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们为了让我们多花钱，自然会想方设法提升我们对商品效用的评估，广告的目的就在于此。广告的批评者认为，商业广告是通过夸张的场景创造一种本来不存在的效用。
不过，关于效用还有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钻石与水的悖论：水比钻石更有用，离开了水，我们将很快的死去，而离开钻石却不会，然而钻石却比水更昂贵，效用理论是不是出错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怀疑，而古典经济学家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最终经济学家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还是先从下面的故事开始。
第三块三明治
罗斯福曾三次连任美国总统，曾有记者问他有何感想，总统一言不发，只是拿出一块三明治让记者吃，记者吃下去，总统又拿出第二块，记者勉强吃下去，没料到总统又紧接着拿出第三块三明治，记者赶紧婉言谢绝，这时罗斯福笑笑说：“现在你知道我连任三届总统的滋味吧。”
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边际收益递减，说得专业描述些，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将会递减。
边沁最早曾经说过，一个人占有的财产越多，他从增加的财产上所获得的幸福就越少。如果用货币来衡量，边际效应递减就表现为：给某人一定货币，会引起一定量的快乐，再给他同量货币，他的快乐量虽然会增加，但第二次增加的快乐量并不会达到第一次的一倍。虽然这位伟大法学家的功利主义思想不为人们所认同，但他的思想直接启发了后来边际效用理论的构建，而依据该理论建立的主观主义价值论，已经成为经济学整个大厦中不可获缺的一块基石。
最早发现并完整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德国人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Hermann。Heinrich。Gossen），戈森将他的发现写成《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这本书自费出版，他在序言中写道：“像哥白尼的发现能够确定天体在无限时间中运行的轨道一样，我自信通过我的发现也能为人类准确无误地指明，他们为以最完善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所必须遵循的道路。”
不过，当时的人们还沉浸在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崇拜之中，深信劳动差别是商品价格差异的源泉。结果戈森的书只卖出了几册，他在失望和痛苦之余要求停止发行并销毁余书，而这位可怜的德国人不久就因肺病默默离开了人间。
幸运的是，30年后，一个英国铁器商人的儿子，最终让世人知道了这位他，这个英国人名叫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5岁的杰文斯已经进入伦敦大学，当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思想家，不过这位最喜欢化学和植物学的思想家在1860年6月1日的一封信中，完全而准确的表达了边际效用的基本原理：
“随着一个人所消费的任一商品（例如进餐）数量的增加，得自所用的最后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减少的。进餐的开头和结束之间享乐的减少可以作为一个例证。一般来说，效用的比例是商品数量的某种连续的函数。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更复杂的形式上，以供给与需求规律名义已经提出了这个效用规律。”
当时的杰文斯还不满25岁，这封信也是边际效用基本原理的最早陈述，杰文斯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详细介绍了戈森的思想体系和观点，并承认戈森这些观点是先于自己的。
从这些学术的言论回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想起吃自助餐时的场景。回忆一下你进入自助餐厅尝到的第一片烤肉和离开餐厅前，强吃下去的最后一片肉的感觉，会让你对所谓的边际效用有更深刻的理解。
再来看看杰文斯关于经济学和效用的一段堪称经典的描述：“经济学是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满足，以最小厌恶的代价获取最大欲望的快乐，使快乐增至最大，就是经济学的任务。”
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三位经济学家几乎同时独立提出了主观价值论，因此他们三人也被称为“边际三杰”。杰文斯建立了事实和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门格尔是顽强的价值观捍卫者，而瓦尔拉斯则构建了伟大的一般均衡体系，三位边际革命的创始人在不同的维度上留下了不同长短的坐标。
当时，瓦尔拉斯把边际效用叫做稀缺性， 杰文斯把它叫做最后效用，但不管叫法如何，说的都是微积分中的“导数”和“偏导数”。在他们看来，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价值既来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
商品首先要能给人带来效用，否则没有人会需要；同时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否则就没有必要用其他物品来进行交换。
在杰文斯所处的时代，人们对李嘉图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深信不疑，普遍相信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而边际效用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认识。比如，水中的珍珠是有价值的，劳动价值论认为珍珠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必须潜入水中才能获得珍珠，杰文斯则告诉我们珍珠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买者可以从珍珠中获得效用，而人们之所以愿意潜入水中则是因为珍珠的这种效用。正如杰文斯指出的，成本决定了供给，而供给决定了效用的最后程度，效用决定了价值。
边际效用学派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端，因为从此开始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单一的成本转向它的边际效用，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开始真正研究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经济学。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钻石—水悖论中，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分总效用与边际效用。水的总效用很高，但是边际效用并不高，因为对于一个不渴的人而言，多喝一瓶水不会带来任何效用，而钻石的边际效用却很大，即使你是一位百万富翁，10克拉的钻石对你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同样的道理，人人都知道食物对我们何等的重要，我们离开食物将无法生存，但富裕国家的家庭中，食物所占的开支比例却不断地减少，难道食物对他们不重要么？显然不是。
效用定价策略
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后一个馒头带来的边际效益最小，同样，愿意为最后一个馒头花费的钱也最少，因而聪明的商家会把每个馒头卖出不同的价格。
瓶装水在不同的地方销售，价格相差很大，一般大型超市中一块钱一瓶，而加油站、小区杂货店就要2元，电影院、KTV里就可能更高，商家针对不同的购买特点尽可能索取更高的利润。
使用新产品带来的满足感，使得新品的效用远高于旧款，发烧友们对新款的追捧，让商家费尽脑筋研发新品，但也每次因新款的推出而大赚一笔。欧美同样一本书，图书发行商们通常会先出版高价的精装本，然后出现比较便宜的平装本，不同的目标读者，对于精装和平装的效用不同，对价格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
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妨记住营销专家们的口头禅：没有错误的商品，只有错误的定价。
幸福的经济学
经济学最初诞生于哲学，受到牛顿的启发，道德哲学家们开始探索和构建社会经济领域的自然和谐秩序，于是最早的经济学诞生了。经济学刚刚诞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业余经济学家，不管是英国的亚当·斯密，还是法国的萨伊、巴斯夏。那个时候，大学里面也没有经济系，政府也没有开办经济研究和顾问机构。初期的经济学迟迟不能像物理学那样成为独立的科学，因为它始终无法从“道德哲学”的温床中抽离出来。
真正的变化正是从我们前面提到的边际革命开始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端，经济学也由此从社会和制度背景下抽离出来，依赖数学构建起了现代经济学大厦。
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说过，关于人类行为只有一个一般理论，那就是效用最大化。尽管人们至今仍无法比较汉堡包和蛋炒饭为我们带来的效用究竟有多少，但是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货币衡量了人们在做出决策这一点的效用，而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也就完成了基于效用的理性选择，尽管这一点看起来是那么不起眼，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已经成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思考的模式。
边沁提出的人类行为概念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经济学家。正如边沁所说：“是我栽下了效用之树，我深深种植了它并使它广泛传播。”
边际主义学派接受了边沁的效用最大化的思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提出并建立了边际效用递减的分析方法，这也成为是边际主义需求理论的核心，这使我们更加明白了理性消费行为、个人交换与市场、最优劳动数量等等众多概念，边际效用的提出大大的丰富了经济学家的武器，他们不再仅仅像哲学家那样思考，边际效用理论已经成为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不可获取的重要组成，边际主义对整个经济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此，新古典主义革命开始了。
第二章 别作理性的傻瓜
（经济学中的理性）
本章导读：
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A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快要溢出来；另一杯冰淇淋B是8盎司，装在10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还没装满，你会选择哪一杯呢？
人真的是理性的吗？现代经济学家们向这个古老而不可动摇的假设发起了挑战。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大卫·休谟
你的生命值多少钱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人们在做决策时，往往不是严格估计正确的收益，而是比较容易和快速评价它的优劣。卡尼曼教授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设美国正在救治一种疾病，救治对象共有600人，为此人们提出了两种不同救治方案，分别通过下面通过两种方式描述：
描述一：现在有两种方案，方案A，可以救活600人中的200人；方案B有1/3的可能救活全部600人，2/3的可能一个也救不活。实验结果是：人们不愿意冒风险，更愿意选择方案A。
描述二：现在有两种方案，方案C，会使400人死亡，方案D，有1/3的可能无人死亡，有2/3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实验结果是：死亡是一种失去，人们更愿意去冒险选择有概率的事情，因此选择方案D。
事实上，A和C，B和D本质是一样的，不同的描述方法，结果却大相径庭，人们在面对收益和损失时采用的是截然不同的心态。经济学家认为，在可以计算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所损失的东西的价值估计要远远高出得到相同东西的价值估计。
为了表彰卡尼曼的工作，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理由是他“把心理学研究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
随着心理学家的介入，我们对人类理性的认识似乎更加清晰，卡尼曼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理查德·塞勒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人们在以下两种描述中进行选择：
描述一：假设你得了一种病，有1/10000的可能性会猝死，现在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把死亡的可能性降低为0，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这种药？
描述二：假设你很健康，突然有医药公司想找一些人测试他们的新药，但这种药会有1/10000的可能性突然死亡，那么你会要求医药公司出多少钱来补偿呢？
在这个实验的参与者中，很多人对于描述一会说愿意用几百块钱来买药，以降低万分之一的死亡概率，但另一方面，对于描述二，即便是能获得几十倍的补偿，他们也不愿参加这个增加了万分之一死亡概率的实验。
事实上，人们经济行为中这样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研究表明，炒股的人其实更多是风险规避型的，他们希望获得收益，但更担心风险。
你很想买票去听一场音乐会，但出门前你发现你丢了一张200元的电话卡，而音乐会门票恰好是200元一张，你是否还会买票去听音乐会？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回答者仍选择去听。可是如果情况变一下，出门前，你把你的200元钱买的音乐会门票丢了，你是否还会去再买一张门票呢？结果却是，大部分人都说不去了。
可仔细想一想，上面这两个回答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不管丢的是电话卡还是音乐会门票，总之是丢失了价值200元的东西，要想听音乐会，都是要再花200元买票。之所以出现两种不同的选择，其原因就是一个关键点——心理账户。
其实，在人们脑海中，电话卡和音乐会门票被归到了不同的账户中，即塞勒所称的“心理账户”。丢失电话卡是不会影响音乐会所在的账户的预算和支出，大部分人仍旧选择去听音乐会。但是丢了的音乐会门票和后来需要再买的门票都被归入了同一个账户，所以看上去就好像要花400元听一场音乐会了。人们当然觉得这样不划算。
选择并非越多越好
人们一直认为，买东西时的选择越多越好，但市场研究者发现，随着选择的增加，消费者从购买中获得的效用其实并没有提高。
恰恰相反，随着选择的增加，人们开始感到难以招架，并且，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自己做出错误决定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以至于不愿做出决定。
研究人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一个超市里进行了有趣的实验：
他们设置了两个销售果酱的摊位，一个出售6种口味的果酱，另一个则有24种口味。结果显示有24种口味的摊位果然吸引了更多顾客，但是最终的销售结果却出乎意料，6种口味的摊位的实际销售量却超过了24种口味的摊位。
心理学家解释说，过多的选择降低了人们购买的满意度，让消费者更加焦虑、更加不能从购买过程中获取快乐。虽然比起毫无选择，我们还是偏爱有所选择，但选择太多，使我们的快乐随着选择数量的增加而迅速减少。营销专家的研究结果表明，每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