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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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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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臣若此,同心谋国,实为古今所未有!
  这一和谐关系,基本贯穿整个“万历新政”时期。从这个时候看,万历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兴之主”。至于张居正死后,万历突然恩断义绝、而且完全背弃了早期努力的原因在哪里?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朱东润先生强调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失之过苛,造成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而黄仁宇先生则以为,是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发现了张并不是道德完人,由于失望而心生怨恨。这两种说法,影响甚广,几成定论。
  说起张居正的身后事,现在人人都在嚼这两块馍。
  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夸大了心理感受的作用。倒是韦庆远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更接近事实。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万历在大婚以后(万历六年)道德大滑坡,与张居正的期望形成尖锐矛盾。二是,成年之后的万历,在由谁来掌握最高权力的问题上与张居正发生了冲突。
  这个说法,才有可能是问题的实质。这里暂且按下不说。
  如果万历后来没有受身边无赖宦官的影响,而是一直求上进。那么,张居正“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很可能就得以实现。
  那么,晚明的历史,将因此而截然不同。
  可惜。历史的走向,往往是越走越糟。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定律,没什么道理可讲。期盼百年,场场落空!也许生为明朝人,这本身就是个大不幸。
  且说张居正在隆庆末年需要摆平的第二件事,是处理好与李贵妃的关系。
  李贵妃起自民间,从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亲李清是个泥瓦匠,十分热爱劳动。一直到隆庆二年,李贵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闺女有话了:你还缺那俩钱儿吗?)。嘉、隆两帝的没出息,让她深感痛心,所以决心把孩子培养成合格帝王。
  万历读书有时侯偷懒,她就喝令罚跪。且下令不许30岁以下的宫女在小皇帝身边伺候,以免坏小子过早做“坏事”。每次讲课完毕,她都要令万历把内容复述一遍,“以验其记否”。每逢上朝,到了五更时她就走进万历寝室,喊一声:“帝起!”然后让宫女扶起小皇帝,亲手打水给小家伙洗脸,再把他扶上小轿送走。
  ——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被老妈如此的管教与约束,据说是史上罕有。
  任命张居正为首辅主持朝政,就是出于她的决断。张居正的严谨内敛,也恰好符合李贵妃心目中的“帝师”标准。
  张居正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目前皇权的最核心部分,就控制在这个27岁的单身女人手里。小皇帝,不过是她授权的二级管理者。
  中国哲学讲究“擒贼先擒王”,张居正在协调与皇权的关系上,就牢牢地擒住了这个王。
  出身微寒与孤儿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贵妃的心理极其敏感,生怕宫内外有人瞧不起她。张居正便适时为她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张居正执政之初,恰好遇到两宫尊号的问题。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出炉后,先帝正室还在的,皇后要被尊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为皇太妃,等级上要低了许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称太后了,但只能是“秃头太后”,“太后”两字前面不能加徽号。而嫡母太后的前面,则尊加两个字的徽号,以示等级差别。
  张居正摸透了李贵妃意欲出头的心理,他提议,陈皇后与李贵妃不仅可以同升太后,而且都可加徽号。
  这当然是违背祖制的,但他料定李贵妃不可能推辞,便将此事做为结好宫闱的重要步骤,极力促成。
  他吩咐礼部:“既同为太后,多二字何妨。”如此,把一个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举措,轻松带过。吏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办,于是“两宫并尊”(《国榷》)。陈皇后称“仁圣太后”,李贵妃称“慈圣太后”。后来沈德符论及此事,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内谄慈圣,以为固权也”(《万历野获编》)。
  在今人看来,两个字也许一钱不值。但在古代礼法等级社会,名号却是性命攸关。甚至迄今余韵尚在,否则流行词汇中何来“正厅级待遇”、“国家一级作家”之类的说法?我们也未必就能笑古人愚执。
  两个字换来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执政的无条件支持。在当时,挟高拱被强力驱逐的威势,这个违制的动作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称得上是明朝时一次成功的“别针换别墅”的案例。
  李太后终于正了名,在地位上与陈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每日向皇后请安了。其心情之惬意,可以想象。
  投桃抱李,她对自己娘家的人也就比较约束,不让他们给外廷的工作添乱。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请求加官进爵的,她就让他们把过去用的瓦刀拿来。然后问,这是什么?答曰:瓦刀。李太后就会训斥:“当日你们就靠这个过活,今日已经大富大贵了,还嫌不足么?”对亲属的廉政教育十分到位。
  此后,李太后的父亲瓦匠李伟跟着鸡犬升天,直升“武清伯”。他曾经提出请拨公款给自己造府第、建生茔(活人建墓),张居正都很痛快就给了方便。但是这位前瓦匠贪心不足,串通内库官员,在承揽京营军士冬衣制作中偷工减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军士哗乱。司法部门不好追究,张居正就将此事先巧妙地推到李太后面前,叫人拿了渔网似的破军衣给太后看。李太后顿感大丢颜面,传谕内阁依法处置,决不要袒护。
  张居正在处理这件事时,颇费了一番心计。他革退内库官30余人,重新发放合格军衣,平息了事件。然后,又巧为武清伯开脱,说责任其实不在李伟,让李伟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训斥完事。再借此称赞太后“至公无私,中外臣民莫不仰诵”(《万历起居注》)。此举既制服了李国老,又给足了李太后面子。
  张居正上台,需要处理好的第三件事是,与太监领袖冯保的关系。冯保这人,招权纳贿,名誉不甚好。《明史》本传没给他下什么好评语,说他“性贪”、“横肆”、“黠猾”。
  这一点,要从两方面看。在我们的印象中,宦官不坏的好像很少(蔡伦、郑和是特例),似乎良知道德都随着那玩意儿一起给阉掉了。但是,史书一般都是朝官写的,因此就不免有偏激之处。历代宦官为祸,是朝官的恶梦,大臣们甚至在正式行文中对宦官都没有什么好称呼,比如“宦竖”、“大珰(帽子上的装饰)”、“权阉”、“中涓”之类。在史书中,修史的官员对前朝的宦官当然不会留情面,于是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型的印象。其实在宦官中,正派、老成、甚至才华横溢的,也大有人在。
  冯保跟前朝后代的一些“权阉”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本份的。只要不得罪他,为人也还平和、谨慎,不大有太过格的事。
  张居正对冯保在李太后面前的得宠,决不像高拱那样看不得,而是相当尊重。严守“井水不犯河水”规则,不去抢占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但是对冯保这个人,又没有敬而远之,那样的话就可惜了。他看出了冯保是联结皇权与相权的关节点,决不可忽视。对冯保,张居正以结好的方式进行了不露痕迹的驾驭,借用冯保之力,来加强自己的权势。所谓冯保的权力,说到底也就是李太后的权力。正是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给张居正送来了强大的权力资源。
  张居正心中有数:有了这个本钱,再放开手整顿朝政,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有雷霆万钧之力。
  当初李贵妃“矫诏”让冯保同受顾命,张居正也有参与其事的很大嫌疑。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他进行了一笔相当成功的政治投资。
  在整个万历新政时期,冯保做得非常知趣。也许是在与高拱火拼的过程中,尝到了外廷的厉害,也看到了张居正的超凡能量,所以他对张居正始终尊重并全力支持,决不干涉外廷事务。
  张居正就是这样子,把一个历来骚扰外廷的恶势力,变成了一个支持他改革弊政的良性势力。
  两人互为利用,相得益彰。
  无怪后来有人评论说:冯保依仗执政,言路方面就不用担心,可以在宫中适当来点儿猫腻。而张居正依仗中官,则保持了太后的恩宠长期不衰(见蒋棻《明史纪事》)。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狼狈为奸”,现在一般都被阐述成“双赢”。
  张居正平时在和万历对话时,凡是讲到为君之道,冯保总是不失时机地添油加醋:“张公是忠臣,是先帝特别托付来辅佐皇上的,所以你要听仔细了。”
  而张居正也利用冯保对整个宦官系统进行约束和钳制,以至在后来新政展开时,中官无一人敢于阻挠者。
  张居正对冯的表现相当满意,说他“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冯保对付高拱的那套办法,从来没对张居正使用过。
  后来,有一次冯保的侄子、都督冯邦宁(名不副实)在闹市酗酒,欺凌百姓,恰遇张居正的亲随姚旷。姚旷劝他不要胡闹,冯邦宁不听,反而扯坏了姚旷的腰带。张居正遂写了个条子给冯保,让冯保自去处理。结果冯保果然大怒,打了侄子40大板,夺去他冠服,一年内不许参与重大活动(停职反省)。像这样能严厉约束其家属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魅力所在吧。
  于慎行高度赞美这一合作关系,说“自是宫府一体,其心若兰矣”。
  皇上、太后、大太监,全部搞掂。
  大明中晚期的一辆规格最高的“三套车”,就这么在历史的冰河上跑开了!
  对上的问题解决了,余下的就是对下的问题了。张居正骤登高位,手握大权,并不等于万事皆备,他还有一个收拢人心、建立公信力的问题,
  横在他前面的,并不是坦途,而是沟壑纵横。
  首先是高拱的被驱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气者。凭什么让他滚蛋,你坐庄?这情绪必须压制下去。张居正坐在文渊阁中,只觉得脚下随时有火山要爆发,“日夕兢业”,不敢大意。他对自己联冯驱高的猫腻,做了大量的撇清,反复向人解释,自己对高拱被逐曾经“冒死为之营诉”。这当然是欲盖弥彰,但总比不盖好。
  其次是资历问题。张居正虽然浸淫官场25年,但与前几任首辅比起来,资历尚浅,如何才能让人乐于效力?这就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了。纵观历史,凡能够领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长期身居高位的资历,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马来。当年老严嵩做了7年的礼部尚书,又做了6年大学士,才升任首辅。徐阶做了3年礼部尚书,后又做了10年大学士,才扶正的。这资历,张居正根本没法比,他虽然也做过6年大学士,但入阁前只有礼部侍郎的虚衔,从来没担任过院部堂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来的。
  用官场流行语来说,这是“下面没人”。
  平时倒是没甚问题,下面的可以不算人。但到了当首辅的时候,你指挥不动,才能感觉到,下面的小罗卜头不仅是人,而且还很难摆弄。
  张居正只有采取清理的办法,打一批,拉一批,目标控制得很精准。
  高拱是个很干练的吏部尚书,任职三年,基本队伍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因此,他走后给张居正留下的,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文官队伍。
  官员里永远有靠上窜下跳进谗言吃饭的家伙,其哲学概念就是“做糖不甜做醋酸”,也就是建设性的事情做不来,毁人的事很拿手。高拱的门生韩楫就是一个。基本可以证明,高、张交恶,韩楫没少“做醋”。
  对这类人,张居正称之为“害政者”。
  “害政者”总是笑脸朝着有权势的人,屁股朝着没权势的人。所以高拱看到的都是可爱的笑脸,而张居正恰恰有幸看到了许多屁股。
  现在你们要换成笑脸也来不及了!
  他说:“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道,不得不锄’者。”我就是要拔了你们这些仙人掌!
  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让张居正看不顺眼的,不过仅仅就是“站错队了”罢了。
  那没有办法,玉石俱焚吧!
  他刚一执政,就开始清理门户,隆庆六年六月,对南北两京四品以上官员进行考察。七月,对所有京官进行考察。这就是威力很大的“京察”。因为锁定了目标,就不是泛泛的开大尾巴会、表言不由衷的态。两次大扫除,共斥退吏部员外郎穆文熙等30余人,并将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50余人调离京城。之后,从庶吉士中补充了一些人进来,重建了言官队伍。
  后来又贬斥了一批尚书、巡抚级别的高官。
  这可以说是一次很彻底的大清洗,时人说:“一榜所黜皆高党!”(《国朝征献录》)
  这一通扫荡很解决问题。那时候的官员,看问题也比较科学,降就降了,打起背包就走。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有升有降才是正常的。只有在不断代谢的东西,才是活的。只升不降、连平级调动都要大惊小怪的官员体制,怎么可能是个活物?不过百足之虫罢了。
  干掉了一批,就要选拔上来一批,而且不能不像样子,总要和“高党”比一比。安排内阁与各部首长,也是一门艺术。如何医治政变留下的创伤,只有把有声望的人安排上来。
  内阁里,高仪死了,张居正不能“独相”。因此张居正选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吕调阳是个忠厚长者,张居正选他入阁是动了点儿脑筋的。这个平台上,不能允许有潜在的对手,哪怕他现在还很弱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都各自有教训。张居正把别人拱翻,现在就要防止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便是中国的“州官”定律。
  吏部尚书由当时资望最高的杨博担任,礼部尚书空缺由陆树声补上;兵部调来抗倭名将谭纶;户部用了王国光;刑部用了王之诰;工部朱衡与左都御史葛礼光留任。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王之诰是张居正的亲家,但从不依附张,颇得舆论欣赏。
  明代的六部堂官,虽然并不由首辅来选,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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