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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推崇汉为正统。《汉书》写道：“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高帝纪》）神化刘邦兴汉符合天命。同时又否定被汉取代的秦朝和篡汉的王莽政权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闰位”（《王莽传》），没有合法的历史地位。这种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历史主义的，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故后世封建史家有正闰之论。同时，它卑视非汉的政权和非帝系的人物。秦末农民大起义对于汉之代秦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史记》将陈涉列于“世家”，将项羽列于“本纪”，给以较高的历史地位；而《汉书》则将陈涉和项羽一律列于“传”。王莽建立过政权，且不论其政治得失，就体例而言，也应当入纪，而《汉书》只列于“传”。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正统思想。《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今应当审慎地予以分析批判。
再次，它独尊儒学思想。《汉书》评司马迁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司马迁传》）这正表明它以“圣人”之是非（实即封建正统思想）为准则。它独尊儒家和《六经》，把诸子、诗赋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艺文志》）。它把凡是结宾客、广交游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势力的人都称为游侠，斥其为“背公死党”（《游侠传》），它谈谋生之道，也强调封建等级，说“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要求老百姓“贵谊（义）而贱利”（《货殖传》）。这种与司马迁《史记》对立的观点，确是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正统思想。
还有，它杂有神学色彩。汉代统治者有意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故使全社会和学术界都程度不等地受了影响，《汉书》作者也难幸免，故它在记述史事中，往往夹杂这种思想和说教。如讲汉得“天统”，汉为“火德”，讲五行灾异，天变与人事的符应（见《天文志》、《五行志》），这种思想渗透于其书。不管作者是有意或无意，写得多或少，实际上是在起了一定的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的作用，而为汉朝封建统治服务。
《汉书》因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深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历来研究它的学者甚众，颜师古的《汉书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以及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汉书新证》等，都对汉书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二节王充王充的生平王充（公元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祖先为魏郡元域（今河北大名县）王氏家族。先辈曾几世从军有功。祖上以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今址不详），不久因故失爵，就此定居在那里。此后他家或务农，或经商，并有世代任侠的传统。
王充家境贫寒，困难的环境使他很早成熟。儿童时“恭愿仁顺，礼敬具备”。六岁开始习字，八岁出入书馆。稍长，王充开始学习《论语》、《尚书》，一日可背诵千字。青年时期入太学读书，曾以班彪为师。
刚刚成年的王充，就承担起养家重任。先是回乡以教书为业，在地方官府做过小官吏。大约三十岁以后，他辞官家居，潜心著述，作《讥俗》、《节义》十二篇，著《论衡》八十篇，二十余万言。
元和三年（公元88 年），他六十岁，为避祸举家迁往扬州郡，转徙于丹阳（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庐江）、九江（今安徽寿春）等地。此间扬州刺史董勤曾召他任从事，又转任治中，不久退职回家。章和二年（公元88 年），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
王充晚年贫病交困，无人帮助。他写下了最后的著作《养性》十六篇。
七十岁以后，王充病逝于家中。
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思想王充继承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他对天地的性质做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夫天者，体也，与地同。”不论天是体，还是含气的自然，都从根本上肯定了天地的自然物质属性。
从天地的物质属性出发，王充阐发了天地自然无为的理论观点。所谓天地自然无为就是：“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他认为天地的运行是一个自然变化过程，不具备任何精神作用，人和万物都是在天地运行中自然产生的，是“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而绝非“天地故生人”，“天故生万物”。他用气和气化说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丰富了古代的朴素唯物论。
在天人感应说甚嚣尘上之时，王充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他首先对当时盛行的君权神授之说和谶纬符命的种种神异传说做了有力驳斥。王充对于当时流行的刘邦母与蛟龙感而生刘邦的传说，大胆提出异议。他说：“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对美化统治者的符瑞说，如周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鱼、赤乌而受命等神话，王充用偶然巧合加以解释：“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
谴告说是汉代天人感应论的核心。王充对它进行了重点批驳。灾异说特① 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充传》和王充《论衡》，凡引上述传文者不另作注。别重视日食、月食，认为这是统治者失德所致。王充指出：“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对于所谓旱灾是天神对人君骄横暴虐的谴责，涝灾是天神对君主迷恋酒色的惩罚，虫食谷物、老虎吃人是天神对官吏为奸的警告等等神学呓语，王充都予以有力的批驳。他还运用矛盾律对谴告说进行总的清算：“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
王充还追究谴告说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欲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犹以人心，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变复之家，见诬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无神论思想鬼神之说是儒家祖先崇拜的立脚点，是古代较为普遍的世俗迷信。王充针锋相对地提出“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鬼论主张。
王充首先从形神关系上对无鬼论加以论证：“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强调“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王充从物质决定精神的哲学观念入手，否定鬼的存在。这为后来范缜的神灭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无鬼说，他还做了一个风趣、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从古以来，死者亿万，“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加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
王充用生理和心理的原因说明鬼神怪念的产生：“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优惧，忧惧则鬼出。。。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所谓鬼不过是人们由于疾病、畏惧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这个说明很接近客观实际。
王充还把无鬼论引入薄葬说，批判了儒家的厚葬。他指出，只有“明死人无知”，才能定“厚葬无益”①。王充克服儒、墨两家学说的片面性，把薄葬主张与无鬼论结合起来，使这一主张立足于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之上。王充用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的朴素辩证思想，否定了成仙得道、长生不死等迷信。他推论道：“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因而“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这对于沉迷此道的封建帝王及众多信男信女，无异当头棒喝！
当时各种迷信禁忌之说盛行，举凡盖房迁居、丧葬嫁娶、沐浴裁衣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要择良日，卜吉凶，唯恐得罪鬼神，触犯忌讳，招来祸患。王充在《论衡》中，专门写了《四讳》、《■时》、《讥日》、《辩祟》、《难岁》、《诘术》、《解除》、《卜筮》等篇章，一一对世俗迷信的各种说法作了批驳。如说“或有所犯，抵触县官，罹丽刑法，不曰过所致，而曰家有负。居处不慎，饮食过节，不曰失调和，而曰徙触时。死者累属，葬棺至十，不曰气相污，而曰葬日凶。有事归之有犯，无为归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祷先祖，寝祸遣殃。疾病不请医，更患不修行，动归于祸，名曰触祸”，实在是舍本求末的行为，是“用知浅略，原事不实，俗人之材也”。这是非常清醒的药石之言，不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充对卜筮迷信也有所批判。他认为人世间的祸福吉凶，决定于人事，也决定于时命，唯独不决定于鬼神。他说：“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这是可贵的见解。
为什么会产生诸多忌讳迷信之说呢？他认为：一是统治者神道设教，“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二是人们对于吉凶祸福产生种种错觉，把许多巧合事件作为吉凶的根据；三是搞迷信者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积祸以惊不慎，列福以勉畏时”，是在“惊惑愚暗，渔富偷贫”。所以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实知的认识论思想对于知识来源问题，王充否认生而知之的观点。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知识源于后天的学习。他申明：“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用认识论划清了与先验论的界限。
对于儒者论圣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离奇妄语，在《实知》里用孔子不能先知先觉的十六件事实加以诘难。如“匡人之围孔子，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以违其害。不知而触之，故遇其患。”又如“子入太庙，每事问”，如果真的生而知之，又何劳询问呢？
王充还强调实践对于知识技能的决定作用：“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尝见，巧女未尝为，异事诡手，暂为卒睹，显露易为者，犹愦愦焉。方今论事，不谓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尝过，而曰知不达，失其实也。”这是把实践纳入认识论的高见。
王充还强调感觉经验的可贵，也看到了直观感觉的局限性，因而提出要想得到正确的知识，还必须经过一个“揆端推类”、“以心原物”的逻辑推理和思维判断过程。他说：“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推断是非，“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这把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充在认识论中提出的“效验”，就是用事实来检验言论的当否。他认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终）不见信。”这个观念的提出，提高了王充辨别是非的水平，也增强了王充论定是非的能力。王充用“以心原物”和“效验”的方法，对儒家经传虚妄失实之处提出质询和攻讦。
王充认为，古书传说中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都经过了增饰与放大。他在《语增》、《儒增》、《艺增》等篇章中列举出很多经传及传说中美化上古之世的实例加以反驳。比如：儒书里面“称尧、舜之德，至优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遗在成、康，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可是，又写有尧、舜、文、武、成、康用兵征伐之事。尧、舜、成王既然大动干戈，四出征伐，怎么可能“一人不刑”，“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呢？另外所谓“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等等说法，他都认为是在夸大其词。他正确地阐明，这些说法的本意是要褒美先王，但是“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夸张、虚美是起不到预期宣传效果的。
王充在批判“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的尊古卑今之论时，表述了今胜于古的历史发展观点。他把周与汉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理直气壮地声言当今胜于三代盛世。
王充很少偶像崇拜。为了求真求实，他把质询的矛头指向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问孔》中，他揭示出孔子学说中的多处矛盾。
王充自己对《论衡》的写作旨意做了明确说明：“《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求真求实是王充理论学说的根本出发点，是《论衡》一书的灵魂。
王充思想局限和内在矛盾王充的进步思想，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也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和十分明显的内在矛盾。
王充在《论衡》中用《齐世》、《宣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