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买办和李鸿章所创官办的轮船局的负责人）。1857年起任上海道台的薛
焕，在1860—1862年是江苏巡抚和钦差大臣，1863—1867年又在北京总理
衙门任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用炮舰外交，即用陆军和海军的高压手段开创的不平等条约制度，使订
约列强在中国获得大量特权。这种特权到1860年被确立，即订约列强国民的
领事裁判权 （治外法权）；外国对条约口岸租界的管理权；外国军舰在中国
水域航行和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驻扎的权利；外国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航
运权及内陆航行权；受条约限制的关税税率等等。在以后年代中增加的外国
①
权利和特权，又进一步缩小了中国主权的范围。优越的外国力量——一般地
包括商业、财政、军事、工业和技术等方面——将带着破坏性的力量日益加
紧向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冲击。
在回顾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时，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几个虚弱方面：第
一，与西方列强相对抗的清朝的军事力量和行政能力在内乱激烈的时期渐趋
崩溃。内乱的确引起了外患。第二，根本弱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
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这一现实。最彰明较著的证明就
是他们愚不可及地 主张，清帝国的政体应高于所有外国的君主。北京拒绝以
平等态度交往，直到不得已时才在不平等条款的基础上被巧取豪夺。
必须把1860年以后的条约制度视为中国政体的一个特殊部分，中国的主
权在这里不是被消灭，而是被订约列强的主权所掩盖或取代。在整个中国内
地，政治经济的传统部分很少有直接的变化。同样地，在对邻近国家的关系
方面，朝贡使节继续前来北京，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从1860到1894
年，朝鲜向中国朝贡的年份有二十五年，琉球八年，安南 （越南）五年，尼
泊尔四次，缅甸一次。但与此同时，在沿海和上溯通航河流凡受到现代影响
而发达起来的地带，尤其是在条约口岸，一种新的混合政体已经形成。炮舰
在条约口岸和水路航线上代表着外国的权力。外国军事力量在中国的增长，
后来也促使清朝逐渐采用西方武器装备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最后装备汽轮而
① 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不同界说，见邱宏达：《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对不平等条约看法的比较》，载J。A。
科恩编： 《中国对国际法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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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支海军。然而这一切已经为时太晚，不能拒外国人于国门之外了。
在经济方面，混合的中外秩序最初主要限于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合作的
对外贸易方面。当然，在对新兴的口岸城市的管理方面，还有一个外国领事
的因素在起作用。既然英国驻北京的公使和驻条约口岸的领事就近掌握有皇
家海军的炮舰，他们此时已是中国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总税
务司监管下的中国海关既同中国、又同外国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就完
全是可行的了。回顾一下利用非中国人来管理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些丰富的历
史先例是有必要的。譬如说，蒙古人征服南宋以后，斡脱，即中亚穆斯林商
人的行会，在“与蒙古贵族的合伙关系”中行使承包租税的特权；到十三世
①
纪八十年代末他们开始“在海上商业方面……起领导作用”。1860年以后，
商埠中的税务司既是中国海关监督的行政上的同事，又是外国领事的社会上
的同仁。赫德在北京是总理衙门的雇员和总理衙门首脑恭亲王的顾问，同时
又是英国公使的同胞和亲密顾问。
① 舒曼：《元代的经济结构》，第4、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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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制度的实施
作为满族谈判者在1860年秋末同英国人打交道时，年轻的恭亲王及其年
老的同事桂良与文祥开始理解怎样才能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保存王朝的利
益。当联军从华北撤退时，英国获准开始在长江的镇江到汉口一段进行贸易，
而无须根据条约的规定，要等到平定叛乱以后。这种超越条约范围的让步，
是几种不同的动机凑合成的：即这样做，额尔金勋爵和他的弟弟英国新任公
使卜鲁斯爵士能够满足上海商人进入中国广大内地市场的要求；抗击太平军
的各省当局能够指望在上海对长江贸易课税而增加税收，而清廷的想法正如
①
恭亲王所说：英国人“不但不虑其为害，转可以为我所用”。威妥玛推测北
京的想法是，由于英国的贸易特权已为北京所认可，太平军对贸易的课税就
会遭到反对，这就会引起太平军与英国的对抗。
在北京的允许下，由巴夏礼及舰队司令贺布率领十艘海军舰只，由海关
发给通航证，于1861年2、3月间沿长江上溯，以安排英国同镇江、九江和
汉口等口岸的贸易事宜。然而武器是严格控制的。南京太平军也同意让英国
在长江贸易。在上海或镇江征收新开放的长江贸易税。但长江贸易立刻增加
了关税管理的问题。英、美商人已获得领事馆的特许，让租来运输茶叶到长
江下游的中国船悬挂他们的旗帜。这一促进合法贸易的让步，立即被肆无忌
惮的外国走私者所利用，他们“悬挂英国旗以逃避本地关卡课税……又伪装
本地船只以逃避海关课税”。①
卜鲁斯和恭亲王得到赫德的帮助，于1861年年中商定了新的贸易章程，
使英国在内河的贸易得到促进，而私运和贩卖违禁品给叛军的弊病却受到了
限制。恭亲王上奏给清帝说：“此中撮合之处，则赫德为力居多。赫德虽系
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理。且贪恋总税务司薪俸甚巨，
是以尚肯从中出力。”②
从这时起，英国的那些敢作敢为的商人同英国政府之间就经常发生政策
争论。额尔金勋爵在1858年曾从香港档案中清查出1852年米切尔的一份报
告；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商业的自给自足性质使商人在华大量销售商品的希
望完全成为幻想。但是随着贸易中的一切障碍都已排除，额尔金勋爵预言道：
“掌握机器制造法的西方，将把地球上最齐全最费工的制成品提供给这一民
③
族”。但是，希望不应当太高。英国人和清朝方面都有得与之作斗争的极端
分子，并力图要他们就范。英国官员的主要问题是去安抚那些援引自由贸易
原则以支持它们用一切手段 （合法的与非法的）去剥削中国市场的商行。同
时，清政府也不得不一方面同要求把英国人赶出去的爱国的或排外的绅士作
斗争，一方面要与形形色色的唯利是图的汉奸、商人和鸦片走私者作斗争。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条约制度的潜在力量日趋明显：外国人控制中
国的对外贸易和汇兑；外国的土地出租者在贸易中心（如正在成长为中国主
要城市的天津、汉口及广州、上海等地）占有不动产；代表进步技术的最新
①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 第5 页。迪安：《中国与英国：1860—1864 年的商业外交》。
① 迪安： 《中国与英国的商业外交》，第54 页。
②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 第21 页。关于赫德作为清朝官员的最早中文通讯（其文风华赡，
但尚属准确），见上海道台吴煦的文件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204 页。
③ 佩尔科维茨： 《中国通和外交部》，第18 页，这里引用了额尔金在上海的讲话，载外交部档案1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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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外国轮船速度更快，防卫海盗袭击的能力更大，提供的保险措施更可靠，
它们同中国沿海和内河水域的舢板船展开了竞争；获得免纳厘金税的过境通
行证的外国商人成为内地中国商人的庇护人；条约税则严格限制中国课加外
国贸易的税额，而新的海关将保证竞争的平等地位，并提供现代港口和航运
设备，以及贸易统计数字和对某些争执的调停；同时，由于汽船的速度增加
了，电报和海底电缆由欧洲逐渐推广到远东，这些因素把中国贸易更加彻底
地纳入世界市场，并受到世界市场变化波动的影响。在中国的外国人有人身
与财产的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在1860年以后，他们作为清帝国的多种族统
治阶级的一部分而能够维持并扩大其作用。其结果与其说是用殖民地方式对
中国进行剥削（它着重对原料和利润的榨取以及为西方官员提供职位），毋
宁说是有特权的外国人参与了使中国人生活西方化的尝试。这至少会产生与
经济效果同样重要的心理反作用。由于保守的清朝官员和绅士的失职，在中
国国门以内的外国人在某些情况下是能够或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现代
化的促进者”的。①
（龙小同译）
① 关于赫德的努力，见费正清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 年的中国海关》。关于条约港
口的许多雄图大计在后来受挫的情况，见墨菲：《西方外来者在印度和中国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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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太平军叛乱
起因和发展
太平军叛乱（1851—1864年）在许多方面是中国前近代史与近代史之间
的转折期。它在国内引起的人类巨大灾难成了早期的中西沿海条约关系形成
的背景，并且和条约制度本身一起宣告着中国的传统制度崩溃在即。叛乱的
某些原因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另一些原因则出自清代特有的一些问题。
社会严重的不公正，帝国和地方行政当局的衰败以及官僚政治道德的沦丧，
所有这些都是历次王朝危机共有的问题。而人口剧增和人口大量内部迁移，
则是清代特有的问题。从十八世纪以后出现的社会混乱和国内民族间的相互
冲突中已可见到这些问题的后果。此外，与外国接触本身还提供了一种新的
历史催化剂，那就是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外来宗
教。统治阶层应付这种冲击的方式决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社会环境。
社会背景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充斥于广西省的社会混乱，部分地肇端于与外国接触
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部分地为该地区独有的社会复杂性所使然。从 1795
至1809年，南方和东南沿海一直饱受海盗之患，有些海盗是安南（越南）的
没落君主们纠集的。在广西，那些海盗与三合会建立了陆上联系（见第三
章），这样便形成了一种无法无天的复杂形势。此后不久，当毒品买卖在十
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开始兴盛时，中国南方的社会下层又竞相从事更
有利可图的鸦片销售业。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邻省广东出现了新的社会失
调。由于上海的开放使广州北上的传统贸易路线改了道，因此数以千计的人
丧失了生计。被雇来跟英国作战的乡勇突然被遣散，许多人只得落草为寇。
最后，一帮帮冥顽不驯的海盗迫于英国海军势力而由沿海地区流窜到内地。
到了四十年代中期，这几种来源的非法之徒中的许多人，在三合会领导下设
法西进至广西。他们在广西的河网上建立了新住所，并作为“艇匪”将一种
新的暴力成分带到了早已动荡不宁的社会环境中来。
第三章已经论述，由于秘密结社和教派的活动与国内民族间的不和牵扯
在一起，故那个环境正变得愈来愈有爆炸性。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它意
味着那些被遗弃的社会集团现在接触到了许多复杂的新思想，使他们的生存
斗争获得了政治的内容。这种新形势首先在少数民族杂居的湘桂交界地区初
现端倪。1836年湖南南部的新宁、武岗地区由于爆发了蓝正樽（瑶族的部落
民，也是新近由四川迁来的白莲教信徒的首领）领导的叛乱而陷于骚乱。蓝
正樽的起事遭到了镇压，但他这教派幸存了下来，后来在另一位瑶族领袖雷
再浩领导下又东山再起。雷再浩的集团更庞杂，除蓝的老帮伙外，还包括三
合会的骨干 （铁板），此外又越过广西边界与汉人三合会建立了联系。雷再
浩的反叛发生在1847年，从而表明三合会对少数民族的渗透是相当成功的。
①
① 《新宁县志》1893 年版，卷16 第6 — 9 页。关于三合会与瑶人的早期关系，见魏源的《圣武记》（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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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再浩的起事这一次是遭到了地方绅耆领导的民团的残酷镇压。然而边
界地区的叛乱之火还在燃烧。1849年发生的饥荒使暴力行为再度爆发，而
这次是由雷再浩的老三合会信徒、一个名叫李源发的人领导的。李源发本人
似乎是汉人，但他没有忘记运动最初是在穷苦无告的少数民族地区起事的。
在对新宁进行了徒劳无功的围攻后，他和同伙开始了一场穿过湘、黔、桂所
辖十三个县的远征，试图发动穷苦的汉人和土著居民。新宁叛乱这出悲剧以
李源发的最后受挫告终。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