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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八月初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邮局寄出《灭亡》的原稿以后，有一个短时期我完全忘记了写小说的事情。当时我和两个中国朋友在本地中学里过暑假。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了。那个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比我来得早。另一个朋友是山西人，以前在这个学校里念过法文，后来在巴黎一家玻璃灯罩工厂作绘图的工作，因为神经衰弱，到这里来休养几个星期。整个学校冷清清的，人都走了，只剩下看门人和他的妻子。老夫妇早已过了六十，可是身体健康。假期中守门人的妻子还为我们准备每日的三餐。我们在传达室里吃得愉快。那对整天劳动的夫妇是非常和善的人，他们待我们十分亲切，就像待亲人一样。从巴黎来的山西朋友不曾见到我的小说。学哲学的朋友却是《灭亡》的第一个读者。我最初在故事里用了一个不适当的字眼‘幽会’，还是接受了安徽朋友的意见才改成‘约会’的。一年来他一直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朗读中国古诗，陆游的《剑南诗稿》经常在他的手边。
我和他都住在大饭厅的楼上，我住的是一个较大的房间。山西朋友则住在学监宿舍旁边的阁楼上。学校前面有一个大院子。后面也有一大块空地，种了不少的苦栗树，篱笆外面有一条小路通到河边。整个学校里大概只有我们五个人。校长全家到别处去了。总学监住在这个小城里，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来看看。我们对他没有好感。他就是我的短篇小说《狮子》里的总学监。那个中学便是我住了一年的沙城中学。我初期的好几个短篇像《洛贝尔先生》等等都是以这个可爱的又安静又朴素的法国小城作背景。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我返国后多年回想起来，还有如在眼前的感觉。……〃
巴金读到这里，暗淡的眼睛忽然又亮了。他知道自己来法国寻找旧踪的夙愿也许会实现了。因为他从这个纪录着当年留法经历的《自传》中，又看到了那个美丽的小城沙多·吉里。那里距巴黎很近很近，当年他离开巴黎以后，就在那里落脚。没有写完的小说也是在那里的一所中学里继续完成的。
次日清晨，依然春雨如注。
在巴黎通往郊区的高速公路上，驶来长长一列由小轿车组成的车队。巴金就坐在中间一辆车里。此行也是事前的固有安排，他要前往距巴黎五十多里的吉里市，继续寻找他在法国生活过的地方。
望着车外那在细雨下泛起层层涟漪的小河。巴金的思绪仍然脑际驰骋。
“巴金先生，您当年来法国是为求学的，可是为什么忽然想起写小说呢？”贝热龙和随行的法国作家，仍然希望更深层次地了解巴金。他们感到巴金本人就好象一本厚厚的书，如果想真正读懂这位来自东方古国的作家仍然需要时间。从这一角度来看，仅仅读过巴金几部著作还是远远不够的。
巴金也希望把从前的往事都告诉给法国同行：“那时我来法国，当然想在课堂和书本上学到一些东西，结果让我大失所望。欧洲并不是天堂啊！夜里，没有朋友来的时候，寂寞难以忍受，我像盲人一样地在街上彷徨。我的孤寂一夜一夜增加，而且我的心也痛得更厉害了。我眼里只看见被工作摧残了的忧愁面貌，我耳里只能听见一片悲哀的哭声，总之，我眼前的黑暗一天一天地增加了。从报上我知道某一处有许多人在为饥饿而哭，某一处又有许多人像猪羊一样被人屠杀，甚至最僻远的地方也送来了悲惨的消息。这是大批的人造灾祸。此外还有个人的不幸、谋杀、纠纷、诉讼、失业……差不多每条新闻都在诉说悲惨的故事。报上似乎发出了血的气味。眼泪、呻吟、哭泣，简直没有终结。好像整个西方世界都沉落在黑暗的苦海里了，无论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线的光明。正因为如此，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标。我每夜都站在卢梭像前，对那个巨人诉说我的绝望，可是他永远不能给我一个回答。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和心态……”
“处女作”诞生地（2）
巴金的话给在雨中飞驰的小汽车里平添几分神秘。此前包括贝热龙在内所有法国作家，都只是从书本上了解巴金，而今他们才真正洞悉了老人的心灵世界。
小轿车仍在雨中驰骋，巴金说：“后来我不常到大学里去了，图书馆里也没有了我的脚迹。我只是到处彷徨，准备踏进那个不可挽救的深渊里去。我看着就要灭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个书铺里见到一个意大利鱼贩子写的英文小说，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看了这句话，我好像大雨过后的天空那样，心豁然开朗了。我把这本小书买了回去，我读完意大利鱼贩子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生活的故事》。这时，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开始向我叙述他的故事。于是我就决定写小说《灭亡》！……”
中午时分，雨霁天晴。
出现在巴金面前的吉里市绿树葱茏。早有人在那幢灰色的大楼前等候他们了，巴金知道这就是他当年从巴黎出来后、第二个求学的学校。拉·封登学校位于碧绿的马伦河边，校园里绿荫如盖，青堂瓦舍。女校长和许多学生都迎候在通往大礼教的青砖甬路上。巴金老人和那些比年轻的校友们亲昵地握着手，他没有外国大作家的架子，脸上永远是和悦的笑容。女校长和法国校友们团团簇拥这位穿着黑色西装，白发若雪的中国作家，人们把巴金引进校园深处。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就是在这里度过的。那时我在拉·封登学校过着比较安舒的生活。这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中国青年。每天早晨和午餐后我一个人要过一道小桥，到拉马河边的小树林里散步，傍晚我们三个聚在一起沿着树林走到更远一点，大家畅谈着各自的理想，因为在那里谈话是很自由的。”巴金在大家陪同下，来到恬静的校舍里，他望着校舍后面的蓊郁树林，心中百感交集。他对那些早已长成参天大树的林木产生了无限感慨。他和大家走进过去住过的校舍，指着窗外对女校长说：“那时候，窗外好象有一颗苦练树啊！如今为什么不见了？……”
女校长和年轻校友们都面面相觑，因为她们也是后来者。当然不知道50多年前这校舍窗下竟会有一棵今天仍让中国作家巴金念念不忘的苦练树。
“巴金先生到吉里以后，又继续在写您的处女作《灭亡》吗？”巴金走进他当年的宿舍，发现房间已经很破旧了，墙壁上贴着新的壁报，这是巴金感到新奇的。贝热龙主席仍然希望巴金把记忆中的故事娓娓道来，以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一位外国著名作家与这所普通中学的历史渊源。
巴金在这间略显狭小的宿舍空间里，似在寻找他当年伏案写作的小桌。他对法国友人说：“一个晴明的上午我从树林中散步归来，忽然接到一封经西伯利亚转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的。信里充满感伤的话，我把信读了，不觉回想从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我痛苦地思索了许久，终于下了决心。我从箱子里翻出那部未完的小说稿，一口气写了第七，第九和十三章。因为那时我已译完了《伦理学》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腊的哲人和罗马的圣徒。我又有时间来写小说了。当然，写作有时是因为感情的冲动才会产生文字的。”
贝热龙说：“如此说来，巴金先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把您的处女作最后写成了？”
“是的。”巴金想起五十多年前的事，心中就忍不住激动。他告诉贝热龙和法国友人说：“后来根据一个住在南方朋友的来信，我又写了《灭亡》的第八章《一段爱情的故事》。这朋友是我敬爱的，他的爱情悲欢也曾引起过我的共鸣。我抱歉把他的美丽故事送给了像《灭亡》中袁润身那样的人。所以回国以后我又把那故事改写成一篇，新作，叫作《初恋》的短篇小说献给了他。”
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倾听着，巴金在他住过的小屋里徘徊许久，忽然又走了出来。他感到幽静的校园在春天的午后十分诱人，巴黎距此不远，法国留学的经历就像一个甜美的梦，现在他终于旧地重游，得到一次重温旧梦的机会。
“巴金先生，《灭亡》中许多生活鲜活的场景，莫非都与您现在看到的校园有关吗？”一些随行记者也赶来向他发问。
巴金默然，他好象又回到从前。半晌他点了点头：“以后这小说写作就没有间断过。每天早晨我在前面树林里散步，就开始构思情节。傍晚在和朋友散步和谈话，我又常常修正这些情节。夜深人静了，我才回房里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工夫，我就写完了《灭亡》的十九，二十，十五，十四和二十一这五章。这样我的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又加进了第十六章，最后添了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的两个朋友中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做了我第一个读者。他给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寄给国内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们印出来，给我两个哥哥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这时国内朋友来信说愿意替我办这件事，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们封好寄给朋友。第二年我回了上海，才见到《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的第一篇小说被采用了。……”
“处女作”诞生地（3）
巴金在这所学校里，居然找到他当年在这里读书时留在学校登记簿上的签名。当然，更让他振奋的是，这里还有他从前夜间习练法文时的中国学生图书馆。看到这些五十年前的旧址遗物，巴金感到不虚此行。
让巴金意外的是，法国多家媒体采访并报导了他来到法国访问的新闻。远在美国的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著名诗人安格尔也专程飞到了巴黎。她们在不久前曾经在上海拜访过巴金。现在巴金没有想到竟然和聂华苓伉俪又一次在法国见了面。聂华苓感到巴金似乎比他们前一次见到的老人，变得更加矍铄，更加年轻了。
著名华裔女作家韩抒音也闻讯赶来了。在巴金身边簇拥着这么多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的文坛骁将，是巴金和随行人员们来前没有想到的。聂华苓和韩杼音都把巴金的到来当成国际文坛上的一次盛事。她们和巴金谈得着法国的今天和文坛上的趣事。出席各种名目繁多的宴会，一夜之间巴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他感到巴黎比从前还要美丽，塞纳河水在春天翻滚着雪白的浪花，一泄千里地流向远方。圣母院方向传来的悠扬钟声，有时会把巴金从甜美的梦境中唤醒。
第七章 抚桑也有难忘的梦
抚桑也有难忘的梦
作为一个文学家，有如此雄心，不禁让我肃然起敬。
——井上靖：《致巴金先生》
A， 巴金在日本讲演时说：“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
B， 往事对于年迈的巴金来说，已是难得的财富。不管从前的记忆有多少让他伤感的地方，老人都不会谢绝日本青年对自己的关心，他眼前好象又出现了东京中华青年会的宿舍。
C， 当巴金看到那些举着横幅的青年正对着他乘坐的车厢郑重施鞠躬礼的时候，老人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淌下来。巴金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冲着那些在站台上向他鞠躬的日本读者，同样郑重而严肃深深鞠一躬！
D， 第二次他再去东京，在参加第45届世界笔会期间，巴金由于身体的原因，并没有像前一次那样到处走一走。毕竟是老了，特别是1982年冬天的跌伤，让巴金老人左腿忽然感到短了一截。老人再不能象从前那样健步如飞地行走了。他即便不坐轮椅，也一定要以手杖来保持自己身子的平衡。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1）
作为现代东京标志的330米最高建筑——东京塔，隐没在早春的晨雾中。
已经76岁的作家巴金站在他下榻的旅馆楼阳台上，俯瞰这座亚洲最高的电视塔，心里充满了激动。如今是1980年4月，早春的东京和上海大不相同。天气似乎要比上海冷一点，不过他发现远方隐藏在市郊的层层樱花林，已经吐出了淡淡绿意。樱花也即将开放了，他和他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就是选在这春色渐浓的时节，来到了这让他青年时期就如痴如醉的国家访问。
在过去的一年里巴金的译作《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出版了。10月里他再次从黄浦江畔飞到北京，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老人的威望正在悄悄提高，巴金同时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第一副主席。也是在这次大会的闭幕会上。他听到周扬在报告中竟然说了这样的话：“巴金是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巨匠之一。……”对于这样的评价，巴金心里有点吃惊，虽然他知道周扬的讲话并非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组织，然而老人仍然对于“巨匠”的称谓感到有些不敢承受。可是，这样的评价毕竟是现实，一个任何人都悄得不承认和接受的现实。
真是喜事接连而至，巴金返回上海后，发现在二楼书房的书桌上放着一捆刚刚从香港寄来的新书。老人急忙打开一看，竟然是他《随想录》的第一本集子，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了。在巴金看来这本集子要比一千个称号都重要。因为这才是他晚年心仪的工程之一。在年末岁尾，巴金的《爝火集》也出版了。有那么多新书放在他的书房里，给这本来排满书刊的二楼上，平添了一股淡淡的喜气。
1980年春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