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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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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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剿捻,大部队有三支,分别由左宗棠、李鸿章、都兴阿统率,重大战役,也由此三路大军应付。陈国瑞游玩其中,打仗的机会不多,闲得发慌,甚为无聊。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无聊之日?要文斗,不要武斗(汲取与刘铭传争斗大败的教训),那就只好骂人。他写信给左宗棠,“历数其短”,如排挤曾国藩,是为“背恩”;压制鲍超、蒋益澧等人,是为“攘功” 。陈国瑞并非言官,所言之事,跟他本人没有一点关系,而且都是诛心之论,辨无可辨。左宗棠收信后只有摇头苦笑,他不能也不屑于回信对骂,所以只有憋下这口怨气。陈国瑞还不罢休,将信稿交给奕譞,嘱为代奏,俨然把自己当作维持风纪的御史。下级如此猖狂,但又不能“节制”,再被他骂上几回,笑话必然越闹越大。因此,左宗棠借口所部与陈军相隔遥远,不利指挥,请求将陈国瑞交由山西巡抚节制 。但是,军机处既然把皮球踢过来了,再要踢回去是不对的,所以谕旨云:“仍着左宗棠随时调度,不必有所顾忌……该大臣身为统帅,不得诿诸他认为自全之计” ;左宗棠都管不了,别人怎么管得了?而且调离神机营本就是你左宗棠的建议,好事要做到底,这时候想卸肩,恭亲王自然不答应了。
      但是,没过多久,陈国瑞“游击”到山东境内,左宗棠奉命专防直隶运河两岸,调度实有不及;恰逢李鸿章督师北上,进入山东境内。于是,朝旨俞允前请,将陈国瑞调归李鸿章指挥。李鸿章是刘铭传的上级,按照陈国瑞的作派,不和他为难是万万不能的,但是,不过两月,清军就取得了剿捻的全面胜利,陈、李之间也就来不及发生不得不说的故事。事后封官进爵,陈国瑞战功虽不卓著,但也开复以前处分,并赏给云骑尉世职。诸军旋即裁撤;左宗棠楚军入西北,李鸿章淮军变成防军,陈国瑞两不相与,无所事事,遂往来江苏、直隶间,终日游玩。九年,发生天津教案,他并未参与动乱,前已说及,略去不表。综观同治七、八、九年间,陈国瑞优游疆场,交结王公,无功而受禄,有事则开骂,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如前所谓,正是一段“事机最顺、意气最盛”的黄金岁月。但是,祸福相倚,动静相生,陈国瑞这种人注定不能过上平淡无奇的生活,不是他自己无事生非,就有别人要借题发挥。在扬州邂逅李世忠,就打破了陈国瑞的幸福生活。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
1。导言
      据说,同治三年某月某日,湘阴文庙生出一株灵芝。郭崑焘写信给他哥哥嵩焘,开玩笑说:“文庙灵芝,殆吾家之祥”;去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崑焘此语,恰说此事。但是,另外一个湘阴人不乐意了;这年十月,他因肃清全浙之功锡封一等伯爵。较之五等封爵,区区署抚算个什么事?哪里配得上灵芝瑞应?所以,他说:“湘阴果有祥瑞,亦为吾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遂致书郭嵩焘,争此吉兆归属。二人互不相下,“以兹小故,寖成大郄”。这个湘阴人,便是郭嵩焘的亲家大人左宗棠 。
      左、郭因此构衅。不出二年,便发生了令郭嵩焘抱恨终生的“大郄”:受命节制闽、赣、粤三省军务的左宗棠参奏粤抚筹饷不力,郭嵩焘因此去职。在详述这件因灵芝引发的“倾轧”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此前发生在左宗棠身上的一件大厄事,以便更深切的体会郭嵩焘抱屈怀辱的辛酸 。
2。忘八蛋,滚出去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养心殿西暖阁,和郭嵩焘谈毕公事,文宗话锋一转,问起了左宗棠:“汝寄左宗棠信,可以吾意谕之: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郭嵩焘说:“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相合;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问:“左宗棠才干是怎样?”答:“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问:“闻他意思想会试?”答:“有此语。”问:“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需一出办事方
    好”;
      二十年前,亦即道光十八年,左宗棠在第三次名落孙山后,黯然神伤,给老婆写信:“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 ;伯牛案:此所谓苦李,盖即酸葡萄也。二十年后,他已经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鼎鼎有名的左师爷,不但名闻湘、鄂,甚且“简在帝心”;但是,未中进士的遗憾,并不曾因此稍减。郭嵩焘据实回答,文宗“何必以进士为荣”之语,似乎对左宗棠这个“进士情结”很不以为然。然而,此次君臣对话,并非专门讨论左宗棠的“进士情结”,其背景乃是一桩参案:湖南巡抚参劾永州总兵樊燮案。
      湖北恩施人樊燮能留名史册,一是因为此件参案,一是因为他儿子樊增祥是清末民初的大诗人。先说此件参案。樊燮在永州总兵任上,官声极坏,其主要劣迹,一在贪,一在纵。贪者,贪污也。永州地区防兵共二千馀人,常驻城内约三百人;日常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却有一百六十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等额,都由兵丁充任,薪水则从军费中支取。不仅此也,举凡日用绸缎、房屋装修,也都挪用军费。因此,樊总兵排场虽大,用费却极俭省,全拜贪污所赐。纵者,纵肆也。樊总兵治军甚严,有违犯军令者,一概军棍从事;而部下多在其家当差,不免偶触家法,也是军棍从事。樊家演戏,某千总迟到,违反了参加音乐会不应中途进场的社交礼仪,棍责数十;管理厨房的某外委千总烧煤过多,不能厉行节约,棍责数十;管理轿务的兵丁,因轿房灯具失修,棍责数十;樊总兵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某把总因故迟到,即在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这些情况都被反映到省里,“总管”一省军务吏事的左师爷闻之大怒,立即建议骆秉章参劾樊燮。自咸丰四年入幕以来,骆秉章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 ;因此,骆秉章迅即上奏参劾樊燮 。
      但是,樊燮是个有背景的人,他和时任湖广总督的官文关系非同一般。骆秉章参他之前,官文却已上摺保奏他为湖南提督。看到两份内容完全相反的奏摺,文宗不免有些困惑,因此见到来自湖南、湖北的官员就要问一声左宗棠何许人也。这就是郭嵩焘召对的背景。
      总督要保,巡抚要参,官文心里自是极不舒服。更令他不舒服的,乃是明知樊燮是“官”人以后,左宗棠不但不化刚为柔,反而变本加厉的侮辱了樊燮一次。咸丰九年四月,樊燮到省,接受“双规”,赴抚署请训,骆秉章让他径去左公馆听候发落。樊燮至左公馆,作揖行礼,而未下跪请安,左宗棠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樊燮答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左被依礼驳斥,不由恼羞成怒,大骂一句:“忘八蛋,滚出去!”随即再次奏劾樊燮。
3。“著名劣幕”
      实话实说,左师爷这次做得确实有点过。樊燮堂堂正二品,怎么能向无品无级的师爷下跪呢?武官“无论大小皆要请安”,则是大言欺人,纯属吓唬参案在身的樊燮而已。最后那句“忘八蛋”,更是仗势欺人,毫无风度可言。当然,左文襄公一生善骂,这次不过是初试啼声;此是后话,先且搁下。樊燮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兼且再次被参,不进行反击,势必摘去顶戴,于是,立即向官文诉冤、求救。官文一听,那还了得:区区一个师爷,一再不给我面子,不灭他一道,以后还怎么在湖南、湖北混?旋即兵分两路:樊燮向武汉督署、北京都
    察院递禀诉冤,反控“左某以图陷害”;官文亲自具摺,参劾“著名劣幕”。
      “劣幕”这两个字,很犯忌讳。在政府架构中,幕客是没有位置的,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幕客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清朝以前,幕客就已出现,不过,历朝历代的幕制都没有像清朝这样发达:
      “清代幕制至为发达,其原因是圣祖、世祖'宗' 责备臣下异常酷苛,屡兴大狱,稍一不慎,即有陨越。所以,臣下奏章文字都是兢兢业业,不敢作一越分语,而自蹈不测之祸。……仁宗 犹深名、法之言,明察刑狱,穷极豪芒,条例滋多,处分益密。而督、抚、司、道、州、县,大都以制义(伯牛案即八股文)起家,法令章程非所素习,不能不另请明习律令的人员辅佐为治” ;
      在上者“明察刑狱,穷极豪芒”,在下者俱非法律、经济专科毕业,而“大都以制义起家”,故不得不聘请幕客,帮助处理“非所素习”的刑名、钱谷等诸般公务。政府为控制公务员规模,节省办公经费,故不愿为各级行政长官设立帮办、顾问的职位;而各级长官为了应付职、差,不辱使命,不得不“自费”养一批幕客。表面上看,国家确实节约了开支,可是,这个“自费”既然打了引号,其实非自费,又不待赘言。我们听到的名目繁多的“陋规”、“虚冒”、“苛捐”、“杂税”等等“灰色收入”,其大部分就用来负担幕客的开支。然则,国库虽不因此而虚减,人民实因此而加重负担。当然,民生问题历来不是吾国政治的重点;“肉食者”虽然明知幕客制度乃是一种畸形制度,但在国家开支得以节约的前提下,也就掩耳盗铃,并不严命废除。甚而有才高能显的著名幕客,可以上达天听;例如,被雍正称为“巡抚中第一人”的田文镜,其幕友邬先生就获此殊荣。田上请安摺,雍正批曰:“朕安。邬先生安否?”
      但是,凡事皆有利弊。幕客固然是朝廷命官的好帮手,但为善为恶,存乎其心而已;倘若把持官府,枉刑纳贿,有官之权而无官之责,那也令人头疼。故同样是雍正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这样的谕旨:
      “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但幕宾贤否不等,每有不肖之徒勾通内外,肆行作弊。黜陟属员,则清浊混淆;中理刑狱,则曲直倒置。败督抚之清节,误督抚之功名。彼则置身事外,饱橐而去。殊为可恨!夫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等使赴任之时,皆征辟幕僚,功绩果著,即拜表荐引。彼爱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嗣后督抚所延幕宾,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任,以示砥砺”
      这可算是清朝关于幕客使用的基本大法。幕客如果一心求财,则不免在办理人事(“黜陟属员”)、刑事(“中理刑狱”)这些重要公务时上下其手,一味贪索。倘若悬以功令,在科举以外,给这些编外知识分子(很多幕客出身秀才乃至举人,并非一般“愚氓”)指明一条升迁之途,或许能减少乃至杜绝幕客们“任意苟且”的现象。因此,“效力有年,果称厥职”的幕客,可以绕过科举这道坎,经吏部“议叙”后,“授之职任”。然则,学而优则仕以外,还有一道幕而优则官的后门,幕客们名心一动,官瘾一发,未尝不会检讨自己的行为,以便博取功名。反之,也可见出朝廷早已认识“勾通内外,肆行作弊”的“劣幕”的危害性,一旦发现,绝不会姑息。因此,左宗棠被官文、樊燮这两位一、二品大员以“著名劣幕”、“以图陷害”的罪名告上朝廷,文宗势必要严肃处理。
      左宗棠在湖南一地,固然极为威风;但是,京城、湖南相隔千里,而与之为敌的又是总督、总兵,下情不能上达,命官亲于幕客,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此案一开始被钦命严查,左宗棠就注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骆秉章倒是讲义气,立即复奏为其辨冤;但是,骆、左二人是雇佣关系,不能逃脱包庇的嫌疑,故批谕有“劣幕把持”一语,严加申饬。骆秉章只能噤口不言,再不敢放半个屁。最搞笑的是,“劣幕把持”四字传开以后,左公馆大门左侧就被好事者刷了一道标语:“钦加劣幕衔帮办湖南巡抚左公馆” 。搞笑归搞笑,左宗棠还真不敢抹去这道标语。为什么?我先讲段杭世骏的逸事:
      “乙酉岁(伯牛案乾隆三十年),纯皇帝南巡。大宗(世骏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 ;
      这六个大字,立即被裱起来,悬挂于杭世骏的破铜烂铁店(伯牛按其实则古董店也,在西湖边)。除了“本朝”典故,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前朝案例,即所谓“奉旨填词柳三变(永)”,都能体现出天音御笔的可贵。因此,左公馆门侧的标语,在案情水落石出以前,是不能随便抹去的。
4。有忍乃有济
     不过,当日的左宗棠,是绝对笑不出来的。罪名查实,判他“陷害”樊燮的话,他就免不了逐出幕府、充军新疆的处罚 。那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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