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纠武夫，被逼到这种程度，可见其时官场之险恶。哭够了，还是要寻个出路，朱希孝只得去拜见张居正，讨要一个主意。张居正并不多说，只让他去找杨博。
杨博心中已有数，便开导朱希孝说：“张公的意思，是想借你保全高阁老的体面，怎么忍心让你去干陷害的勾当？”遂将了结此案的办法一一指点。朱希孝茅塞顿开，大喜，掉头就走，马上展开了一系列工作。
此时已是正月二十八，数日之内，事情已峰回路转，最明显的标志是张居正为此案又上了一道奏疏，要旨是建议，要谨防王大臣“妄攀主者”。他说：“臣听说厂卫连日加急审讯，案犯支吾其词，案情仍不清楚。臣以为应稍加缓和。如迫得紧了，反而将真情掩盖住了。审讯过急，恐怕还会诬及好人，有伤天地和气。”
此疏与此前所上的“务求主使勾引之人”的那一疏，立论已有天壤之别，说明张居正已决定将此案全面刹车。
此后，他又连续给高拱写了两封信，头一封是“令拱切勿惊死”，第二封是进一步温言安抚（《万历邸抄》）。
张居正在最后一刻，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此后办案情况的发展，证明他及早抽身是十分明智的。
朱希孝这人，是掌管锦衣卫的武官，深得张居正信任，但以往与高拱亦有旧交，此时也甚为同情高拱的遭遇。既然张居正已发出转向的信号，朱希孝便决意为高拱洗清。
按照杨博的指点，朱希孝派了一位得力校尉秘密提审王大臣，问他：“私闯大内谋刺皇上是要灭族的，你为什么要干这事？若从实招来，也许可以免罪。”
王大臣始而茫然，继而大哭，说：“是辛儒教我这么说的。他说只有主使者才有砍头的罪，我这算是自首，不仅没事，还可以有赏。谁知道现在假口供都成真的了！”
校尉也不多说，只点拨了一句：“到如今你只有说真话，或许还可活命。”
校尉将案犯的供述报告了朱希孝，朱希孝微微一笑，挥手让校尉退了：“好了，没事了。”
二月十九日，厂卫联合会审。朱希孝刚一到东厂，原本风和日丽的天气，忽然黑云压城，风雨大作。东厂内的审讯人员不禁为之色变。
对此案早就持有异议的东厂理刑官白一清，对两位东厂问官说：“天意若此，你们就不怕么？高老是顾命元老，这事本来与他无关，现在却强要诬陷他。你我都有妻子儿女，做这种事，他日能逃得了被砍头的结局吗？你们俩受冯公公厚恩，应该向他进一句忠言。况且王大臣供词前后不一，你们为什么在结案报告上写‘历历有据’？”
两位问官面面相觑，只得解释说：“‘历历有据’是张阁老亲笔改的。”
不一忽儿，冯保也到了，会审即开始。
东厂问案子，照例是打了再问。十五下杀威风棒是少不了的。这一打，王大臣不干了，大叫道：“说是给我官做，永享富贵，怎的又打我！”
冯保喝问：“说，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此时已有一定觉悟，怒目冲着冯保说：“就是你主使，你难道不知道？为何又来问我？”
当场露馅，直接了当。冯保差点没气晕过去，只好强挺着问：“你说你认识高阁老，是怎么回事？”
王大臣又是一蹦：“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怎么能认识高阁老？”
冯保此时脸已气得成了猪肝色。
朱希孝见场面太尴尬，连忙接过去问：“问你刀剑从何而来？”
这王大臣虽然智力有点儿问题，但是他琢磨，按照冯保所说，承认谋刺皇上，反而能做大官，这里面的逻辑不大对头啊！于是索性咬住冯保不放：“是冯公公的家奴辛儒给我的。”
朱希孝怕再审下去，冯保要收不了场，便厉声喝道：“胡说，连问官都繁攀扯！该打！”
说罢，拉起冯公公就走，审讯不了了之。
冯保被气晕了头，越发不肯罢休，回宫后面奏皇上，说：“臣已查明，是高拱主使行刺！”
他话音刚落。宫内一位七十高龄的殷太监，猛地跪在万历面前，说：“万岁爷爷，您别听他的！高阁老是个忠臣，怎么能干这等事？他一个大臣，若要行刺万岁，他图的是什么呢？这绝无可能！”
殷太监随后又对冯保说：“冯家，万岁爷爷还小，您积点儿德，好好扶助万岁。高老是忠臣，受了顾命的，谁不知道？是张蛮子想夺首相做，要诛灭高老。你我是内官，又做不了外廷的官，你跟着张蛮子忙个甚？你现在要是干了这事，将来一旦翻案，咱们内官一定会受牵连，不知又有多少人头要落地。可万万使不得！”
冯保听了这一席话，脸色骤变，只觉无言以对。
他退下后，刚好碰见太监张宏。张宏也劝他此事万万不可为。
冯保这才感到，眼前的这堵墙，恐怕是绕不过去了。思前想后，决定罢手。他派人给张居正带了话去：“宫内有人跟皇上说了话，事情办不下去了。”
第二天，张居正就下令，将王大臣从东厂提出，转交刑部，由三法司会审。法司动作相当快，当天就提审。但是他们发现，王大臣已经被人强灌了生漆，成了哑巴，无法交代任何口供了。
究竟是何人干的，各种史料的说法不一，无非说是张居正和冯保两人之一。
二月二十一日，三法司再审，也不问话，只拟了闯入宫禁罪，建议斩首，将此案果断了结，任何人不再涉及。
这正是张居正最希望的结果。他立即根据法司意见，上疏请求批准执行。
由此，这个王大臣，就成了中国史上最有名的一位盲流。
此事的前前后后，令人惊心动魄。其忽焉而起，忽焉而落，说明为政者终究还是怕众口喧哗。在这世界上，人心，固然是最没有力量的一种力量，但一旦全面引爆，其势也自是难当！
张居正在舆论面前及时让步，既保全了他自己，也保住了冯保，尽管二人在名誉上已经失了不少分。
史载：“由是举朝皆恶保。”（《明通鉴》）
盟友之污，即是己污。如此拙劣的诬陷，无疑是第二个“风波亭”，险些让张居正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秦桧。
看来，人心毕竟不可太歪。即使没有苍天在上，总还要对得起白发的爹娘！
王大臣一案，叙述得较为具体的莫过于高拱晚年写的《病榻遗言》。此书内容虽不免掺杂高拱较多个人情绪，但证之《明史》、《万历邸抄》、《万历起居注》、《明深宗实录》、《国榷》、《明通鉴》《名山藏》、《万历野获录》等书，大体情节大同小异，可见高拱所言距事实并不远。
高拱在回忆中，曾实指张居正企图将他灭族，事不成后，却又自鸣其解救之功。这应是不错的。
张居正事后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确实做过事情全赖他力挽狂澜的表白。
天启年间的大学士朱国祯是当时过来人，对此事有比较允当的看法。他说：“看来张欲杀高是无疑的。但张似不应如此愚蠢，或是当中有小人加以利用，也未可知。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出于冯保的主意，这应是准确的。”（《涌幢小品》）
王大臣一案，轰动中外，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记录下了王大臣一案在京城的民间说法，即构陷者是谁，“道路之言，皆指太监事。”（《荷谷先生朝天记》）
此案内中一些详情，恐怕永远不可为人所知了。各种著作中，也有一些不尽一致之处。譬如，曾有人说辛儒秘密给王大臣送去蟒袍与刀剑，剑柄上镶有猫眼石，诱惑王大臣以此为赃证，用以加重此案的份量。
还有的书上说，朱希孝在东厂会审时，曾令王大臣辨认混杂在人群中的高拱家奴，王大臣茫然无所知，以此确知他的所谓口供均系捏造。
此案对高拱来说，可算是因祸得福。因这次诬陷失败，张居正与冯保后来一直未再向高拱下手，以回避清议。因此高拱得以享受一个平按晚年，在故乡整理和写作了大量著作，给后世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
从对此事的处理上，我们还可见出张居正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一个特点，就是易于感情用事，反应较为冲动。这与他平时的沉稳极不相称，几乎判若两人。这个特点，在以后还会数次出现。
此外还有，张居正历来有收买人心的一套手段，既做了事情，又不肯承认，反而标榜自己是解铃人。这在此前此后，都有一些表现。不过这种“买好”往往功效不大，掩耳盗铃而已。
最后还要说的是，他在狙击政敌时，又往往在紧要时刻良心发现，或不愿意把事做绝，不肯出手致命一击，有时反而能为对手略做解脱。
官场功利与人性底线的冲突，在他身上交缠虬结，不可以非黑即白来概括。
近年一些评述张居正的小册子，为描红其“改革家”的形象，竟然将他排斥异己甚至诬陷政敌的行为，一古脑赞誉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改革家，就一定是德行无亏的么？
改革家就没有私欲了么？
改革家就没有万劫不复的败笔么？
改革家就没有穷凶极恶的面目么？
只能笑当今之开明之世，当年“评法批儒”的套路却还未有穷期！
还有的著作将王大臣案的戛然而止，说成是张居正胸怀远大、高度明智所致，亦是赞美不止。
事实如何？怕是张居正心里最清楚。
他大概惟有庆幸：当一天阴霾消于无形时，只祭了一个王大臣，其他各方并无惨烈的损伤。万历初年刚稳定下来的政局，未遭到伤筋动骨的毁坏。
张居正侥幸摆脱了一次最大的危机，那么，他现在可以向前走了。
十一、看他如何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当张居正终于位致台鼎、独步政坛的这一刻，不知他是否在夕阳中登上东华门。如果曾有这样的闲暇，他能看到的，该是京城九门浩茫如海的烟蔼……
从这里伸展开去，是何其辽阔的疆土！
北至库页岛，西至乌斯藏（西藏），河山雄浑，哪里不是西风残照，何处没有汉家陵阙？
这样一个老迈的帝国，它将如何重生，如何奋起？将怎样在万丈尘埃中洗涤一新？
张居正从一个书生走到了这个制高点，“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他是从哪里来的这无比勇气？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不错，当年他一个青衫学子也曾经这样做过。可是，国之兴亡，真的只是寄于匹夫肩头吗？难道，高位者反倒可以“忘忧国”了吗？
肉食者鄙，鄙在哪里？大概就在于此！
海内多颓靡之政，纲纪已土崩瓦解，各路当道者却还在自己掘自己的墓。不问民生，只问钱途。国家的事情，哪还有半点神圣感？
独有张居正攘臂而起，他不屈从与浊流，就是要在高位上发出迅雷疾风，捣破这醉生梦死的局！
张居正受过申不害、韩非法家思想的浸染，他相信只要“扫除廓清，大破常格”，天下之弊不是不可除，沉陷人心不是不可救。
关键是，从哪里开始救起？
他说：“事有机，政有要”，这个机要就是“安民生”。
大明帝国确实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议：皇家富有四海，四海却民不聊生。想那上古时候刀耕火种，先民们尚能温饱，且有余兴手舞足蹈。而今百姓疲于奔命，却苦于谋一粥一饭，往往难于上青天。
这原因又在哪里？
有残民以惩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视百姓为草芥的为上者，就有视官吏为仇寇的布衣。
张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
民的问题，还在于官有了问题。
当时的官员腐败、颓靡到了什么程度？
请看张居正对他们的描述——虚文浮夸相沿成习，剥下奉上以求政绩，奔走趋承以图升职，强制摊派以谋达标，敷衍草率以推罪责。
真是活画出一群人的嘴脸。
且不说他们干的事如何，仅是吃，也把国家给吃穷了。
明代的冗官之多。膨胀之速，堪称惊人。当时人统计，天下有文官24000人，武官100000人，廪生35800人，吏员55000人。全国收上来的税粮2600万石，还不够给他们发俸粮的。以至于王府缺禄米，卫所（驻军）缺月粮，边防缺军饷，各省缺奉廪（工资粮）。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就曾建议，与其拖欠工资，上下都烦恼，还不如裁掉一批官员以节省工资款。
工资虽然有拖欠，官员们却照样活得很滋润。明嘉靖以后，官场中贪风大盛，从首辅到吏员无不贪贿，当官竟然成了一场贪污竞赛。《新会县志》风俗篇载：正德、嘉靖年之前，有两袖清风的人辞官回家，邻里都纷纷慰劳，啧啧称赞；如有贪官回乡，众人皆耻于与之来往。嘉、隆之后，风向大变，有官员退休，乡人竟不问人品，惟问揣了多少金子回来。人们相与嘲笑的，就是那些清白贫穷的“傻官”。民心若此，可见官风如何。
这群贪官，吃了，拿了，又屁事不干。苟安于位，但求无过，多敬上司，少惹是非，是官场上的信条。官话虽然讲得如滔滔流水，对民间疾苦竟一如盲聋。
顾炎武曾说：那个时候，贪污巨万却只不过被罢官，小小的刑名官员都能富得流油。何为至上，何为小道，全都颠倒了。
这样一批无良心、无廉耻、无信念的官员，如何能当得起强国富民的中兴之责？
张居正把他们看到了底。他说：这一群人中，“实心爱民、视官事如家事、视百姓如子弟者，实不多见！”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集群，又该从何下手才是？张居正认为，“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何谓“本源”？中国哲学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诚如斯也！张居正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内阁及部院）”。只有督抚部院带好了头，下面才可能克己奉公。上面的要是纷纷落马，下面的当然就更加肆无忌惮。
至于整顿的时机，他认为则应是新君即位时，因为这时候人心皆有所期待。民心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