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又不能让这个社会风险太大，又要遵循这个商业原则，然后你对资产的处理过程中间，你又要保持资产的保值。同时你又不能是说因为这个资产已经是坏的，坏资产了，给你的1。4万亿的资产，是个帐面的资产，这个资产到底有多少？它值多少钱？你拿到手上资产，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你把它搞清楚。你把它理清楚，然后按照商业原则，尽可能地保持国有资产，不要过多地损失，然后还要不能够因为你这样一个举动，导致了一些社会心理上的副作用，所谓社会心理上的副作用，就是说破坏信用的制度，有钱就可以剥，只要有什么办法，我就要赖着帐，我就可以不还。总而言之你觉得，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的这项工作是非常难的。
通过你的这个表述，我们就感觉出来了。你刚才说难的时候，底下点头的都是金融资产管理的，深有同感。那么刚才你提到一点，叫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爆发了之后，可能是不是对我们国家成立这个AMC，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么还有哪些我们国家要成立，这样四家AMC的出发点，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我们请其他三位嘉宾，也给我们讲一讲。
我说一点，其实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理论上在进行讨论和铺垫的时候，确实有不同的看法。四家银行积累了那么多的不良资产，当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怎么处理它，当时至少有三种意见：一种就是说银行本身去消化它，或者银行本身去处理它，没有必要单独设一个机构来处理，那么这也是我们很多银行多年来采用的方式。比如商业银行自己搞一个部，把不良资产全部移交给它，那么它成立一个小组，比如法律小组或者清算小组，它来去做它。有人说这样做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因为不需要单拿一个摊子出来，这好像听上去合乎大家的普遍的共识，至少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有这种想法，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发现不良资产的形成是很巨大的。如果银行自己造成的这个不良资产，银行自己去处理的话也会遇上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银行是一个很大的系统，这么大的系统你要落实到基层，然后让基层去处理，这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最终有可能不但处理不了，还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大家说，我们还是成立一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那么按照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其他国家的一个模式，比如泰国、韩国、日本，都有类似这样的公司。那么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但是成立什么样的公司，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说就像日本一样，我们成立一家公司，一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由这家金融管理公司去收购不同银行的资产，然后由它去处理，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方法，我们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收四家银行的资产来专门处理。那么现在看来我们这样做还是有它一定道理，通过三年的工作，我们体现出它的一定的优越性，我觉得这个背景，还是需要让大家有所了解，还有呢？刘教授，这个问题根上来说，还是商业银行改革的客观需要，我在人民银行工作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花了很大力量来研究这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怎么办？最主要的问题，它是承担政策性的问题，承担国有企业的资金供应需要，接下来就有一大批的不良资产处理不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商业银行就不可能真正变成商业银行，商业化经营，那它老背一个大包袱，沉重的包袱背在身上，它不可能轻装前进不可能按商业原则来运作。因此就曾经是两个设想，第一个就成立政策性银行，把它政策性任务，贷款任务分离出去。当然现在这些年我们做了一些，还没有完全解决，另外一个是多年遗留下来的，背着国有企业的贷款的压力，所造成的负担。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处理？可以为什么要集中解决呢？就是因为改革到了一定程度，不能再这样搞政府型的银行了，再继续搞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国际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好，国际的经验教训也好，看来这个问题不处理好，影响我们整个的银行的信用。风险会加大，所以这两方面改革的内在要求和风险加大的压力，迫使我们在国际金融变化比较激烈的情况下，采取果断措施。
那么刚才讲了，可以在银行内部，但是我们国有不良资产，量大面广，数量有的很小，它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法律，专门的人员，按专门的规则来运作的话。它是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的，特别是和原来的银行在一起，搞贷款的人，批准贷款的就是这些人。你让他再处理这个贷款，这个手会肯定很软，它就保全国有资产有点难度，它有专门的机构和原来的关系脱开了，我用买过来收购的办法，咱俩分开了，然后我就加大处理力度依法运行，这样力度就会大。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才，有专门的法律，那么专门的运作规则，这样的话效果就会明显。我想这个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可取的，就是说外国也有这么做的，当然我们情况不同，但是这种做法实践证明，还是有道理的。
刚才四位嘉宾谈了，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有我们国家本身金融业改革的需要，那么在我们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是不是在金融业全球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这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的成立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应该说是有这样的必然性。如果不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个方式去处理这些资产，那么这些不良资产会越累积越多，最终会形成什么？形成一种信用链条的中断，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讲，信用链条中断，就会形成整个社会信用的混乱，商品经济靠什么？靠信用。商品经济本质上讲，是种信用经济，那么信用中断以后，整个社会就陷入一片混乱。商品意识没有办法运行下去了，所以这是必须要做的，但用什么方式去做，刚才我们说的有不同的方式，哪种方式成本最小，效益最高。那么就采用什么方式，我觉得这也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的这种环境，特殊环境来确定。我们现在这种模式，而且你不把商业银行，当时那个坏帐给它剥离出去的话，你那个商业银行你本身，那个报表你就根本拿不到世界上去参加国际化的运作，你的信用等级就非常的低，所以你现在必须让商业银行，至少它本身的资产状况，要达到一个进入国际金融界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如果你这个要求你都达不到，你说你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你的国有商业银行有什么竞争力？根本完全达不到国际上对商业银行所要求的，最基本的标准都达不到，所以这个是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于中国的金融业能够适应，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这种要求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举个例子，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开放了，中国的银行业要走向世界，但是国际上它有很多具体的这些规则，比如说国际清算银行对国际商业银行规定有资本金的最低标准，如果你的资本金低于某一个特定的标准，那么国际其他国家就不接受你这家银行，甚至说你如果有分行在那儿，“对不起，请你关门，你回国去吧，咱们这儿不欢迎你”。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不良资产坏帐应该冲销资本金或冲销你利润，或冲销你资本金。如果说我们有，多少多少不良资产，比如像我们拨一万四千亿，如果说我们就拿着这样一万四千亿到在国际上去，那么你的一万四千亿和你的资本金相比，“对不起” 你试想是什么样结果，负的，没有资本金你来国际上来做什么业务，请你回去吧，你在国内可以，到我们这儿不行，那么中国银行也就永远只能够关在家里边。
所以必须要通过某种形式，把这个坏帐给它清理出来。那么才能符合国际的标准，当然我们说这个坏帐形成，并不是说就是我们银行，纯粹是银行不行，没有技术或者是银行乱弄出来的。因为中国刚才说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这种关系，形成了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连带关系，所以这个不良资产的形成，它是有它历史原因的，并不是说完全是银行不敬业。或者银行不审慎管理这些资产，形成了一种结果，我们应该从客观的这个角度去理解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
刚才唐先生你说得很简单一个比喻，如果你没有本钱，就不能参加人家的游戏。那刚才你也提到一点，说在最初我们国家成立四家AMC的时候，有人提出来根本就没有必要，单独辟出这样一个机构让银行自己去解决，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不同的声音，那么一个新的事物诞生或者一种新的机构要产生的时候，尤其在金融业大家都比较关注，它肯定会有很多的，大家探讨之处吧。可以说商榷之处，那么在当时还有哪些不同的声音，可能这个柏女士你听得最多的。
这方面，当初成立这个资产管理公司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就比如说当时有的同志就提出来，你这个不良资产的损失，刚才几位专家都说了，因为你这个是帐面上的一万四千亿，实际的资产还有多少，不知道，但是这个损失将来是由谁来承担呢？
因为中国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国家要出台一个债转股的政策。这个债转股按照中国现在的法律，银行本身是不能够持股的，所以它要找一个机构来持这个企业的股。那么如果当时有争论的就是说，如果是说债转股了之后导致这么一个结果，企业说我如果欠了债以后，我就把它转成股就完了，那就是谁欠债谁就愉快了，谁欠债谁要不还的话，谁就占便宜了。
这个东西就觉得，你把这个资产弄给它，不是让欠债不还的人占便宜吗。那儿以后不是导致以后国有企业也有依赖性，那就行了。那咱们以后就欠吧，欠了就不还，不还以后就债转股吧等等。咱们现在弄清楚这个问题，这些担忧能存在吗？当时的社会上确实有一种看法，认为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对银行来说叫“一剥了之”，剥完了就算了，对它自身没有多大的改进。
第二种就是刚才金所长所说的，企业搞债转股就叫“一转了之”，两头都堆到你这儿了，反正债也不要还了，改成你的股权了，将来以后怎么着再说了，确实是这样子一个思想。当然经过我们三年来运作的情况，我们觉得在这些方面的一些担忧，或者当时的一些想法，还不是那么回事。
另外两位嘉宾，你们刚才听了我们说当时成立之初，有这样不同的声音，有这样的担忧，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你们觉得你们是一个什么观点，刘教授你先给我们说一说。
这些担忧依我看不是凭空出现的，都是有它的客观原因。你说它一拨了之，意思就是说银行不要再收了，那边是一转了之我以后就不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不需要它收了，转给柏总去收了。从表面意义上来说，它反映了一个现实，它背后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信用制度。信用制度如何建设的问题，就是说贷了款就不还，我在农业银行清理农业银行，刚成立我清理农贷的时候，就有这种说法。敢借、敢花、敢不还，这样的思想可能还富了一部分人。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清理农贷的时候，大家反映就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危机就在这里，不能回避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认为要想建立我们真正的信用制度，又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也就是我们一定对这个不良资产，有个严肃的依法运行的处理办法。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一个保全国有资产，就奋力保全，保全不了的部分就依法办理，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概念，钱不能随便不还，国家的贷款不能随便不还。要不还依法处理，该谁负责任谁负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就是法律责任，该谁承担谁承担，必须是这样明明确确，该收、该交、该还必须得还，不还我帮助你解决，把企业搞活要还，实在还不了的部分，依法办理，不能简单处理。
那么债转股刚才我说了债转股它的作用，对企业来说，它免了利息，降低了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经营创造了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有另外一面，接下来你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竞争能力，把企业搞活。否则我们的债转股就变成一转了之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正好是一个一剥了之，一个是一转了之，两头加在一起，靠谁来做工作，我觉得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一个专门的机构，承担了这么一个非常严肃、非常复杂的也非常繁重的任务，它用事实来转变大家的观念，不能够随便不还，也不能随便一转了之，必须严肃地对待国家的每一分钱，认真地对待国家的每一分钱的贷款，那么大家共同把这个资产搞活，增加收益。如果出了问题要依法办理、严格处置，这样有个专门机构；这么一处理的话，就给大家一个搞活的余地；实在到最后处理不了的部分，也能够依法按照法律程序把它处理好，这样给社会就带来一个很好的观念，转变观念也好，给大家带来一个信号也好，就是说严格按照信用制度办事，大家必须讲信用，不能赖帐；不能贷了款就不去收款，不能随便贷款，也不能随便赖帐，而且我觉得大家需要增强一个法律观念，必须依法处理，这样对未来我们的银行的发展，贷款的运行，对我们信用制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说关键就在于我们资产管理公司，是怎么做这个工作的。如果资产管理公司也是这个思想，反正是国家的钱收多少算多少吧。那当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资产管理公司倒过来了，全体员工尽全部力量，创造很多新的方法，尽量的多收回来，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这就是符合这个总体思路，符合政府规定的原则。
从成立到现在，仅仅三年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它在我国的金融业改革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像柏女士说的，他们现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