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部下的印象不亚于华尔，并且他还是一名杰出的战术家。他接收了华尔
的那艘浅水明轮铁炮舰海生号（它船尾的转动炮床上装有能发射三十二磅炮
弹的火炮），此外，他还有新式的英国大炮。从1863年1月起，淮军就一直
企图解救在常熟被忠王部队围攻的太平军降军，常熟离苏州北面仅三十英
里，是粮食供应的主要基地。直到4月份戈登带了榴弹炮和科赫恩迫击炮赶
来时才解了围。淮军当时正在围攻通往苏州的战略城市太仓。5月份，戈登
乘海生号赶到，经过四小时的炮击后轰开了太仓城墙，使程学启的士兵占领
了该城。所以李鸿章成为西方技术的坚定信仰者是不足为奇的。他得意洋洋
地写信给曾国藩 说：“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
①
无敌。”戈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回顾说，“人们原来期望不会有那么大的破
坏”；但他认为他的战斗会加速使苏州投降，从而及早结束战争。②
“中国的戈登”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体现在他身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
英雄主义。他对镇压太平军战争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的炮兵与李鸿章的淮军
一结合，就把忠王的大批部队牵制在苏州周围，这些部队本来可用来大举进
攻南京外面的曾国荃部队的。
实际上，曾国荃的士兵差一点遭覆没之祸。他率领了两万名士兵已在
1862年5月末来到离南京南面仅几英里的突出地带。但太平天国的京城由于
其坚固的城墙和堡垒而无法攻破，又由于它周围有河流山岗而难以使之孤
立。忠王已于6月份撤离上海返回苏州，准备在南京发起反攻。反攻在10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 第52 页；卷2 第47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 第16 页。
② 引自史密斯：《华尔、戈登和太平军叛乱》，第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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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开始，当时他带大军从苏州赶到，后面又紧跟着来自浙江的军队。曾国
荃的部队由于遭到一场严重的瘟疫和不断受到挫折而元气大伤，到 1863年1
月已濒于崩溃。但忠王因出于对苏州地区的关心和对皖北粮食供应的需要，
③
对这次反攻一直不能全神贯注。他带了饷银和粮食在1863年7月中回到南
京，并在一个多月内，以自己的“洋枪军”不断打败曾国荃。但在9月中旬，
他匆忙赶回苏州，这次他留在那里直到11月末快要陷落之前。如果没有戈登
及他的大炮，淮军不可能那么快威胁苏州，因而忠王后来在著名的“自述”
④
中不断详细谈到“洋鬼子”大炮造成的可怕后果，这些话并非夸大之词。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湘军和淮军有了戈登的援助，竟使清朝不需要有损
于本国主权完整的外国援助就能对抗太平军。1862年和1863年春，随着捻
军在山东和河南威胁的增长，清廷越来越急于要把太平军赶快打败。1862年
6月，在卜鲁斯的敦促下，总理衙门得到清帝的批准，让英国人和法国人在
上海训练中国军队。7月，李鸿章勉强将薛焕的一千多名残兵转交英国人，
另外交给法国人六百名。李鸿章要求总理衙门不要扩大这类计划，因为担心
欧洲人会逐渐侵犯清朝的权力。按照李鸿章的主意，11月份的一道谕旨要求
①
这类计划应着重“练将”，因为“统带（华兵）不可久借外人”。晚至1863
年3月，士迪佛立将军在安庆访问曾国藩时，他建议把英国人在上海训练中
国军队的数字增至一万人。士迪佛立盘算使用这一万人配合李泰国正在装备
并预期在夏末到达的舰队一起攻打南京。李泰国本人早在5月份就已返回，
他与李鸿章商讨财政问题时，透露有六百多名要为清廷效劳的英国官兵，将
随同八艘炮舰前来。李鸿章立刻注意到这与1862年初经曾国藩修正的赫德的
最初建议有出入：原建议提出，这支舰队将主要由湘军水师驾驶，英国人只
是提供训练和援助。李鸿章警告总理衙门说，李泰国为人骄横、险恶和狡诈。
但问题在于北京是否迫不及待地要取得胜利，以致会听任李泰国和士迪佛立
为所欲为。
6月初，李泰国在北京拿出了他与已经脱离英国皇家海军来指挥中国水
师的阿思本海军上校签订的一分契约，这使恭亲王和文祥大吃一惊。根据契
约规定，清帝的命令只有在“直接下达给李泰国”时，阿思本才服从，另外，
李泰国“如对任何合理的命令不满时，可以拒绝下达”。李泰国除了提出这
份既成事实的契约外，还提出要求说，他身为海关总税务司得亲自接受海关
关税收入，这项税款在此之前都是送交海关华人监督指定的“海关银行”的；
此外，他不但应负责从关税收入分配经费给这支新舰队，而且还应分配给一
切外国人训练的中国军队，包括戈登的队伍在内。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
李泰国威胁着要撤走海关的一切外国工作人员。他在给总理衙门的要求中写
道：“为什么总税务司要为地方官员征收关税？”总理衙门行文通知李鸿章，
①
认为李泰国的用意是“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
李泰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清廷与太平军作战的运气大大好转了。此外，
他习惯于与何桂清和薛焕那些没有骨气的官员打交道，却不了解已涌现出来
的一批新型的地方行政官。曾国藩和李鸿章不但拥有精兵和具备进取的思
③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 册第2136 页。
④ 李秀成：《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41—42 、45、46—47 页。
①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 第188 页；《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 第13—14 页。
①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 第156—158 页。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80—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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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并且还得到朝廷的信任。李泰国谋求取得卜鲁斯的支持，因为后者认为
如果能从地方拿走关税收入和外国训练的军队，清朝的中央政府定会从中得
利。因此，卜鲁斯在1863年6月16日向总理衙门建议：1、“帝国政府应〔通
过李泰国〕自己来掌握关税收入”；2、由戈登等英国军官带领的中国军队在
②
与省抚共同作战时，“不应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卜鲁斯的建议遭到恭亲
王的断然拒绝，因此，这位公使就到蒙古去“游山玩水”，把谈判之事交给
李泰国和赫德自己去进行。在赫德的建议下，拟订了一套章程，内容是任命
阿思本为“帮同总统”，隶属于曾国藩任命的中国水师总统麾下；两名水师
总统都归曾、李二人管辖。这些规定得到清帝批准，但李鸿章抱怨说，如果
舰队由六百名英国水手操纵，中国的管带就不可能真正进行指挥。曾国藩也
写信给恭亲王说，除非中国人能实际操纵舰只，否则就难以学会使用它们。
但总理衙门对清廷的这种名义 上的控制似乎已经满足，虽然还不是心甘情愿
的。它在8月份知照李鸿章道，除非在阿思本到达前能收复南京，否则“迟
久不克，兵船必往，殊难谕禁”。既然谕旨已经规定舰队归曾、李二人指挥，
因此总理衙门希望他们二人能设法进行控制，并从李泰国和阿思本手中收回
原属自己的权利。①
曾国藩和李鸿章也许将不得不设法满足一下北京的心意，因为湘军在以
后许多个月中还不能收复南京。但阿思本在9月随同舰只到达时，对自己只
成为一名中国人的“帮同总统”大为不满，而对究竟谁掌握实权则毫不考虑。
在北京，他因受李泰国的煽动，采取了僵硬的立场。10月18日，阿思本限
总理衙门在四十八小时内承认他与李泰国的契约，否则他将 “立即解散舰
队”。到了20日，当总理衙门未予答复时，卜鲁斯写信给恭亲王，说他得先
请示伦敦，才能让清政府接管舰队——这样就出现了使炮舰落入别人手中的
可能。但文祥相信，真正不愿冒险看到舰队落到太平军之手的人却是卜鲁斯。
于是他请美国公使蒲安臣设法调解，他宣称清廷宁愿“退到长城以外”，也
②
不愿接受阿思本的条件。最后找到了解决办法：舰只退回英国，在那里出售。
总理衙门给李泰国和阿思本以丰厚的补偿，但解除了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之
职而让赫德接替。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被推迟了，但也避免了外国人在中国军
事和财政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
戈登不止一次要求其中国同僚程学启不要处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 （他认
为这是违反文明战争常规的行动），虽然这个要求屡次遭到拒绝，他仍继续
援助淮军。有八名守卫苏州但决定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被李鸿章处决，戈登认
为这有损他的荣誉，因为他曾在一次私人会见中似已保证过他们的安全。他
一怒之下几乎要率兵去攻打李鸿章，但被赫德等人劝阻，他们说李鸿章没有
①
“事先策划”此事，于是戈登又为李鸿章上阵作战。但是常胜军内部的军纪
这时已经败坏。它协助围攻了几个城市后（最后一次是在1864年5月围攻常
州），戈登和李鸿章一致同意予以解散。不久伦敦也送来了同样内容的指令。
戈登愉快地接受了绿营的提督军衔，但他仍拒绝了清帝赏赐的一万两纹银。
在此期间，1862年5月收复宁波的战绩是欧洲人和该商埠一个“夷人专
② 赖特： 《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3 页。
①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 第203—204 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 第5 页。
② 赖特： 《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7 页。丁韪良：《中国巡礼》，第232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 册第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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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双方主动努力的结果。宁波道台张景渠在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该商
埠时已经乘一般法国船只逃往定海，据说还携带了大量海关库银。他组成一
支三百名士兵的小部队，命名为“绿头勇”（后又称常安军）。此外，在其
麾下效劳的还有布兴有，此人是著名的广东海盗，已被提为绿营游击，并指
②
挥着八十艘海盗船和大批“广勇”。5月10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乐德克上
校宣称外国船只遭到太平军炮击，于是就指挥得到两艘法舰支援的四艘炮舰
炮击宁波，这时这支临时由各方拼凑而成的军队就已准备投入行动。大约三
百名英军和七十名法军将大炮架在城根；太平军在猛烈的炮火下撤离该城。
英法军队和中国的勇军进了城门，为张景渠前道台掠夺和占领该城；张景渠
也立刻向商人募集捐款，以资助进一步的中西联合作战。
李鸿章奉清帝之命去援助浙江北部，派了数百名华尔的常胜军去守卫宁
波。■乐德克的军官也着手训练“绿头勇”，这时它终于发展成有一千名士
兵的队伍。同时一名法国海军上尉在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的帮助下组成一
支中国分队，名叫“花头勇”，又称常捷军，外国人则称他们为“法华军”。
①
这支部队很快就扩充到两千人，甚至一度到三千人。到1862年12月末，这
几支部队在海军少尉德克碑指挥下夹攻制酒的绍兴城，并于3月15日攻克。
左宗棠感到由欧洲人带领中国军队很危险，因为他担心会造成喧宾夺主
②
的后果。新任宁波道台拨出关税款项，但只计划供给约两千名中国士兵和一
百五十名欧洲军官之用。与华尔和戈登的军队一样，许多外国军官以及他们
带领的中国兵主要关心的却是在攻占一座城镇后怎样掳掠财物。
左宗棠还是利用西方人以及他们训练的华人作为自己部队的助手。1863
年夏，当德克碑难以从绍兴绅士那里收回某些曾经保证给他的部队提供的巨
额“债款”时，杭州的富商兼银行家胡光墉（1825？—1885年）安排他与左
宗棠进行了一次会晤。胡光墉自1862年以来就当了左宗棠的买办，为他采购
给养。胡光墉所作的这一安排是为了使德克碑不丢面子，而又能按左宗棠的
条件来为他效劳。虽然左宗棠最后升为闽浙总督，三十二岁的德克碑还不过
是一名绿营副将，但左宗棠仍免他行跪拜礼而与他握手。德克碑在第二次晋
见时，则“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在攻城时，德克碑的大炮与戈登的大炮一样，是无价之宝（特别是在1864
年3月31日收复杭州前三日把城墙轰开了一个约三十五英尺的关键性缺口时
③
更为如此）。德克碑得到御赐的一万两纹银和提督军衔回法国，以后由日意
格接替他担任法华军分队的指挥，但在1864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