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纵横驰骋。在这片北中国辽阔的平原上，此刻却行进着一支长长的队伍，虽华服玉衣，却是疲惫不堪，一个个面露惊恐之色。有谁会想到，组成这支队伍的，却是大宋王朝的两个皇帝——当了一年多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大儿子、只当了一年多皇帝的宋钦宗赵桓，以及皇家宗室、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还有数不尽的用大车装载的金银宝货、文玩古物、仪仗图籍。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北宋初年几代皇帝曾经梦想踏上的土地——燕云十六州。只是这次行军的性质却与他们祖先的梦想完全不一样。北宋初年的皇帝们梦想着作为征服者踏上这片土地，而他们，却成了异族的囚徒，这片土地也最终成为亡国之君的栖息地。这一年，北宋覆灭，南宋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诞生。在这兴亡之间，已距离一代明主宋太祖赵匡胤开创的大宋王朝，过去了整整167年。梦想是怎样失去的？曾经的豪情又是怎样沉沦的？一个经济文化异常繁荣的世界大国为什么会被百年的风雨侵蚀而轰然倒下？让我们倒转时光，从后周大将赵匡胤披上龙袍的时候开始去寻找答案吧！
出师未捷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开封城的皇宫里洋溢着新年的喜庆气氛。这时，从北方边陲的镇、定二州传来紧急军情，报告北汉勾结契丹入寇。小皇帝和年轻的太后惊慌失措，仓促派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统帅禁军前去抵御。一场改朝换代的阴谋开始浮出水面。正月初三，大军出征，当晚驻扎于开封东北的陈桥驿。赵匡胤、他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赵普导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赵匡胤登基做了皇帝，改元建隆，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封后周小皇帝柴宗训为郑王。雄心勃勃的赵匡胤决心完成生命中辉煌的三部曲，以便让后人把自己的名字与历史上汉武帝、唐太宗等伟大君主铭刻在一起。这就是：第一步，控制原后周地区；第二步，统一全国，主要是历史上的汉族聚居地区；三，夺回燕云（又称幽云）十六州，北逐契丹，建立万世基业。
在北宋取代后周的过程中，赵匡胤特别注意严肃军纪。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各级官员基本上得以保留原有官职，社会形势比较安定——人心迅速向新的朝廷凝聚。在经济上，赵匡胤继续推行后周世宗的改革措施，鼓励垦荒、减轻租税、兴修水利，起到了稳定人心，稳固统治的作用。军事上，陈桥兵变发生前夕，赵匡胤就命令大将韩令坤、慕容延钊等人分兵控制了黄河以北各路战略要地。接下来的半年，赵匡胤又亲率大军先后平定了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李筠和李重进的叛乱，使得一些势力较小，又对赵匡胤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衡，只得表示屈服。这样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已基本上稳定了局势。接下来，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如何完成后周世宗统一中国的事业。
这个时候在宋的周边，北有劲敌契丹和契丹扶植的北汉，东南有南唐、吴越，南方有荆南、南汉，西南有后蜀等地方割据政权。这样的形势，使赵匡胤深深感觉到卧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和晋王赵光义走访宰相赵普共商国策。赵普听了宋太祖试探他的话“欲收太原”之后，沉吟良久然后说，先打太原等于直接面对契丹的威胁，不如先削平南方诸国之后再攻打北汉，到那时北汉这样的弹丸小国，还能逃到哪去？听了赵普的分析，赵匡胤哈哈大笑：“正合我意！”一个先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方略就这样确定了。
按照这个方略，赵匡胤从公元963年开始，用了13年的时间，先后灭掉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其中南唐是比较强大的一个，为求自保，长期以臣事北宋，屈膝依附。公元974年，赵匡胤为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要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到开封朝拜。李煜害怕被宋朝扣留，推辞不就，赵匡胤遂派大将曹彬率10万大军进攻南唐。李煜在被围困了近一年后才被迫出降。平定南唐不久，976年10月，赵匡胤在斧声烛影中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登基，是为宋太宗。赵光义继承了赵匡胤的未竟事业，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和吴越的钱归附。979年初，他亲率大军北征北汉，并击败了契丹的援兵，北汉国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200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时期混乱争斗的局面，使得中原地区进入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百姓从频繁的战火中解脱出来，开始正常的生产生活，为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赵匡胤兄弟对历史做出的贡献。
完成了赵匡胤的第二步宏愿，赵光义开始积极筹备对契丹的战争。契丹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早在北宋建立之前的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就在统一契丹各部后，建立了政权。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继立，改国号为辽。在阿保机建立政权日益强大时，就常常向南侵扰五代的北部边境。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代后唐自立，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及约为父子之国为条件引契丹为援。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使长城以南一直到当时的国都开封，八百公里的辽阔平原，没有任何一个险关要地能够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中原王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
北宋刚刚建立时，总兵力不到20万人，以步兵为主；财政状况不算太好，“帑藏空虚”，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辽国军队总数为30万人，以骑兵为主。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宋弱辽强。为此，赵匡胤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椿库”，其职能就是将每年的财政盈余不准挪作别用，全部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赵匡胤本人亲自掌握。只可惜天不假年，钱是攒了不少，英雄却已不在。直到北汉投降后，在统一战争中经历了洗礼的北宋军队总数达到了将近40万人，太祖皇帝多年的积蓄也足以保证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后勤供应。赵光义于是组织了两次大规模北伐，试图收复燕云，但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979年，赵光义以刚刚平定北汉的疲惫之师在毫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攻幽州。高粱河一战，宋军大败，赵光义腿部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方才逃脱了性命。986年，一心想报仇雪恨的赵光义不顾粮草、军械缺乏等不利条件，再次盲目开战，结果又招致了失败。其中陈家谷一战，号称“杨无敌”的北宋名将杨业被俘后壮烈殉国，成就了一段流芳千古的“杨家将”故事。辽军在再次挫败宋军的进攻后，转而采取攻势。1004年，双方再战于澶州，宋真宗在占有优势的情势下决意议和。十二月，宋辽讲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承认边界现状，宋每年给予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澶渊之盟”。
自此以后，宋辽关系趋于缓和。赵匡胤的后人们失去了“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豪情和霸气，不但没能继承他的宏愿，反而不得不在那不容他人酣睡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个无法驱赶的噩梦——极其无奈地接受了相继与辽、西夏、金和蒙古族等政权同床共枕的尴尬局面。这个噩梦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左右了北宋的基本国策。直到100多年后，随着辽国的灭亡，这个噩梦醒了，整个大宋帝国却也到了脆弱得难以承受任何风吹雨打的地步。
变革图强
变革图强
对辽战争的软弱无力，似乎使北宋的统治者患上了对战争的某种恐惧症，刺激他们重新思考国家的基本政策。宋太宗在991年时对大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段话表明宋太宗对于内外之防，孰轻孰重，已经做出了新的判断。澶渊之盟的签订则标志着大宋皇帝放弃了太祖皇帝的万丈雄心，政策重心由宋初的积极扩张转为集中精力巩固国内的统治。赵匡胤曾经在951年参与拥立后汉节度使郭威建立后周的政治活动，10年之后自己也被下属拥立，黄袍加身。如何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上演呢？赵匡胤登基不久，就同赵普商议：“从唐朝以来五十多年，当皇帝的换了八个姓，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平息天下的战乱，制定国运长久的方针，应当怎么做呢？”赵普回答道：“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罢了。现在要想解决它，也没什么别的取巧方法，只要削弱藩镇权力，控制他们的财政权，剥夺他们的兵权，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赵匡胤表示赞同。这次谈话后不久，赵匡胤就导演了一出成为千古佳话的“杯酒释兵权”，用赎买的办法，把大将们统统请回了家。如何确保皇权的稳固，成为北宋封建政权的第一要略。
为了加强皇权，宋初统治者设置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把行政司法权、军权和财政权分离，相互牵制。在中央，中书省掌行政司法权，枢密院掌军权，三司使掌财政权，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宰相体制。地方设三级行政区划，第一级为“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在一路内分设了经略安抚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转运使司，分别负责军事、司法、赈灾专卖和财赋，互不统属，直接对中央负责，以达到分权目的。地方行政第二级的府、州等，在知府、知州外另设通判等官职以牵制。北宋统治者还经常设置一些临时机构和临时职务，把各种常设职务和相关事务相分离，形成有职无权、职事分离的情况。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臣下的每一项重大决定，都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牵制，不能独断专行。然而，分权必然导致机构臃肿，官俸支出大大增加，潜伏着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而众多官员的相互推诿也使行政效率相应低下，甚至到了影响中央的决策执行，以及下情不能顺利上达的地步。
在加强皇权的措施中，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把军事方面的分权、集权措施放在整个国策的最核心地位。在军事部署上，中央与地方驻兵各半，使“内外相制”，降低兵变成功的可能。同时实行“守内虚外”，在京城周围屯驻数十万甲兵，以防内患，而在与辽、西夏的边境则实行消极防御。对于军队的招募和常备军的维持，赵匡胤使出荒年募兵制和更戍法两招，他说：“荒年人民会叛乱，军队不会叛乱；万一丰年变乱，军队会叛乱，人民却不会叛乱。” 招募饥民入伍，用军队纪律加以束缚，使其不能铤而走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但结果是军队数量大幅度增长，战斗力却大幅度下降，且为新的财政危机埋下了隐患，社会矛盾在实质上并未得到缓和。中央禁军则实行三年一轮换派到外地的制度，使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防止兵将合一。皇帝更是直接干预军队的作战指挥权，将领临战才知自己所率何部，到了战场上不但要巴结奉承皇帝派来的监军（通常都是宦官），甚至连打仗都要按照战前皇帝下发的阵图排兵布阵。上述做法虽然使北宋发生第二次“黄袍加身”失去了可能，但也使对外战争胜利的天平倒向北宋一边也失去了可能。冗官、冗兵，必然导致冗费。为了加强皇权而增加的开支，从宋初开始就呈现出链式增长的趋势。到北宋中期，大约4000万的人口养了200多万军队，范仲淹的老朋友富弼就估算过：“一直以来全国的财政收入，十之八九都花在军队身上了。”不仅是军队，冗官也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支出。以科举制为例，北宋有两大变化，一是举子一旦考取，不需再经过吏部的考试选拔，直接可以委任官职；二是扩大录取名额，甚至规定按考生总额十比一的比率加以录取，并成为定制。吃皇粮的官员队伍迅速壮大。宋朝皇帝的统治基础扩大了，腰包却也瘪了下去。
如此巨大的支出，假使没有同样巨大的收入支持，财政就会紧张。而在以农业立国的古代社会，自作聪明的赵匡胤却制定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他白日梦般地幻想着富户占有大量土地其实是为国家守财，有人民起义或边患边境扰动，大地主们为了维护统治，会自发地向朝廷提供财物。事实证明，这种牺牲人民利益以巩固统治的片面做法与每一个统一王朝初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通常作法背道而驰，换来的只能阶级矛盾激化。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土地兼并带来的繁重剥削压迫导致人民不断反抗，直接威胁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官府控制的土地剧减使得赋税收入随之剧减，庞大的官俸、军费及皇室奢侈的排场难以维持的情况。增加税额，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虽然可以暂时缓和矛盾，但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使阶级关系更加恶化。旧有的统治手段迫切需要改变。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针对当时的社会危机，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个方面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新政的核心是整顿吏治，因此举触犯了官僚、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反对者制造各种谣言，对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员进行恶意中伤。新政实行仅一年，范仲淹等就被迫离开朝廷担任外官，新政的各项法令也相继取消。
庆历新政的失败不仅没有使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对变法改革失去信心，反而由于庆历新政失败后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新的变法改革活动呼之欲出。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用为参知政事，再次高举起变法的大旗。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宁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是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