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然而他于1847年秋到达广西时，却发现那里的形
势与三年前已大不相同。冯云山凭着他的组织才能，已经在几十个县创建了
拜上帝会的“分会”。这个日益壮大的组织的总部就设在紫荆山下的金田村。
这个组织迫于形势而暂时失去了它的创立者。冯云山被当地的一个民兵
头目捉去，被加上了煽动叛乱的罪名，结果被逐往广东。洪秀全前往广东上
访，亲自在总督面前为冯云山翻案。两人终于在故乡花县相会，盘桓了数月，
一直到1849年夏天才返回广西。这是太平军发展中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插曲。
拜上帝会在它的宗教领袖和世俗领袖暂付阙如的情况下产生了一些新首领。
其中权力最大的是烧炭工杨秀清，他没有受过教育，秉性复杂，野心勃勃，
早就在紫荆山地区称霸一方。此外还有穷苦农民萧朝 贵，杨秀清的主要副
手；韦昌辉，一个与法律发生冲突的富家子弟；以及石达开，
出身于殷实的农户，本人受过教育。杨秀清和萧朝贵特别将洪秀全幻觉中的
含义加以发展，确立了他们自己作为耶和华和耶稣的代言人的地位。此时客
家人村社已经形成了极度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很容易被他们的首领们利用
① 《浔州府志》，1874 年版卷4 第14 页。迈隆·科恩在《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社会文化变种的客家方言》
一文中对客家人的居住类型和种族冲突作了重要的分析，此文载《民族历史学杂志》15。3 （19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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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为政治权力服务。运动现在有了一帮首领，这些人虽则仍然凭借洪秀全首
倡的灵感，但也培植了他们各自的独立权势。由此看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
中这种致命的分裂的特点，是一直可以追溯到它的两个创始人在发展的关键
时刻不在现场这一事实上来的。
接着是拜上帝会的信徒愈益好战的时期。打砸偶像和劝诱改宗的行动，
使客家的村社与其邻村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形加剧。在国内混乱和经济灾难
中，拜上帝会信徒着手组织了许多军事分队实行戒备，因而它们同广西农村
的其他武装集团的冲突愈演愈烈。在1849年至1850年饥馑的形势下，由紧
张状态经常演成公开战争。拜上帝会的领袖越来越清楚，在广西环境下已不
可能侥幸求存，也许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们下定决心造反。当军事组织在
1850年向前发展的时候，处于主要军政长官地位的冯云山已开始退居杨秀清
之后，后者这时无论在宗教权力还是世俗权力方面都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杨秀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这对于运动是极为有用的。但他残忍无情，野
心勃勃，果然不出数年就使运动濒于毁灭。
1850年7月，金田的领袖们召集全广西南部的拜上帝会的会众，于是客
家人村社从许多地区开始集中。他们卖光了财产，抛弃了家园，把身家性命
和一切财物统统都交给了“团营”。许多人早就被编入已在指挥系统中各就
各位的那些地方领袖控制的军事组织里。金田大会参加者的成份除农民而外
还包括农村工人的队伍，如烧炭工和失业矿工，这些人早已建立了自己的拜
上帝会。一些著名的三合会首领试图加入，但只有海盗罗大纲甘心顺从拜上
帝会制定的严明纪律和清教徒式的法规。其他人很快都退出了；这是太平军
在与传统的异教团体合作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困难中的一个很说明问题的
插曲。虽然太平军能够不时在共同仇满的基础上把三合会团体吸收进来，然
而这两个运动却从未合并成为一支联合的革命力量。
强大的金田团营（约有二万余人）与政府发生直接冲突是势所难免的。
在打了几次胜仗后，1851年11月11月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这一天，拜上帝
会的领袖们宣布成立太平天国。虽然它只是粗具轮廓，但政权终于从洪秀全
的救世主幻觉中脱胎而出，并且它声称要君临整个中华帝国。
进军南京
太平军随即向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带——长江下游的富庶省份——发动了
北伐。与清军发生的多次冲突并非每战必胜。叛军遭到了严重损失，有时无
法攻克那些用城墙固守的战略城市。但是清军七零八落，组织松散，已不能
改变反叛者的战略宏图了。
清军的最初反应是又晚又不够的。虽然广西的混乱至少在一年前就已灼
然可见，但朝廷直到1850年10月才任命一名钦差大员去统辖平叛活动。此
人就是林则徐，他作为一位最可能力挽狂澜的官员，终于从鸦片战争后遭到
的贬黜中东山再起。由于年迈染病，林则徐在赴任途中死去。这一任务后来
由精力和才干都远逊于他的另外几任钦差大员接手，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
与麇集在广西的那帮乌合之众的地方军队和雇佣军协调一致。当叛军从1851
年9月至1852年4月被围困在永安这座广西小城时，如果有杰出的将领，是
本来可以在那里给太平军以致命一击的。但是清军方面意见分歧而优柔寡
断，使他们得以突破包围，继而挥戈北上直趋广西省会桂林（对桂林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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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成功）。他们在向东北方面奔赴湖南边界时，遭到了绅士军事家江忠源
指挥的雇佣兵 的伏击（1852年6月10日），几乎全军覆没，太平军运动的
杰出政治组织家冯云山就是在这次遭遇战中战死的。然而他们的敌手缺乏协
调，再次使叛军赢得了喘息机会，东逃入湘。1852年夏，叛军在湖南民众中
大肆招兵买马，吸收了许多三合会成员入伍。进入湖南使他们一步登天，离
开了广西的水系，进入了长江的河网。
在向南京进军期间，太平军从一个相对狭小的省区叛乱转变成了席卷广
大华中地区财富和兵源的声势浩大的运动。1852年9月当太平军围攻湖南省
会长沙时，它的队伍已壮大到十二万人左右。对长沙的围攻突然停了下来，
太平军又涌向湖北省会武昌，把它洗劫一空又弃城而去；在这个过程中叛军
人数已增至五十万。太平军分水陆两路顺流而下，沿江的许多城镇随占随弃。
1853年3月19日，他们破城而入占领了南京，把它改名为“天京”。稍后
不久镇江这个重镇（英国占据该城是1842年它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也
告陷落。据当时一份情报估计，南京和镇江的失陷使二百万以上人口落入太
①
平军组织之手。凡此种种都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抗税运动的骚乱中即已初现
端倪的华中贫困和社会分化造成的必然结果。
太平军从金田发难到定都天京所经历的两年半时间，可以同以色列人出
埃及或中国共产党人的“延安时期”相比：因为在这期间太平军的主要品质
及其许多独特制度都已出现。早在金田时期就产生了一种几乎完全是军事性
质的官制。等级和职能部分取法于《周礼》：此书内容是周初之后的古人声
称对周初政治组织的描述，它在许多不同历史时期还有不同的名称，以及某
些见解新颖的发挥。永安被围时，在这种早期的军事组织中又增添了一种 比
较合理的政治组织形式。主要首领 （以前叫“帅”）现时称“王”，一共有
四个方面的王和一名“翼王”。洪秀全本人享有“天王”这个元首称号。
洪秀全的身份当时还不明确。他在精神上为诸王之首，这可以从他的崇
高称号看出；他还规定他只能称为“主”，而“上”是为天父和耶稣预备的。
领袖集团后来搞成了称兄道弟的帮伙，洪秀全的运动创始人地位势必有所削
弱。此外，新的安排还确认了杨秀清和肖朝贵的支配地位：他们不时地降神，
以传达神意，使他们的军政权力披着宗教的外衣。杨和萧分别被封为显赫的
①
“东王”和“西王”，杨还被确认为总制诸王军队的最高统帅。
在永安被围时期，太平军就向中国人民发出了造反的果敢号召。另外还
正式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历法 （这是合法政权的传统特权），发布了一系列檄
文以宣布新秩序的降临，并历数满人的罪孽。他们的叛乱被宣称为反对外来
压迫者的民族起义。这是在篡夺统治的中国的“传统敌人”北方蛮族面前争
取民族尊严：它们把一个残酷而腐败的政府强加于中国，并以异族的陋俗玷
辱了它的文明。人们不禁要问，太平军是否为了渴求民众的支持，才用在传
统上更能为国民所接受的呼吁来掩饰他们的宗教启示。只要检视1852至1853
年的这些文献，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虽然宗教内容与强烈色彩的种族主
义夹杂在一起，但是却不想去掩饰这种内容。洪秀全被描述成直接受天命（即
上帝）的皇朝创始人，而满人则是怪异恶魔的化身：僭越悖理，恶贯满盈。
① 关于太平军的人数，见张德坚著：《贼情汇纂》（其部分内容始于1854 年），这篇材料转载于向达编：
《太平天国》。
① 《天命诏旨书》，见向达编：《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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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主旨是用毫不含混的词句揭示的。太平军当时正在寻求广泛的支
持，但并不以他们的神圣使命为代价。虽然文献暗示他们愿意在当前接受与
他们有着共同民族目标的人们的效劳，但太平军公开 宣称他们的最终目的是
①
在尘世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天国。不过，永安时期的文献在政治与末世学之
间并没有成功地作出令人信服的综合。确实，未入会的人一定很难理解太平
天国纲领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成分之间的逻辑联系。作为脑力劳动的产物来
说，太平军的宗教启示显然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们在进军途中所提出的许多价值准则都在南京城垣内这个太平军社会
里付诸实行，这里是太平军十分严酷的制度能够加以实现的唯一所在。在这
里，生活的方式部分地取决于军事考虑，部分地决定于运动早期僵硬刻板的
清教主义特征。太平军保持着原教旨主义的良好作风，严禁吸食鸦片，不准
饮酒抽烟。男子和妇女被严格地分开，即使夫妻之间发生性关系也要处死。
许多妇女被编入军事单位，各有战斗岗位。不过1855年以后便废止了两性隔
离办法；它显然有碍士气，特别是因为它从未被最上层领导所遵守。但是他
们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某些成分还是抱着鄙视的态度，特别是地位低下的妇女
被命令不得缠足，并使她们有机会去担任某种官职。禁止缠足是广西客家人
文化的一个贡献。客家人是不兴缠足的。
太平军的政治生活方式也是在早期行军途中决定的，那时政治权力与宗
教热忱有着不解之缘。这种政教的结合不可避免地形成武断专横的政治作
风，即主要的决定都被宣布为上帝直接干预的结果，而由杨秀清和萧朝贵在
关键时刻以降神方式传达出来。杨秀清的作风左右了太平天国早年的君主政
体，并确实是使它招致中国上层分子物议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
太平军的社会启示对农民施加的影响，看来很可能远比汉族主义或宗教
热忱的影响为大。它的社会经济思想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表明一种外来教
义可以怎样在东道国文化中变得亲如一家 并在它里面繁衍滋生。洪秀全早年
在梁阿发影响下撰述的作品都显示着基督教概念的明显痕迹，即人们在上帝
面前最终是平等的，他们在尘世上应得的各种赏罚应当反映这一事实。根据
一切所有权只属于上帝的前提，自利、私有权概念以及世界资源的开发都要
受到谴责。这样一些概念在中国的乌托邦思想中找到了共鸣。洪秀全的早期
作品不仅讨论了人对上帝应当履行的一般义务，而且讨论了超出地域与家族
界限的人与人的相互义务。象其他许多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批评家那样，他不
厌其烦地引述了《礼记》中孔子歌颂古人“大同”思想的那句话：“大道之
①
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 同样地，上帝之道实行
之时，也将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取消人们之间的界限这一中国乌托
邦思想的老生常谈，以人们在至尊上帝之下应该情同手足的词句被不断地重
复着。
但是这种博爱关系的幻想并不是太平军社会启示的唯一内容。除此而外
还有更为露骨的平均倾向，它直接肇源于中国农村的社会苦难。这种倾向与
古典著作中令人向往的乌托邦主义不相容，反而在粗暴不敬的中国匪盗中引
起反响，因为他们在贫富两极中找到了造反的充足理由。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后期横行广西河网上的海盗张嘉祥 （后来投靠清朝）因下列诗句赢得了交口
① 《颁行诏书》，见向达编：《太平天国》。
① 《太平诏书》，第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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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
上等的人欠我钱，
中等的人得觉眠，
下等的人跟我去，
好过租牛耕瘦田！②
太平军竭力按严格的军纪来约束自己队伍里的纯盗匪活动。虽然这一类村俗
之见在太平军的正式社会学说中不占什么地位，但对叛乱蔓延到华中省份时
它所发布的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