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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全体人都作为对特定税则所提供的潜在利益作出反应的纳税企业家和纳税人而采取行动的世界中，决不可能实现法规本身的基础变革。因此，在一个类似于有效率市场的、或以自然选择为特征的 同时协调过程中，不可能出现立宪 。针对真正立宪改革的批评，是以这种错误观念为基础的：制度的某种“自然选择过程”或“自然产生过程”的优良效率，是能满足总体效率标准的要求的。因此，这种批评确是使人误入歧途的。
六 立宪改革与人性
这个例子所提出的批评，与其说是针对哈耶克和索维尔，还不如说是针对那些在制度进化的缓慢历史前面接受了一种放松观点的经济学家。正如本章在前面所指出，哈耶克在他认为其方向是错误的制度改革趋势面前并非无动于衷。他明确提倡立宪改革，而同时他又继续严厉批评那些采取理性结构主义立场的人。如前所述，如果我们把制度改革的范围，限制在人类自身那些部分地是为文化进化形成的他不能理解的规则所规定的行为容量之内，在这些明显矛盾的观点之间进行调和是可能的。我们和哈耶克都认为，这种行为规则可能是在一个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缓慢地形成的。
本节所要涉及的是一个在第4节巳经回答但还未作出分析的问题．它关系到可行的一套制度一立宪改革的范围。如何为约束我们的文化进化形成的各种规则划分好坏界线呢？如果对于分析制度一立宪的各种选择来说，“人性”确是一种“相对的绝对”，这岂不意味着还存在一个各种选择都要满足其要求的较狭窄的甚至是唯一的“效率”标准吗？
对于这一点，我曾经得以避开在一个经济或一个国家机构的总体意义上给“效率”下定义。由于回答上面直接提出的问题，关键在于所采用的定是因此再这么做就不大可能了。如果将“效率”定义为一种客见上可测量和可辨识的价值指示器的话，那么在描绘个人对他们的环境作出反应的相对的绝对行为规则下，将只存在一套唯一的使该指示器极大化的经济一政治相互作用制度。在这种环境里，所提出的由“人性”施加的限制和由制度约束施加的限制之间的区别，如果不是失去其全部，也会失去其大部分意义。在这种环境里，对于不是寻求这个相关价值指示器（当然，此处的价值不只是按通常含义理解的简单经济价值）的极大化，而是寻求其他目标的人，哈耶克可以保留他的批判权利。说那些结构主义者忽视了人类生存界限，原本是没有多少或者没有任何理由的。
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在客观上衡量经济一政治效率的价值指示器的存在，这种区分就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对效率的不同定义并不依赖于这种衡量。反而，“效率”是被定义为“从相关群体的人们之间的自愿协定中产生的效率”。这是一个唯一可能的定义，除非假定各人的主观评价在客观上是为外部观察者所知晓的，或者假定相关于效率的评价是完全脱离个人评价的。可是，我们一旦通过自愿协定来给效率下定义，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可满足“效率标准”的规则和制度的非唯一性。既然有效率的规则是从协定中产生的规则；而不是相反，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协定的范围限制于或限定于只能提供一个唯一的结果。
这一点是如此简单，以致常常被忽视。考察两个交易人，在初始各自拥有一种“商品”，一个拥有苹果，另一个拥有橘子。这个在客观上可辨识的交易过程因此没有任何唯一的结果。一整套结果都将满足效率标准。在正统经济理论中，当交易双方人数达到大量时，结果可能被显示为接近唯一性。但是，为了分析关于制度改革的“交易协定”，这种强调唯一倾向的一般均衡就会严重地令人误解了。如前所述，“公共因素”必然体现在制度中。因此如果效率标准要结合个人评价全体个人都必定被带入相关的“交易”，而所有这些个人中间的协定都必定是唯一有意义的概念检验。
按这种看法，哈耶克对理性结构主义者的批判，可以解释为要求将制度一立宪改革限于那些在既定的现存人性范围内是可能的改革。参与进行中的立宪选择的对话和讨论，而提出忽视人性的改革主张，这种参与等于提议我们超越逻辑或科学的普通规律。区别在于在后一种场合，反馈是直接的。而在前一种场合，反馈唯有在灾难性的社会经验后才出现。蠢人们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揭露的，并且为了产生所允诺的结果，协定总是有可能在关于社会改革将需要某些人而不是普通人的介绍上（至少是在一个相关的决策集团中间）达成。
当然，大部分悲剧一直是这种通过历史进行实验的结果。但是，尤其是政治家，依然是弗兰克·奈特所强调指出的那种想入非非的蠢人，而我们需要的是像哈耶克和索维尔这样的学者的深邃智慧来防止我们陷入空想。不过，虽然哈耶克已经告诫我们一定不要采取“空想结构主义者”——正确的解释是“理性结构主义者”——的立场，但如果即使是在相对严格的哈耶克界限以内，也要对制度改革进行严肃的考察，这样，就必定更精确了。
注释：
①本章最初是提交给1982年8月在佐治亚州舍瓦纳举行的自 由基金会讨论会的一篇论文。我感谢自由基金会和讨论会组织者卡伦·沃恩（Karen Vruehn）教授允许在本书发表该文。
② 托马斯·索维尔（Thcmas Sowell）：《知识与决策》（Knowledge
and Decisions）（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80年）。
③特别见“规则与秩序’（Rules and order），载《法律、法规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第1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3年）。
④见 F·A·哈耶克（Hayek）：“货币的非国营化”（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
），载《霍巴特报》（Hobart Paper）（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1976年）
⑤见“自由人民的政治秩序”（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 载《法律、法规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第3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年）
⑥见詹姆斯· M·布坎南：“法律与看不见的手”
（Law and the Invisible Hand），载布坎南：《立宪契约中的自由》（Freedom
in Constitutional Contract）（科利奇站：得克萨斯A和M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25－39页。
⑦维克托·范伯格（Viktor Vanberg ）：“自由进化论、结构理性主义和契约立宪主义——立宪改革的争论”（Libertarian Evolutionalism；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 and Contrarian Constitutionalism__the Issu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1981年2月在德国弗赖堡举行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哲学基础自由基金讨论会论文。该文的修订稿作为沃尔特·欧肯研究所专题著作出版，题为《是自由进化论还是契约立宪主义？》（Lideraler Evolutionismus Oder Vertragsther Konstitutionalsmus？）（图宾根：J·C·莫尔出版社，1981年）。
⑧关于这一点，参见第6节。
⑨这里立即想到德姆塞茨的著作，他很早就以大量引证论述了拉布拉多印第安人中间的私人财产权的起源。见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走向所有权理沦”（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载《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7（1964年5月号）；另见S·佩乔维茨（Pejovich）：“走向所有权的创造和投机构经济理论”（Towards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Creation and Speculation of Property Rights）；载《社会经济评论》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30（1972年9月号），第 309－325页。最近，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hotter）试图运用博弃理论结构，构造一种关于制度起源的形式理论，见安德鲁·斯科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ution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
⑩ 当然，论述过于简单，并且结论有赖于某些条件的满足。如果政府征收的5美元完全被消费掉，那么漏洞的发现就是增加效率而不是降低效率。可是，如果有1美元花费在生产上，甚至是在纯粹的转让上，那么这个结论就是站得住脚的。
《自由、市场与国家》
詹姆斯。M。布坎南著
9 关于政治过程的见解 ①
在题为“公共选择观点”的第 3章里，我区分了公共选择的两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这两个组成部分使公共选择不同于正统的政治学研究。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把经济学家的效用极大化结构延伸到在各种公共选择中起作用的人的行为中去。第二个组成部分，是作为复杂交易的政治的理想的概念化。在概念化中，政治过程类似于市场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人们不管他们是谁，都通过进入社会相互发生作用，寻求促进 他们自己的目标 。在这些参与人的这些目标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目标。在受到正确理解的公共选择观点中，完全没有任何类似于“社会目标”、“国家目标”和“社会福利职能”这样的东西。
这些都是现代公共选择学者相当熟悉的基础知识。但是；在本章，我要对作为交易的政治的概念化的某些含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我要慎密地考察“作为过程的政治”。
这里同奥地利和准奥地利经济学观点的关系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还在我们开始对政治作出这种解释之前，经济学家们就必然地把总括为“市场”的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一个过程了。相反，如果不把市场作是一个过程，而是看作是用于促进某种独立存在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效率”、“社会公平”还是“上帝的荣耀”——的一种“机制”、“手段”或“工具”，那么把这个论点延伸到政治时，就抓不住任何要领。这就是说，在关于政治的建设性对话能够开始之前，在对市场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解方面，这种对话所要求的范例转变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在进入这种对话之前，让我先停留在“作为过程的市场”这一点上并且总结我的意思是什么，以及奥地利学派作出这种论述时也们的意思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市场是一个人们彼此相互作用、不管他们是谁都一样追逐自己目标的制度过程。18世纪哲学家们的伟大发现是，在正确设计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内。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行为产生出一种自然秩序，一种不能为任何人选择的配置——分配结是模型这种秩序反映了市场参与人的评价的极大化。这些评价究竟是什么，唯有在过程中才能被规定；因此，个人评价不存在它们在其中被规定的过程之外。在这种意义上，并且唯有在这种意义上，在市场过程中产生的秩序可以称为或划分为是“有效率”的。那些自认有某种天赋的经济学家，把“效率”定义为存在于市场过程中人们的行为之外的东西，并用这个定义来评价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的效能，这些经济学家如此妄自尊大，实在是不敢苟同。
现在我们回到上面两段话上来。我指出了，市场是一个人们彼此相互作用、不管是谁都追逐自己目标的制度过程，还指出了，18世纪哲学家的伟大发现是，在正确设计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内，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行为产生出一种自然秩序。在那里我要说的是；自然秩序反映了在市场过程中显现的个人评价的极大化。在这里，我则是要强调、如果没有包含有作了明确规定的无论是受到尊重还是依靠强制实施的私人所有权，以及包含有保证契约得以实施的程序的适当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将不会产生出一种价值极大化意义上的“有效率”的自然秩序。霍布斯哲学中的无政府状态的自然法序不会使个人评价极大化，而大概会使它接近极小化。这里的要点是，任何社会相互作用中的个人行为，总是在一种处、方向不同的两个以上动机拉力之间的紧张状态中产生的：一方面，是对狭隘的短期的个人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明智的长期的个人利益的追求，而这第二种行为被描绘为包含了对相互作用过程中其他人的平等权利的尊重（这里我就没有考虑其他动机，例如利他主义）。这就是说，在任何贸易或交易中，个人参与者总有一种要掩饰、隐瞒、欺骗和违约的追求私利的动机。法律、习俗、传统、道德戒律——所有这一切都是被设计来或涉及到对这种短期追求私利行为进行约束或控制的。唯有这些制度约束运行有效，从市场过程中出现物自然秩序才能使不同的个人评价达到极大化。
在巡游了这个应该是熟悉的知识领域后，现在让我回到“作为过程的政治”上来。我要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如果从政治的复杂交易过程中出现的秩序，能够被描述为体现了使不同来源的个人评价获得极大化的趋向，那么政治的复杂交易过程使要求有一套制度约束和道德约束，这套约束不是人们很熟悉的，但在本质上却非常类似市场交易过程所要求的约束。请思考这个论点，并回到这一点：对狭隘的短期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体现了对参与相互作用或交易的其他人的权利的尊重和对明智的长期个人利益的追求，二者之间，经常存在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