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发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① 《后汉书·儒林传》。
② 《后汉书·儒林传》。
③ 参看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三章第十节，“经学”。
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①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汉景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②。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
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建初八年（公元83 年）卒。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01 年）卒，年七十二。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郑众亦为左氏作注。郑兴和郑众又各著《周官解诂》。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深明《左氏传》，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复奉命论次《左传》与二传同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诗》同异，又作《周官解故》。贾逵的经学，已远较前人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观其大体。今古之争，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转变，而经学的旧樊篱已有显著的突破了。《后汉书》本传说：“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又说：“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可见郑贾之学影响之大。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卒，年八十八。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高徒，后列女乐。”所注书多种，有《易》、《尚书》、《诗》、《三礼》、《诗经》、《孝经》、《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不惟不为古今文所限，且不为《五经》所限。融尝欲训《左氏春秋》，见到了贾逵、郑众注后，乃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著了《三传异同说》。《三传异同说》，显然是贯穿古今经学的著作。“既精既博”，则可说是马融学风上的特点。精则不烦琐，博则不墨守，这都是与今文经学流行的学风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标榜。马融的成就，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① 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三。
② 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均参见《后汉书》各本传。
诗》、《古文尚书》。因涿郡卢植的介绍，师事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一次与计算有关的活动中，郑玄以善于计算，有较多接触马融的机会，得以质疑问难。玄辞归时，融喟然谓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归家之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郑玄不乐仕进。对于朝廷和地方权力的征石，他总是避而不就，有时甚至于偷偷地跑掉。但当他偶然处在官宦聚集场合的时候，他还是以他的学识使人们敬服。所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祫义》、《六艺论》、《毛诗讲》、《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01 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跟郑玄同时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诂》，十七年不窥门。他认为《公羊》义法必须坚持，《左氏》已病入膏育，《谷梁》已废不能兴，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以申其说。郑玄站在何休的对立面，著《发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以驳休说。玄休之争已不是简单的今古经学之争。郑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经学，何休所反对者亦有今文经学。实际上，今古文经学之争已近尾声。到了魏晋以后，玄学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见到了郑玄所著之书，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颇有自居下风之慨。①① 何休事迹见《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何休传》，又《郑玄传》。
第四节经学对其他学术思想上的影响两汉经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上文我们已经说到汉朝廷以经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这种统治，可以说已有一定的成效。此外，两汉经学还有其他的学术影响，其中最显著者，一是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又一是小学方面的成就。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中国境内某种程度的一统，远在宗周时期已经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意识也很早就有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这种统一越来越残破，同时也越来越接近新的一统。孔子、墨子、孟子都有这种新的一统意识，不过有的是用历史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有的是用宗教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梁襄王曾经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孰能一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把“一”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提出来，是对新的一统，说得比较明白的。
“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的提法是很鲜明的。公羊学家有更明白的阐述。《公羊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文王也。易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在传文“大一统也”下注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何休所说，“自公侯至于庶人”，是政权上的大一统；“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是所有权上的大一统。把这些说成是“政教之始”，是政权、所有权和道德规范上的大一统。这种三合一的大一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特点，对于后来历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割据局面，成为加强地区间和民族间的联系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大一统是有利于历史进步的。如从汉儒的眼光去看，大一统的“大”有它极高的境界。《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又说：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日配天这是把“大”神化了。汉儒不只把皇家的政权神化了，而且把它的道德规范也神化了。
小学上的成就在两汉经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经书的注解，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字方面的解释。这些解释，在开始的时候总不能离开经文。后来有了发展，可以离开经文而就文字本身的规律加以表述，有时还汇集成书，这就是所谓小学。在《汉书·艺文志》里，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列于“六艺略”之中，而又是置于“六艺略”之末，这也略可说明经学和小学的关系。在汉代学者中，有些人既是古文经学家，又是小学家。张敞，修《春秋左氏传》，又通《苍颉篇》，能读宗周铭文。桑钦传《古文尚书》，又有说小学之书，《说文解字》载其字说。杜林，传《古文尚书》，史称其博学多闻，尤长于小学，著有《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卫宏，传《古文尚书》、《毛诗》，作《毛诗序》，《唐书·艺文志》有卫宏《诏定古文字书》一卷，《汗简》引有卫宏《字说》。徐巡，传《古文尚书》，《说文解字》引有徐巡说二条。贾逵是经学大师，是许慎之师，《说文解字》引其字说十七条①。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是个有成就的经学家，又是有更大成就的小学家。他博学经籍，为马融所推敬。当世人称道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他认为《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撰《五经异义》。又认为：“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他撰《说文解字》十四篇，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 年）写成，其中收入古文、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二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分为五百四十部，分别说明文字的结构、意义，辨别伪讹。这是两千年来小学书中的权威著作。书序中，论述文字发展的过程和文字结构的原则，也是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① 见王国维《观堂集林·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第四十二章方士第一节先秦的方士秦汉时代之所谓方士，是一种讲神仙方术以欺世盗名的骗子。神仙本是古时凡人思想的产物，人生纷扰苦难之世，幻想超凡脱俗，自由自在，就创造了出世的神仙。当时有些统治者对已享有的人间富贵荣华还不满足，妄想长生不老或成仙升天而崇拜信用方士，结果大上其当；或有怀疑而加惩处，然多还是迷途而不知返。故方士始终得以招摇过市。
方士起于何时，史料难征。据《史记》载，“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苌弘是周灵王（前571—前545）时人，当时周王朝势力已经削弱，诸侯不来朝贡。苌弘以方术为周灵王办事，鼓吹通过射击假设不来朝的诸侯，可以招致诸侯到来。诸侯并不信从，晋人还把苌弘杀了。
齐威王、宣王之时（前378—前324），燕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子高等都修仙道，传说能够灵魂脱离躯体，而成鬼神。他们宣传：在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宫阙是以金银建造的，里面住了许多仙人，还藏着吃了可以长生不死之药。神山上的禽兽都是白色。齐威王、齐宣王及燕昭王都是他们的信徒，听了他们的宣传，派人到海上去寻找神仙奇药。寻找者回来报告，说：远望神山，犹如白云，接近之，就沉到水下去了，再临近，风就把船吹了回来。这些君主听了心里非常羡慕，只是可望而不可及。① 此传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后汉书·方术传》，本篇凡引其中文字不另加注。
第二节秦时的方士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第一次东游齐鲁，封禅天地，刻石颂功，并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还寻找羡门子高等方士。他想长久统治下去。许多方士乘机怂恿他求神仙奇药。齐人徐市（即徐福）上书，请秦始皇斋戒，带着童男女去求三神山的仙人。始皇就派徐市带童男女数千人，乘大船入海去寻求。得到的报告是，船到了海上，风向不顺，未能到三神山，但已望见山了。过了几年，始皇东游到了碣石，派燕人卢生寻找羡门等，并了解方士求仙的虚实。还派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卢生回来报告，奏录图书，编造谎言。他对始皇说，君想见仙人，就得隐居，才有可能得到不死之药。为此，始皇深居内宫，行动诡秘，杀了一些泄密的人。
卢生与侯生两人谋议，认为始皇刚愎自用，严刑峻法，如果他发觉方术虚而不实，找不到不死之药，便会处死方士。于是相约逃去。始皇得知消息，怒气大发，骂道：我召用了很多方术士，花了很多钱财，为了兴太平、求奇药，现在一无成效，而他们不仅诈骗贪利，还造谣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