中。”你只有尽早开溜，留下来的话，手上就要紧紧地抓根鞭子。乌干达就证明了，只有两种人在非洲撑得下去，次等人跟野蛮人，主子跟奴隶。
他从来不曾如此声色俱厉地发言谴责过。非洲军人将八万印度人──男人、女人、还有儿童──押上飞机，家当细软一概充公，维迪亚的熊熊怒火也一触即发。印度人失去了家园和土地和生意，许多人连毕生积蓄也荡然无存。他们大部分都获准入境英国，可是，有谁愿意活在一个严寒冷酷，又充满敌意的地方？他们在英国与美国还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替他们仗义执言；在非洲，就没有人为他们作喉舌了。非洲人奚落质疑他们，而白人外侨，就像维迪亚说的一样，只是回避一旁，袖手旁观。
第二部：作家的作家写作难以维持家计（2）
“这个世界最可悲的事情，就是到处充满了愚笨与平庸的人；而地球运转就为了让那些愚笨跟平庸的家伙谋利。”
至于来日的打算，维迪亚心中尚无计划。他刚刚回到英国四天，感觉却像活过一段仓皇、炼狱涤罪般的时期。他讲起四年来居无定所，没有自己的房子。他担忧股票市场将再度崩盘。他想要再写本书，偏偏找不到主题。那种似曾相似的感觉重袭上心，感觉空虚不安，感觉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废纸堆尘埃仆仆的暗示。
他情绪低落，感觉茫然失措。也是因为他备感疏离的情绪，什么国家？什么护照？他在平房里感觉无处栖身，而这也是他想跟我谈谈英国的另外一个原因。他想知道，我喜欢英国什么，又不喜欢英国哪些方面。他将我看成另外一个流浪者。
可是，我人在维吉尼亚，朝思暮想着我的太太与孩子，像个暴风雨夜里航行在汪洋上的水手，我发誓，我再也不干这等劳什子勾当了。维迪亚还提起他想回千里达，采访报道一则发生在黑权公社的暴力谋杀案。
他对我的书下的评语，恰如其分，也正是我想听到的。他说，读这本书，他感受到“惊奇、欢欣，以及十分的谦恭。这本书下笔之敏锐易感与典雅高尚，让我惊赞；同时也提醒我，教谕我一些我早已遗忘，或许从来未曾了解的事情。”他提到我行文上的慷慨大度与周延缜密。回想起往日如此劳力密集的付出（“过去的，都过去了”），他再度忧患，又为将来发愁了。他说，他满心哀伤与忧惧。
他几经赢取了约翰·罗威林·莱斯纪念奖、毛姆奖、霍桑奖、W。 H。 史密斯奖，而且，《自由国家》一书还让他把布克奖拿到手。文坛早就将他封做当代最优异的英语作家。然而，文名卓著不能让他稍释于怀。他苦于书籍销路无法拓增，企求更多金钱回馈。
正当他宣告自己的生命将近尾声之际，我却感觉自己的人生犹未开展。他顺手纠正我书中几个错误，都是小错，事实记载上的手笔之误。他也谈到《自由国家》一书，这书“结构何等紧密”。他也写到某个梦境，梦中主角，他决定略过不提。“写作过程中，我独自幻想出所有的梦境，全是为了他。”《自由国家》令他着魔；他一度“深深沉浸其中──几乎到精神衰竭的状态”。
《自由国家》令我感受之深刻亲密，我无法予以评价。我在这本书里，辨认出哈吉·霍尔史密斯的身影，还有坐困围城的非洲国王；我认识书中某些非洲人；维迪亚的上校就是卡塔加山寨的少校──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人，同样的咆哮；书中侍者就是伺候他的侍者，而且，就像维迪亚当时形容的一样，“小弟身形庞大，步履快捷，所到之处总会带动一股体臭乱流。”书中的路就是我们开车旅行经过的路径；标志上写着的还是同样的“注意落石”；而我在“即将长成男人”的男孩身上，看到自己。书中同样的野犬狂吠，还是让我心惊胆颤。《自由国家》大半篇幅是我们在卢旺达狩猎旅行的纪录，不过重新连缀，编织成一条拼花被单：但见缝线针脚处处，不详内情的读者乍读像一幅天高地阔、赏心悦目的画面，在我看来，却是一方方补丁。不过，只要你有个朋友是作家，两人又经过相同的旅途，这就在所难免了。
他说：“我深挚期望，你的书可以为你的犀利敏锐、笔耕劳作与友谊关爱，带来相当回馈。”
他这么说就是给予我的最佳回馈了。我着手写《V。 S。 奈波尔》的时候，就已经定位在一部爱心的作品上，帮他一个忙，给自己上一堂课。写作过程中，我自己获益良多，物质回馈则尚无着落。也许这本书引发某些人对他作品的兴趣，转而替他增加些新读者。可是，我怀疑，许多方面上，维迪亚的生平要比他的作品还精彩。他曾经评论过索美赛德·毛姆，说毛姆一生何等丰富曲折，即使，那老先生总是严词否认。至于《V。 S。 奈波尔：作品初介》，则销路奇差，从来就没有凑到第二刷过。二十五年后，仍然绝版停印。版税前金收到的那一天就花掉了。二十五年来，我没收过这本书的版税，出版公司也从来不曾寄给我销售报表。我从来就无法理清究竟印了多少本。一两千本，或许吧。这本书正好落入出版书籍最悲惨的命运：成为收藏家的典藏项目，几乎无人问津，无处发行，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
那个时候，维迪亚同样求财若渴，至少这是他自己说的。他家无恒产，只有满箱满箧的手稿与文章，这是他截至今日整个写作生涯的完整纪录。他曾经前往大英博物馆讨论出售一事，还约略开价4万英镑，总括所有的信件、手稿、照片、纪念物、地图、速描、笔记，举凡所有出现在他汗牛充栋的文学生涯的一纸半签，都包括在内。卷帙繁浩，因为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生性迷信，从不随意丢弃载有手写笔迹的字纸便条，就跟人家保存剪下来的指甲跟须缕发丝一样。然而，在他拢聚所有纸堆以后，大英博物馆改变心意也不无可能，说不定连当初同意的最低收购金额都不愿支付。他需要应变计划。
因此，他问我，我方不方便替他传话，就说维迪亚有意出售他的文件档案呢？美国的大学应该挺方便的，日后，他也可以跟他们咨询。他在千里达老家的卡纸箱子里，找到一些他写在久远以前的信件与札记：“1950年7月，我在泛美航空飞机上，一俟降落着陆，马上动笔写下的铅笔札记。”重读过去往来的诸多信件，让他动念写一部自传。可是，万一这些文件资料在骚动中付之一炬（“这在千里达不是不可能的”），那该怎么办？他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妥善保存。
第二部：作家的作家写作难以维持家计（3）
当然，还有钱。他想要将这些纸堆转换作一间坐落伦敦中心的公寓。
维吉尼亚大学英语系系主任跟我也是朋友。就是他给了我这个驻校作家的位子。我请教他的建议。他说我该去找大学图书馆馆员谈谈。这位图书馆员就是那类孜孜不倦、井然有序的人物──井然有序而非睿智聪敏──管理图书馆的人大抵若是。他秃顶生辉，恰好吻合这种一丝不苟气质；他胡子刮得干净，双颊红润，衣装整洁有致，楚楚考究，我心里存疑，这人究竟爱不爱读书。
我说：“不晓得您有没有兴趣收购《V。 S。 奈波尔》的手稿档案。”
“我知道这个名字，”图书馆员说到。“他写了《马尔谷地的食人族》。”
我说：“那是R。 K。 纳拉扬写的。”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干净、目光清澄的先生，脑子其实糨糊得很。我顺口列了一串维迪亚的作品，虽然这人一直面带笑容，偏偏一本也没有勾起他的印象。
“他打算卖些什么呢？”
“所有的东西。他所拥有的一切纸本。信件、书籍、手稿、照片等等。”
“他曾经收到知名作家有意思的去信吗？那样的信件通常可以值上不少钱。”
我感觉这番对话进行得并不顺利，不过，我也庆幸，还好我替维迪亚挡掉辩白他不是R。 K。 纳拉扬的羞辱。
“我很确定，他一定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信件。安东尼·鲍尔也是他的密友。”
图书馆员微笑，却了无欣悦，笑意忸怩，透露着困惑不解，仿佛我脱口而出，讲了些异域番邦的南蛮舌。
“他心里打算卖个什么样的数字呢？”
“4万英镑。”
“换算成美金是多少？”
“大概9万美金吧。”
“你在开玩笑。”
我没搭腔。图书馆员双颚紧闭，紧咬牙根。大学没这笔经费，他说。我转身离开他的办公室之时，可以感觉他脸上泛起胜利的微笑，狰狞地灼烧我的背影。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