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2002年对钢材采取的进口配额就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配额使得钢材进口额急剧下降，同时供给的下降使得美国钢材的价格上升了30％，在这一高价格调价下，国内的钢铁生产商扩大了生产和员工数量。结果次级效应是，货车、汽车、重型机械纷纷涨价，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不得不减少产量、解雇工人，曾经占领世界市场的美国集装箱生产商就因为钢材价格而无法与国外的厂商进行竞争，结果败下阵来。经济学家经常笑话说：“一万个新工作岗位占据了报纸的头条，而成千上万个工作的流失却不为人知。”美国为了留住受到进口竞争冲击的产业中的一个岗位，所付出的成本高达6位数，这是工人工资的几倍。可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消费者团体为了降低价格而提出过对自由贸易的要求。
琼·罗宾逊夫人曾讽刺贸易保护主义说：“不能因为其他国家往他的港口扔石头，我们也要往自己的港口扔石头。”
像这样“害人反害己”的例子不是没有，日本就是最有意思的一个。20世纪50年代，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一项双边协议，将从对方进口的汽车限制在非常小的数量上。这项协议是由日本首先提出的，当时日本担心国内的汽车无法与意大利的进口汽车竞争，而20年后随着日本汽车工业的壮大，这项协议却成了欧洲国家限制日本汽车出口份额的基础。
这里，我不得不感谢另一位传奇式的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他发明了一个生动的词语“传统智慧”，他把那些“虽然没有切实证据证明，但却因为被广大精英和权威人士所传扬而成为社会共识的观点及信息”称作“传统智慧”。的确，经济和社会行为极其复杂，试图把握它们的全部信息会让你筋疲力尽，所以人们总是会努力坚持那些能够让社会形成共识的方式和观点。而这种“传统智慧”必须简单、方便，而且让人们感觉舒服，虽然它的内容未必是真实的。
不过，假如你现在就断定“贸易壁垒”是罪魁祸首，那么你极有可能陷入另一种“传统智慧”。
准备好自己的石头
谚语说，每朵花下都有刺，每丛刺上面都有花。自由贸易也不例外，尽管我们上面几乎将贸易壁垒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将“那块扔向自己码头的石头”先保留起来。
李嘉图的确很伟大，但他的自由贸易理论似乎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想要明白全部的故事，让我们回到19世纪初的时代。
当英国工业化的车轮滚滚向前时，德国仍然是个农业国家，停留在中世纪田园生活的时代，当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学说正流行于世，英国人也以此要求德国人开放市场，然而一个伟大的德国经济学家改变了德国的命运。他的名字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认为当时德国的生产力远不及英国，贸然对英国开放，德国将更加落后，他因此主张，必须大力保护和加速发展德国的生产力，而后对等开放。
李斯特用他超人的智慧识破了比较优势理论的陷阱，他认为，所谓自由贸易，反映的是英国作为先发国的利益；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应该按照其比较优势发展，英国的任务是向全世界提供工业品，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的国家的任务则是向英国供应农产品和原料。对此，李斯特深刻地指出：“在英国人此后所订的各种商约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同样的倾向。在表面上他们总是以世界主义者、博爱主义者自居，然而就其目的与企图来说，他们实际上始终是利益垄断者。”这就好比当一个人已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登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爬上来。
李斯特还惊人的发现，英国有一个秘不告人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这样的贸易，才能达到国家富强。所以他们要在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随时设法用廉价销售和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英国的工业对手。
在李斯特看来，李嘉图的学说只适用于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去角力。按照亚当·斯密的学说，哪里的货物最便宜，就应当到哪里去买。而实际上，向英国购买廉价的工业品出售本国的农产品，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合算一些，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德国的工业的生产力就不能获得发展，德国将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位。
因此，李斯特坚定地认为，德国要维护本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实行关税保护的政策，实行保护可能会暂时牺牲些眼前利益，但却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因为这会换来更宝贵的财富生产力的成长。如果按部就班跟着走，只能永远为英国伐木或者牧羊，成为被掠夺的对象。
历史证明李斯特当时的做法是正确、有远见的。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立刻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德国制定关税政策的理论依据。在李斯特的影响下，虽然德国丧失了原有出口业务的大部分，尤其是麻布的出口。然而它的所得远过于所失，保护关税政策使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让德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李斯特为德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是李斯特的一生却是由一系列的失败和困苦所组成的。
1819年，李斯特组织了旨在统一德国经济的全德工商联盟，然而却受到迫害，并被解除政府公职，又因为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主张被判处10个月监禁，李斯特潜逃到了法国和瑞士，两年后回国，随即被关押。1825年李斯特一家到了美国。他开始经营农场，还担任过报社编辑，并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煤矿。1832年，李斯特回到欧洲参与一项铁路建设工程，然而，1837年，李斯特破产了，从此陷入生活困境中。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这对于立主贸易保护主义的李斯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李斯特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身体健壮的他此时明显衰老了，他已经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挫折。终于，1846年的一个雪夜，李斯特开枪自杀，结束了57岁的生命。
李斯特是对的吗？
讲到这里，我们似乎糊涂了，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经济学错了，竟然矛盾的两种思想都会被奉若圭臬。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我们要知道另一个区别，那就是经济学和政治的区别。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经济学家只是从经济本身来看问题，而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等各种更为复杂的因素；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认识世界，而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世界；因此，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但不是唯一依据。
认识经济规律是科学，制定政策是一门高深的艺术。研究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事，制定经济政策是政治家的事。无论是贸易自由还是贸易保护，似乎都是出于国家利益而做出的选择，在不同的时间做出的选择也不相同，事实上，很多国家就是同时选择了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
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地指出在他当时的年代，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历史证明这位政治家的智慧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所有经济学家。同样，19世纪中期的美国还是一个工业不发达国家，为了抵御英国工业的入侵，美国政府采纳了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制订了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学说却被束之高阁。
然而，当美国经济在保护主义政策下迅速崛起之后，李斯特主义就被抛弃了，美国开始宣扬斯密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在全世界推销。这一点，正如李斯特所说：“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因此，贸易保护可以作为工业落后国家建成工业先进国家的手段，不过这样的政策只适用于有发展前途的工业，而不是对全部工业进行保护。当被保护的工业建立发展起来以后，应取消保护，因而是暂时保护，而不是永久保护。
全球贸易保护协定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达成自由贸易的梦想，人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47年成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组织（GATT），1994年4月15日，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上，正式成立了具有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就是我们熟知的WTO（World Trade anization），这个旨在促进全球贸易的组织，已经覆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不过有趣的是，人们一方面为贸易自由而奔走呼吁，另一方面却又不断的制定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协定，这看似矛盾的做法的确让人难以理解，下面这个《多种纤维协定》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解释。
《多种纤维协定》是一个关于纺织品和服装的双边或单边的复杂计划，它的核心含义是使协议签订国有选择地歧视性限制别国的纺织品，也就是能够拒绝别的国家的纺织品，而这种违反关贸总协定GATT的协议怎么会通过呢？并且怎么还会持续到今天呢？
下面还是让我们从历史中来寻找完整的答案。1957年，迫于国内纺织品生产商的压力，美国同日本签订了《多种纤维协定》，限制日本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的“自愿”出口，为美国纺织品生产商进行调整生产提供一段过渡期，协议的有效期为5年。虽然从日本的进口减少了，但这却导致美国从亚洲其他低工资国家进口的增加，最后，在美国的单边压力下，其他国家也签署了这样的协议。
随着亚洲棉制品对美国出口的减少，亚洲国家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开始扩大，随后，欧洲国家也对此进行限制，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也转为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进口国，日本的生产商也开始抵制亚洲低工资国家的纺织品。
新的低工资出口国开始成为受到配额限制的国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些国家的出口被认为对进口国的国内生产商构成威胁，他们就要服从该协定，这个协定很快就成为有多个国家参与的，关于多种纤维和多种衣物制品的协定。最初《多种纤维协定》只是打算持续5年，结果却持续了30多年，并且在这段时间里限制越来越严格。
不过，有趣的是，自始至终该协议的导言中都是这样描述的，该项协议的目的是“为纺织品的生产和纺织品贸易的扩张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且在协议的第一条明确的指出：“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这项贸易有秩序的、公平的发展，避免对个别市场产生不良后果。”该协议的真实目的不言自明了，尽管每次谈判都宣称要扩大贸易，但事实上贸易的限制越来越严格。
事实上，真正的贸易自由并不存在，每个国家制定的贸易政策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在国际社会中，依靠WTO建立贸易公平的规则是不可能的，正如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说过的那样，“规则不一定是按社会效率来制定的，相反，是为那些具有创新谈判能力和谈判规则的人制定的。”
当规则无法约束人们的贸易时，只能通过流血冲突来解决。
美韩牛肉战
有时候，经济学就是这么一门迷人的学问，它的基本原理是如此简单，只需要一张纸便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了。从下面美韩牛肉战中我们便能获得启示。
韩国曾是美国牛肉的第三大进口国，2003年，由于美国疯牛病引起的恐慌，韩国政府暂停了从美国进口牛肉，5年后，2008年4月，随着韩美的不断磋商，韩国准备放宽对美国牛肉的限制，结果引发了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2008年5月，虽然韩国农业部部长郑云天表示：“政府已经对进口牛肉制订了新的卫生标准，美国牛肉是安全的。”但是韩国的民众并不买账，韩国媒体甚至报道“94％的韩国人拥有患上人类疯牛病的基因”、“食用美国牛肉的人就像实验动物”。
事实上，这简直就是一场围绕牛肉展开的政治阴谋，它就如同好莱坞电影一样紧张刺激。根据《朝鲜日报》和经济学家的分析，真正这场牛肉大战的情节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韩国政府希望美国国会能够通过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便促成两国的自由贸易，而韩国能够以此打开美国的汽车、通信等市场。美国在牛肉生产方面占据着强大的比较优势，而韩国家庭式的生产方式无法同美国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进行抗衡。
接下来，经过同美国的艰苦的谈判，最终韩国在牛肉市场上做出了让步，同意逐步放开牛肉市场，为此政府宣称美国牛肉已经达到所谓的“安全标准”。
然而，这样的决定尽管对韩国消费者有利，但却使得韩国农民处于劣势地位，利益集团的出现使得剧情更加戏剧化，韩国在野党首先鼓动韩国农民进行抗议活动，并且散布出骇人听闻的言论“食用美国牛肉的人就像实验动物”。
结果，在韩国民众的抗议下，韩国政府做出了让步，推迟了进口美国安全牛肉的时间，而韩国总统的支持率也创下新低，为此韩国总理不得不向总统提出内阁成员集体辞职，以承担因向美国开放牛肉市场而在国内引发政治危机的责任。
整个事件越来越复杂，媒体、政府、利益集团、农民都牵扯进来，让人目不暇接。韩美贸易战告诉我们，尽管贸易取决于国家利益，但贸易背后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利益集团，而国家之间的贸易常常沦为利益集团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曾经触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曾经形象地总结说：“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经济史的演绎从不基于真实的剧本，但它铺平了累积巨额财富的道路。”
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
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邦焦尔尼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从而诞生了《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这本畅销书和一次有趣却又充满挫折的冒险：4岁的儿子不得不拥有标价68美元的“意大利”鞋；厨房的抽屉坏了，可找不到工具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