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卖家总会说得天花乱坠，但买主肯定不会相信，买者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只有这样才能减小损失，但当卖主真的同意以2万元价格成交时，买主们的担心反而更加强烈了。事实上，就像阿克罗夫也向人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将崭新的汽车开出卖场几个小时后，汽车的价值就会损失那么多，而新车在车场中停放几个月都不会有任何损失呢？
因为信息不对称，购买者缺乏对二手车真正质量的评价，他们只能不断的压低价格，即便是一辆崭新的汽车开到二手车市场，也会大打折扣，最后那些高质量的二手产品不得不退出市场，剩下的柠檬越来越多，最终甚至就连市场也不存在了。
我们身边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柠檬市场。
租过房子得人都有这样体会，为什么屋里的家具总是那么不结实呢？阿克罗夫为我们找到了答案。在租赁市场上，租金的高低取决于面积、位置、室内环境等等，然而家具是否耐用通常短时间内很难察觉，即便房东提供昂贵耐用的家具也无助于提高租金，自然就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花钱。同时，租客通常不会真正爱护家具，这更加打消了房东购买耐用家具的热心，最终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就是配有劣质家具的出租屋。
证券市场也是这样的。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投资者难于辨别公司业绩的真假，因此无法分清股市中真正的柠檬和桃子。所以，如果“柠檬公司”开始提供虚假的信息，投资者的信心就会受到严重的挫伤。
正因市场上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存在，我们不得不求助专家，无论是医生、律师，还是寿险顾问、理财规划师，他们几乎都是依靠强大的信息优势，为我们提供健康、投资、法律方面的信息。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时代，这更是个专家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考虑过吗？
你真的相信所谓专家吗？
专家有时的行为令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个时代。专家们依靠信息获得收入，但你是否想过这样的问题，他们是真的在为我们服务，还是在谋取自己的利益？这似乎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更不幸的是，研究人员告诉我们：在信息日益泛滥的今天，几乎所谓的专家都在滥用他们的信息。
房产经纪人掌握所有的信息，房屋的市场存量、最近的销售趋势、最新政策动态，更重要的是他心里有一份潜在买家和卖家的名单，甚至哪位顾客会用什么样的价位他们都一清二楚。因此在二手房交易中，房产经纪人的角色就极为关键了，那么他真的会把你看作他的盟友吗？
假定你委托房产经纪人出售一套价值50万的房产，根据目前的行业规则，经纪人能获得大概5000元的佣金，如果他多花了一个星期帮你卖到了60万，这当然要花费时间、精力等等，但这对你而言没有任何投入，却能增加一笔不小的收入，可他增加的仅仅是1000元，那么他就会在找到第一个可以成交的客户时促成交易，以便有时间完成更多的交易。
这里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握有一件致命武器，那就是：把信息转化为恐惧。
房产经纪人针对买方会宣称“房源紧张，欲购从速”，实际上他们可能很久都没有成交了，而针对卖方，恐吓式的建议似乎更多，他们会经常宣称你的房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至于根本卖不掉。
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抗生素能够治疗细菌引起的炎症，可如果使用过量，会产生抗药性，并且会引起其他的副作用。但医生们往往面临这样的选择：给患者抗生素能够加速患者的痊愈，但这会提高患者对抗生素副作用的积累，如果采取其它方式治疗，治疗的周期会变长，而且患者也会对医生失去信心。
医生必须在使用和不使用抗生素中进行抉择，尽管有关卫生部门多次建议，医生只能在病人严重感染时开抗生素药，可最终人们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医生还是选择了抗生素，原因很简单，抗生素的副作用并不会立即出现。医生在“利己心”的驱使下做出了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为那些并不严重的病人开抗生素，在治疗患者疾病的同时，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请相信，这些并不是我故意危言耸听，也不是经济学家的随意杜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证实了经济学家的分析，在美国，每年1。5亿份抗生素处方中，几乎有1/3是不必要的。尽管血管成型手术不能防止心脏病，医生还是会建议患者做血管成型手术。并且，医学研究表明，在出生率下降的地区，医生实施剖腹产的概率要高于那些出生率上升的地区，这说明，当竞争严峻的时候，医生们往往会给病人实施更昂贵的手术。
为此，那些信奉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理想的市场，这是一个公平、透明的医疗自由市场，医生的信息完全公开，人们可以向那些富有经验的医生咨询，而每名医生的收入也会根据他们的医术进行排序，优秀的医生将获得丰厚的回报，而平庸无能之辈将被淘汰出局。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市场，或许医生说假话的情况真的会杜绝。但实际上这样的市场几乎不可能存在，而所谓的医师资格并不足以甄别哪些是真正优秀的医生，患者也没有真正被授予给医生“投票”的权利，妄图通过市场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是经济学家的幻影而已。
保险公司的困境
保险公司似乎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他们很有可能面临两类人，第一类感觉到自己身体不好，我们称他们为“柠檬”，另一类是身体比较好的“桃子”。显然柠檬更愿意得到保险，而他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隐瞒一些自己的情况。
这样保险公司在确定其费率的时候就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必须考虑“桃子”和“柠檬”两种人。如果保费太低，那么很有可能会随着“柠檬”的增加而破产，但是提高保费，那么可能要面对“桃子”退出的风险，而最终会导致保险公司剩下了所有的柠檬，这恐怕是保险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
有人提出，保险公司能够对投保人进行筛选，比如对待吸烟者和不吸烟者设定不同的健康保险费率，针对建筑物内是否有洒水防火系统而征收不同的费率，但这些都不足以真正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现状。
不仅如此，保险公司面临更加严峻的情况是，“桃子”还有可能变成“柠檬”，比如，保险公司如果提供自行车保险，结果会怎么样？消费者在没有自行车保险的时候会尽最大可能采取提防行为，比如安装昂贵的车锁，因为这时消费者承担了保护自行车的全部费用。然而，如果消费者能够买到自行车保险，那么他对自行车的重视程度就会大大降低，毕竟自行车一旦失窃，个人只需向保险公司提出报告，然后就能更换一辆新的自行车。
在经济学上，将这种个人将完全没有采用提防行动的激励情况叫做道德风险，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这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
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93年他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2001年斯蒂格利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感言中，斯蒂格利茨就深刻的体会了经济学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他说：“在非洲生活的日子里，使我深刻地意识到，现有的模型是多么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因此越发意识到必须建立与现实一致的假设和结论来构筑模型。”
斯蒂格利茨为保险公司防范道德风险提出了有切实可行的建议。他提出，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保费的不同向投保人传递信号，以此对道德风险进行干预。比如，保险公司可以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它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或者可以将全额保险的保费设置非常的高，对于那些通过自身努力降低风险的客户，他们就能够支付较少的保费，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不负责任的客户带来的道德风险。
斯蒂格利茨还将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信贷市场。这里的情况是这样的，银行的利润取决于利率和贷款人的风险，但在所有的贷款人中，只有一部分人的申请能够满足，因此银行希望将贷款提供给那些资质比较好的贷款人，但银行并不知道贷款人究竟柠檬还是桃子，银行担心这里也会最终成为“柠檬市场”。
银行所面对的同样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分辨贷款人的风险。为此，斯蒂格利茨收集了大量的贷款人数据并从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当利率升高时，低风险的借款人不愿意借贷了，而高风险的借款人却依旧积极，这大概是因为，那些能够承受高利率的客户说明他们在成功时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他们才愿意支付高额的利息。
斯蒂格利茨由此提出建议，银行能够通过利率的变化向贷款人发出信号，也就是说通过利率的调整以甄别贷款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但同时如何避免那些低风险的项目被驱逐出信贷市场呢？斯蒂格利茨提出资金配给的办法，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中只满足部分申请，这样能满足那些确实需要资金的低风险项目。同时提供一些利率较高的资金，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贷款人将会申请，尽管银行为此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可以通过高额的利息作为回报。
与斯蒂格利茨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迈克尔·斯宾塞也做出了类似的工作，他对“桃子”公司给出了建议，认为掌握信息的一方可以用缺乏信息一方所信任的方式传递信息。通常，在一个昂贵的“桃子展厅”中，卖主不希望被几个柠檬而毁坏了荣誉，他们希望买到“桃子”的顾客能够满意地回来，向他们的朋友说这里的“桃子”多么可靠，他希望长期经营下去。相反，“柠檬”的卖主则卖出几个“柠檬”后就要赶快换地方。
斯宾塞提出的建议是，“桃子”的卖主应该多发出可信的信号，展示他们的可靠性，这样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桃子和柠檬的区别。在二手车市场，“桃子公司”的管理者接受了经济学家的建议，这些品牌二手车公司开始向那些“桃子汽车”提供质量担保。而买家一旦选择了“桃子”，他们在略微多支出“担保费”的同时，将获得质量担保、售后服务等多项保证。同时，一些“桃子公司”正尝试着向买车的人提供一定时期的维修保证，以此传递出让购买者放心的信号。
事实上，我们经常也依靠这些信号进行选择，只是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身处异地的游客，如果想在附近找一家最好的餐馆，尽管并不知道选哪一家更好，但选择熟悉的品牌通常是比较稳妥的方案，因为餐馆老板不会希望那里变成一家“柠檬餐厅”，当然顾客通常在这样的“桃子餐厅”也会花费不菲。
工资与锦标制
哲学家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经济学家说，婚姻是一次信息不完全的交易。在这场交易中，交易的双方都有公开的信息比如容貌、职业、学历，也有私人信息，比如个性、气质，显然这些信息是不对称的。和所有交易一样，婚姻也有收益和成本，组成家庭的费用是直接成本，各自放弃单身的自由就是机会成本。组成家庭更多的是带来心理收益，通常来说只有双方都认为收益大于成本才会结婚，否则宁愿当个快乐的单身汉。
进一步，把求婚者比作卖方，接受者比作买方，显然这是个买方市场，因为接受者能够在无数的追求者中进行选择，因此求婚者想要达成“交易”，就要尽可能的展示自己的优点，甚至伪造优点。接受者就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出真实有用的信息。介绍人作为中间人，所传递的信息非常重要，但通常在成人之美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往往会送上促成婚姻的信息。
夫妻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成了婚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结婚仅仅是双方缔结合同的过程，而婚后生活就是双方共同履行长期合同的过程，虽然这是个相互独占对方的合约，但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契约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那些在结婚前被忽略的信息，往往在婚后常被无限放大。婚后双方都会在不违背契约的情况下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太严重了就只好解除契约，这就是离婚。
尽管这种将婚姻赤裸裸的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至少说明信息经济学能够解释很多生活中的现象。
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博尔特包揽了100米、200米两块金牌，他现在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但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了，博尔特并没有全力跑完100米比赛，事实上他的成绩还能更好，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其中的秘密还是信息与激励。因为在这样的赛制中，金牌的获得只取决选手的相对成绩，而与绝对成绩无关。即便是博尔特仅仅领先第二名0。01秒，他一样能够获得冠军和奖金。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博尔特在确定领先的情况下无须冲刺，只要保证与第二名足够的优势就行。经济学家把这种激励方式称作“锦标制”，即根据代理人的绩效排名来奖励代理人。
但是，显然这样的做法与奥林匹克追求的“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是冲突的，因为博尔特明明能够跑得更快。事实上，我们身边这样的“锦标制”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投资者在选择基金的时候，真正关心的往往并不是哪只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而只是它在所有基金中的排名情况，因此对于基金经理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绝对收益率，而是相对其他基金的收益率，因此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候，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抛售其他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以此打压别的基金净值，从而提高自己基金的排名。
在企业中“赢者通吃”的局面也是一样，表现最好的员工能够获得奖金或者晋升的机会，但上司对真正努力的员工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无法在完全了解全部员工之后做出答案，因此绩效奖金只是薪水的一部分。而且面对提升，那些知道无法“获胜”的普通的员工就会早早退出“比赛”，因此这样的制度往往只对两三个人有效。
狡兔死，走狗烹
由于信息不对称，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