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乎天命。象那些好战派说的：“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在此。”
要激起由绅士领导的民众的排外情绪是不难的，但要胁迫入侵者却是另外一
回事。为此目的，清政府需要一如既往地显示自己军事上的威力，但这一点
已办不到了。广东民团局暗中受到鼓励，终于在1858年7月21日进攻广州
城，但结果还是被英国炮兵击退。同时主和派在北京已占了优势，在那里天
津条约已被接受 （详下）。
没有得到朝廷进一步的支持，民团运动现在面临着联军巡逻队的威胁。
到1858年底，巡逻队越来越深入到广州周围的乡村，旌甲鲜明地穿越村镇，
以炫耀新政权的威风。1859年1月，当七百名英海军陆战队员接近民团总部，
最后受到炮火攻击时，英国人派出一千三百名步兵和六艘炮舰，在三天战斗
中占领并烧毁了该总部和总部所在的村庄。民团的贡献开始变得无足轻重
了。广州民众曾经以排外怒火长期阻止这些陌生人进城，现在开始习惯于英
国人和法国人来维持秩序了。绅士领导的民团运动在乡村也渐趋消亡。由于
没有别的办法对付这些蛮夷，这里也象在上海一样，蛮夷们被接纳加入地方
政权机构之中。
① 朱凤标等人的奏疏，1858 年6 月30 日，《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7 第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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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的和解
在广州赢得了对意志力考验的胜利以后，英法联军花了两年时间使北京
就范。向远征军供给粮食，意味着要与英、美商号订立业务契约。它们的代
办为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使节大开筵宴，传教士也为他们效劳。商人和士兵、
政治家和传教士，共同形成了一个代表他们的文明的西方社会。
联军开始从上海北上，尽管北京照例要他们返回广州。1858年4月，他
们用帆船和十几艘汽轮炮舰装载几千名步兵，到达天津下游河口的大沽港
外。他们没有宣战；只要求谈判。特别是额尔金要求清朝谈判者象他从英国
君主那里获得“全权”那样有权。对中国来说，这种意见是奇特的，而且清
帝就近在咫尺，所以它也是不合逻辑的；然而它却是额尔金为取得具有约束
力的协定而采取的雄心勃勃活动的一部分。为了支持这个努力，他的炮舰冲
破水上障碍攻占了大沽炮台，在天津登陆。在那里，清朝全权大臣在几经抗
议之后终于在1858年6月与英、法、俄、美签订了新条约。俄、美两国公使
作为非武装的中立观察员乘坐自己的船只到来，他们也在这样的条约中几乎
获得了联军通过战争取得的所有特权。
英国在天津的主要谈判者 （与威妥玛在一起）是年轻的翻译官李泰国；
他是广州首任领事的儿子，从 1855年年中以来，已是上海海关主要的外国税
①
务司，现在是从中国的这一职位上被“借用”来协助额尔金进行谈判的。
当年老的大员耆英受朝廷派遣想背城借一地再次对英国人施展其魅力时，二
十六岁的李泰国便向耆英引用了广州衙门缴获到的耆英奏疏中的话，即他曾
把蛮夷描绘得多么蠢笨；耆英因此也闻之愧赧。这也有损于朝廷的面子，因
而经过审讯，清帝赐耆英自经而死。
额尔金勋爵要求在北京派驻英国使节，以便越过广州当局而直接迫使清
政府履行条约，以此不仅当作促进贸易的手段，也作为约束英国臣民的手段。
他在中国痛恨的是那些“出于最自私的目的而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
的人。后来他写到：“我已经在我的同胞那里看到了比我过去生活中所看到
的更多的、使我厌恶的东西。”他认为，英国的外交已经获得了条约的特权，
现在必须制止对它们的滥用。英国人在中国负有义务的这种观点，更使他有
力地坚持在北京有一驻节公使的主张。这是他自己（也是李泰国）的看法。
那时在天津的伦敦使节和别国使节都希望解决非经常性地拜会北京的问题；
对此清廷也同意，但条件是要按照朝贡使节的章程办事。①
在北京长驻公使的争论，引起了主战派文官向清帝痛切陈词的热潮。为
了维护各君主之间的平等地位，驻节公使势必要动摇朝贡制度，破坏中国的
体制。在6月23日的御前会议上，那些闭目塞听的主战派，在面临联合军事
力量的事实下却仍然指责条约中关于驻节公使的条款。但是为了阻止联军进
攻北京，这项条款已经包括在清方谈判者6月26日在天津签字但尚未经清帝
批准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清帝是在7月3日批准条约全文的。
清帝的敕令刚批准天津条约全文，外国军队和外国官员马上撤走，甚至
比1842年从南京离开时还要快。额尔金勋爵便航行去日本开创英日关系。
① 格尔森的 《李泰国与中英关系》一书引用了李泰国、额尔金勋爵与卜鲁斯爵士的文件。
① 关于额尔金控制中国通的斗争，见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1858—1880 年》，第5 章。关于引述
语，见沃龙德： 《额尔金伯爵的书信与日记》，第212—223、252—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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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税则和通商章程于10月底在上海谈判（11月8日签字），中国方面参
加谈判的包括广州商人兼官员伍崇曜和潘仕成，以及上海道台薛焕和总督何
桂清 （他名义上在南京，实际上在常州）。在中国的谈判者当中，这些人既
代表广州沿袭下来的对外贸易的利益，也表现了长江下游官员们对想用关税
收入作为抗击太平军军费的迫切心情。
与这些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咸丰帝现在提出了一个“秘密计划”，其
想法十分天真。他认为贪婪的英国人会放弃条约中关于驻节公使、内地贸易、
内地旅游以及提供赔偿等要求的条款，以换取清政府取消英国同中国贸易的
全部关税。咸丰帝后来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头脑简单的想法，但这表明清廷对
正在中英关系方面起作用的利害关系是多么无知。1859年1月，何桂清受命
为兼管西方关系的钦差大臣：朝廷简单地把这个作法看成是以上海代替广州
的措施，而拒绝何桂清提出的关于新的岗位应当是专职外交职务的意见。天
津条约的主要谈判者桂良（1785—1862年）这时在上海说服了额尔金：把英
国要求在北京设驻节公使一事应视作可此可彼而不是非此不可者。作为报
偿，他同意不等互换条约批准书便让英国人勘察长江。因此，在1858年最后
几个星期中，额尔金与李泰国等人，带了五艘战舰，溯江而上航行六百英里，
通过镇江、南京、安庆、九江而达汉口，以便选择最好的新贸易口岸。这次
突然勘察，自然引起了各该地抗击太平军的清朝官员的惊慌。（天津条约曾
经规定，在签字一年后开放镇江通商，但在平定太平军以前不开放其他商
埠。）额尔金在议定上海税则的同时安排长江勘察这一绝招，使人不难看出
英中在贸易扩张方面的共同利益具有多么大的力量。
1858年，增进和扩大外国特权的特许状在天津和上海形成了文字，这主
要又是英国的创造。它索取赔款总数一千六百万两；增辟了约三倍的条约口
岸；确认外国参与中国沿海和河岸运输业的罕见权利；允许外国人持有护照
在中国内地旅行；在叛乱被镇压之后立即开放长江汉口以下的部分（如上
述）；规定百分之五的从价关税 （以别种方式计算者例外）和单一的、税率
为从价关税一半的子口税；力主把统一的海关外国税务司职权扩大到所有条
约口岸；最后，还要使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贸易在动乱中稳步增长到了这
种程度：外国和中国的鸦片进口商联合要求条约口岸的保护，而中国地方当
局现在也对鸦片课以明文规定的进口税。
这些新条约专门规定了其他许多条款，经验证明这些都是在中国进行对
外贸易活动时值得争取的东西。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条款表明，外国商人及
其政府和各条约口岸的清朝官吏之间的利益相通已发展到多深多远的程度。
这种共同利益集中体现在镇压叛乱和制定扩大贸易方针的方面，这将给外国
商人带来利润，给中国当局开辟财源，使清王朝得以挣扎求存。
在英国方面，额尔金勋爵在1858年的谈判中发觉他自己被夹在两个利益
集团之间：一方是沙文主义者，即一心想扩张贸易的条约口岸商人；另一方
是英国外交官及香港官员和各领事馆的官员，他们希望建立一种可行的贸易
特权体制，不要做得太过分，以免使中国政府接受不了，或者接受以后而不
能维系于不坠。由于外国税务司作为开辟财源和调停外国商人同中国税收人
员之间的争执的一个中间环节，已证明它自有其价值，所以它就成为谈判者
双方都能接受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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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国政体和贸易扩张的对峙
额尔金在1858年所要求的实质上是两件事：中国市场应该向西方商业开
放得更宽些；中国政府应该进入现代的国家体制。在天津修改条约时，他的
主要目的是获得公使在北京的居留权，或至少让外国公使不定期地访问北
京，以便用外交压力来维护一整套条约权利。英国人相信，只要在北京有一
名公使，便能绕过广州的排外情绪，从中央获得清帝的保证，使各省的英国
商人和传教士所希求的贸易、旅行以及交往的权利得以兑现。（后来一些外
交官承认，他们曾过高地估计了清帝对各省的权力。）由于英国公使提出在
北京不行叩头礼，这个要求便暗示清帝高于所有外国统治者这一陈腐观念的
结束。然而英国人并不想削弱中国政府，他们只要能够获得贸易的机会和建
立一种现代模式的关系就行了。英国不要求领土控制，并且反对出现瓜分和
肢解中国边沿地区的前景。 （这一前景在俄国于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沿
黑龙江进至滨海省以及进入中亚的行动中已可预卜）。
在中国方面，清廷于1858年面临着致命的国内叛乱危机：它严重到如此
程度，以致到1860年8月清廷不得不授予汉族人曾国藩以广泛的军事财政大
权，以指挥全部力量去消灭长江下游心脏地带的太平军。北京默认1858年英
法提出的要求，这必须从他们优先考虑国内事件这个角度去理解。1861年1
月有人在回顾中曾概括说，对北京来说，太平军和捻军是心腹之害，蚕食中
国领土的俄国是肘腋之忧，而以暴力要求贸易的英国只不过是“肢体之患。”
①英法一旦显示了他们的军事优势，则除了答应他们的条约外是别无其他真正
的代替办法去安抚他们的。
然而清帝国的传统不能轻易地被放弃，特别是不能被定期来京向皇帝进
谏的满洲王公的非正式会议轻易地加以改变。整个朝廷曾经完全跟着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初高涨的排外情绪和不谈判政策走。只有当联军从广州开进天津
时，意见才分成死硬派和务实派。一般说来，不当权而又无知的、专以上疏
为能事的官员是最狂热的主战派，而少数不得不参加谈判的不幸者则是最懂
得外国火力并每每愿意以审慎行事相劝告的人。
特别是南京总督何桂清比较深知上海的西方人，他懂得英国人只有商业
野心，并主张同他们达成协议，以取得他们的帮助去反对太平军。象条约时
期以前的“广州帮”一样，这时中国方面又出现了一个“上海帮”。它以关
心贸易的上海道台吴健彰和四川人薛焕（此人从1849年起在上海担任过要
职，从1858年起又在江苏省一级担任过要职）为代表。这种新型的重商主义
官吏如果不是机会主义分子，也是务实派，他们发现自己同雄心勃勃的英国
行政官员如年轻的李泰国有一致的利害关系；李泰国这时已变成了东西方之
间的调人。李泰国作为一个在上海能说中国话的外国税务司，已经与中国地
方官员发展了广泛的交往。他不但给他们带来日益增加的关税收入，也向他
们提供关于整个外国问题的情报和意见。虽然西方商人指责他傲慢自大，有
些领事把他当成角逐地位的对手而憎恨他，但英国当局却器重他对中国地方
事务的知识，并且支持把外国税务司的职权扩大到所有商埠的意见。李泰国
实际上已经同薛焕制订出1858年的新贸易章程：新章程恰好在长江下游各省
① 恭亲王等人的奏折，1861 年1 月13 日收文，载《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 第18 页及以下
各页，部分翻译见邓嗣禹和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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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打太平军而迫切需要军费时带来了增加国家税收的希望。因此，每当战争
的命运使主战派的希望受到挫折时，条约口岸各省的清朝官吏则随时准备以
各种理由支持清廷的和平政策。
妥协政策首先受到那些必须办夷务的人的支持。曾经在四个地方担任过
总督职务并且最有经验的满族老官员桂良（1785—1862年）就是天津条约的
主要签字人。清军的天津统帅僧格林沁是清廷的一位高级蒙古族心腹大臣，
他曾经提出的关于联军军事力量的报告是完全合乎实情的。在京都，咸丰帝
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