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并释放了囚禁中被罢黜的摄政。可是，摄政自信在北京能为自己辩白，
就告诉他的支持者返回他们的寺院，但在北京他没有能证明自己有理而被流
放到黑龙江。至少在表面上，“帝国的权威仍是不得抗拒的，每个人必须对
它服从。但这是最后一次了。”
当琦善试图惩罚色拉寺的僧侣时，西藏政府立刻把此案从他手里拿了过
去；在康区的一场辩论进一步证明了清朝在西藏的权威的表面性。1844年，
察雅 （乍丫）的两个孪生活佛拒绝服从西藏第三大城察木多（昌都）的帕巴
拉活佛的权威。争吵在1846年演变成严重的武装冲突，察木多活佛向清朝请
求帮助，但在各地区首领中激起了反清情绪，其中一个首领由于对北京卷入
拉萨的政变感到不满，拒绝为前往西藏的清朝换防军队提供搬运夫役。只是
当拉萨提高了察雅喇嘛的地位后才使争吵停止，这就重新肯定了西藏人的权
威，而且在实际上，奖励了康区反清示威者的那些象征性的领袖人物。①
1846年英国对西藏隔绝状态重新施加压力。英国制服了锡克人，使古拉
布·辛格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大王，并承认他对拉达克的所有权，它行文
给拉萨的办事大臣宣布英国对多格拉王国的宗主权 （特别是对拉达克披巾羊
毛的垄断权），鼓励印度…西藏贸易，要求组成联合的多格拉…英国…清朝边界
委员会来确定拉达克…西藏的边界。信的内容还通过香港直接告知清政府。可
是西藏政府不打算让清朝与英国联系，自己也不想在此活动中碰运气。当拉
萨在1846年从西藏驱逐遣使会的教士噶哗和古伯察时，它不准让他们取道印
度离境。英国的边界委员在1847年勘探了边境地区，但是清朝的边界委员一
直没有到来。
此外，拉萨有意坚持1842年的多格拉…西藏条约把西藏政府的贸易限制
在拉达克一线，以免和英属印度发生纠缠。这在最初能使古拉布·辛格为自
己保留大部分披巾用羊毛，但是他的“灾难性的捐税”和他的官员们的瞎指
挥，几乎在1849年使克什米尔的纺织业陷于停顿。事实上，有如此多的披巾
工人开始离开克什米尔，致使多格拉政府在1851年发布命令禁止他们移往国
外。结果，虽则多格拉政府阻住了叶尔羌的“上好的”“土鲁番”羊毛流入
印度，但是羌塘的西藏披巾羊毛开始再一次供应生活在这一英国领土上的织
① 彼得奇：《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4 页；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80 页；铃木中正：《围绕西
藏的中印关系史》，第332—342 页；舒尔曼：《达赖喇嘛史》，第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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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①
从菩提亚人的观点看来，拉萨仍然保有特殊地位。西藏政府每年给锡金
王一笔谷物、盐和茶的津贴，以补偿他在1849年因抵制英国侵略所造成的损
失；1853年，西藏官员和拉达克官员们再次确定了拉达克在西藏的贸易垄断
权，并且缔结了加强列城进贡使团和拉萨贸易使团每年交易的正式协定。不
丹虽然是一个有独立对外关系的完全主权国家，也每年派贡使到拉萨去。②
在门隅、珞瑜和下察隅，效忠于拉萨和效忠于英国当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菩提亚人心目中仍是模糊不清的。虽然英国人已发觉他们的佛教山地诸国
对双方都表示忠诚，但宗教的和世俗的义务是如此紧密相联，除非他们直接
同北京和拉萨就此事进行谈判，就几乎无法把这些义务弄清楚。
由于哲蚌寺和达旺主要头人之间的争端，英国与西藏的直接谈判在拉萨
的倡议下事实上确已进行，因为达旺主要头人在1852年没有将卡里阿普拉沼
泽地的赔偿中应给哲蚌寺的一份送给它，并且逃进了英国人境内。当拉萨派
遣一支军队到印度边境时，英国同意每年送偿金给西藏，西藏则应以赦免叛
变的头人作为交换。但是英国人没有能将1853年的谈判扩展到其他问题上，
也没有提出要在将来进行其他直接接触，而它和尼泊尔之间的纠纷立即强化
了拉萨的孤立隔绝政策。
在1840、1842和1846年，尼泊尔曾请求北京给予支持以反对英国，但
是北京执行的是它的“一视同仁”政策；所以当1846年拉纳（昆瓦尔）家族
的忠格·巴哈杜尔夺取了政权，他便转而采取亲英的政策，甚至撤销了1847
年尼泊尔每五年一次派往北京的贡使。然而在1852年他恢复了进贡使团，这
个使团带到中国的鸦片差不多价值三十万卢比，享受外交特权的免税待遇。
在使团于1854年转回加德满都时，带回了太平军起义的新闻，忠格·巴哈杜
尔认为加强尼泊尔在西藏的特权的时机已经到来（更有利的是因为英国正专
心致力于克里米亚战争）。在向北京提供反对太平军起义的军事援助遭到拒
绝之后，尼泊尔于1855年侵入西藏，它的异想天开的借口是要从西藏人那里
得到尼泊尔为准备援助清朝的军队而花费的费用。忠格·巴哈杜尔还责备西
藏人破坏尼泊尔人的贸易权利，并提出了一系列过分的要求。没有清朝援助
的西藏人进行反击，战斗陷于僵持的困境。1856年缔结了结束战争的塔帕塔
利条约，它无疑和1835年的中国…浩罕协定很相似，它规定：免除关税；在
拉萨驻扎一位有治外法权的尼泊尔官员；特别是在尼泊尔人和所有其他居住
在西藏的外国人之间发生争执时有裁决权。尼泊尔人可以和西藏妇女结婚。
与六城地区的察尔虎特人一样，这样的婚生男孩被认为是尼泊尔人，女孩则
被认为是西藏人。拉萨同意每年付给尼泊尔贡赋一万卢比。
西藏和多格拉人签订的条约已经有损于清朝的威望，但西藏…尼泊尔条
约则使北京感到加倍丢了脸。在尼泊尔人的声明中可以看到关于和平问题的
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说加德满都只和西藏人争吵，尼泊尔并不想反对清
朝。但是条约中的称谓敬语把尼泊尔王和清朝皇帝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
为了挽回清帝的面子，原文被修改成为他将“象过去一样受到尊敬（或尊
重）”。又对条约措词作了进一步修改，将尼泊尔为西藏防御提供军事援助
的“义务”限制在西藏受到除中国皇帝之外其他统治者的军队侵略时才适用，
① B。S。辛格：《查谟之狐》，第160 页；戴维斯：《印度报告》，第52 页。
② 拉姆：《近代不丹》，第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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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驻藏大臣才在条约上盖了印。但是北京指令这位驻藏大臣对条约的不敬
①
之词假装痴聋，以免有损“国体”。
西藏人再一次孤立无援地保卫自己的领土，但是，尽管清朝在这一过程
中陷于某种困境，由于西藏人害怕英国人和尼泊尔人，他们还是继续向北京
当局表示忠诚的。1861年，拉萨加强了继续托庇于清帝国的决心，因为在那
一年英国侵略锡金，强迫签订了英国…锡金的通朗条约，使这个国家成为英国
的保护国。但是无论拉萨或北京都没有承认这个条约，在英国军队撤退后，
锡金统治者继续从拉萨接受封赏。②
在1862年，拉达克、锡金和不丹仍然是西藏的藩属，但是从喜马拉雅山
的另一边看来，不丹是独立的，拉达克和锡金由于条约规定是英属印度的属
国。拉萨是清朝的一个藩属，但也向尼泊尔进贡。尼泊尔是清朝的属国，但
在政治上与印度政府联盟。
在内部，西藏是安定的。青海湖的骚乱已在1854年被镇压下去。昌都地
区一场把波密统治者牵连进去的严重混乱，已在1859年被制止。西藏的作家
和画家断绝了外界影响而单纯地仍按自己的传统进行工作，继续从事各种形
式的文学、哲学注释、校勘学和宗教画。但在这些作品中很少有新鲜的或革
新的内容。唯一值得注意的新成分是从中国本部来的，因为在十九世纪汉族
文化的影响增加了，并在西藏的图画、室内装饰、服装和烹饪中反映了出来。
①
但是即使在这里，汉族文化的输入成分只是影响了西藏的上层阶级。对于最
普通的平民来说，中国本部仍是遥远的地方。
即使在它的全盛期，清朝在西藏的力量也决未占压倒的优势。在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西藏人出于自身的原因仍然宁愿加强清帝国的象征性权威，并
使它看起来好象是名实相副的。
在十九世纪开始的前六、七十年中，清朝上述三个藩属的历史彼此之间
大异其趣。蒙古地区在清朝统治下衰落了，但保持着安定。新疆虽然境遇较
好，然而有叛乱。西藏的内部生活基本上仍未受清朝权力的影响。造成这些
差异的根源在于这些地区的自然特征以及满洲人在合并它们时本来目的的不
同。
在蒙古地区，清朝的目标就是古代中国人的目的，即改造游牧民，使他
们不能威胁中国。在这方面，满洲人是成功的，但是蒙古人却付出了很大的
代价，从满洲地区到准噶尔地区的蒙族人口都减少了，牲畜和领土也减少了。
在新疆，满洲人只要求相安无事以及对清帝形式上的恭顺。但这些是不
可能达到的，因为东突厥斯坦人是一个远伸到四面八方的广大伊斯兰文明的
成员，而中国对这些地方全然没有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向清帝国的基础
——皇帝的最高权威——挑战。清帝不是一个喇嘛教徒，却能做喇嘛教的合
法保护人而进行统治；但他不相信伊斯兰教，就不能在穆斯林世界起这种作
用了。好几个世纪以来六城地区一直是“伊斯兰之家”。它的居民负有进行
圣战的义务。由一个非伊斯兰教信仰者来进行统治，只能暂时地被接受。接
壤而非中国军力所及的浩罕，甚至对短暂的和平相处也是一个障碍。为了它
自己的商业利益，浩罕汗国使喀什噶尔保持一种连续动荡不安的局势。虽然
① 罗斯：《尼泊尔：生存的战略》，第115、117 页。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329 页。
② 拉姆：《中印边境争议的渊源》，第24 页。
① 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30—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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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格尔的圣战有大量自发的造反成分，但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其他
大多数骚乱基本上都是发端于浩罕。加之，六城地区的传统领袖都是穆斯林。
北京没有能够如同团结达赖喇嘛和蒙古诸汗那样将他们并入清朝的体制。玛
赫杜姆家族出没在帝国的边境。即使作为纳赫什班迪苏菲派来说，他们的教
义也是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与此同时，别处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领袖们也
在从事圣战，例如反对锡克人和印度的英国人，在高加索反对俄国人；而且
他们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奥斯曼帝国、西部中亚和阿富汗斯坦正迅速扩
大政治影响。
在西藏，清帝的愿望是使自己成为黄教（蒙古人也属于黄教）的保护人。
西藏人对此是欣然从命的，因为在佛教徒看来，保护人是从属于僧侣团体的，
这样一来，每一边都可以把自己看成高于对方。和蒙古或新疆不同，西藏有
它自己本地的中央政府。西藏的军事力量没有对中国构成威胁；因此满洲人
并未采取行动去削弱达赖喇嘛统治他的宗教国家的权力。正好相反，他们加
强他的权力。在整个十九世纪达赖喇嘛政府的力量增加了，北京支持拉萨去
努力排斥外国影响和保持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
物质利益在三个藩属的政治行为中只起很小的作用。虽然真正受苦难的
蒙古人也象东突厥斯坦人那样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不幸
归咎于此），但他们仍在等待运转时来。六城地区的穆斯林是滋事之辈，但
他们的叛乱似乎并不是由于任何相应的经济衰落造成的。西藏的商业经济和
寺院在清朝统治下明显地繁荣，但是没有什么根据认为这是拉萨政府要坚定
地依附清帝国的主要原因。
尽管清朝在亚洲腹地的权威是表面的，但对于保证来自中国本部的不断
增加的汉族移民——他们移住在内蒙、整个新疆及西藏东部边缘——的安全
来说，仍是足够强大的。从整体来看，尽管有叛乱和欧洲人的侵略，以及满
洲人的命运日益不济，但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段时间
仍是清帝国力量的伟大时期。
（陈高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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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清朝获胜的原因
1864年7月当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最后被曾国藩的军队攻陷时，中国士
大夫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已在私自庆幸，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历史中的罕见
现象——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并且一度鼎盛的王朝，在以后衰败时仍能扑灭
一次席卷全国的和难以对付的叛乱。这在传统史学中被称为中兴，自古以来，
这样的事例不过荦荦数端而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经常引用的这类事例
中，有规模巨大的安禄山之乱被扑灭后肃宗在位时（756—772年）的唐代中
兴。
从历史角度看，清代的中兴也许甚至比唐代的中兴更令人瞩目。公元八
世纪的帝国将领还远没有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