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和碍手碍脚。
1785年第一只美国船到达广州。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私掠船失了业，安
的列斯群岛不向它们开放，塞勒姆、波士顿和纽约的船主如饥似渴地注视着
中国贸易。美国的单桅小帆船和纵帆船从努特卡先是运来了人参，1787年后
又从那里运来了毛皮。1806年以后，即当美国太平洋西北沿海的海豹和海獭
被灭绝时，就从夏威夷和斐济收运檀香木，到1830年这也被砍伐殆尽。绕道
合恩角的美国人也开始在西班牙美洲诸港出售欧洲货物以换取墨西哥鹰洋，
然后将鹰洋运往中国以购买茶叶、丝和瓷器。这使广州贸易一年又增加了二、
三百万元的现银，从而使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额有可能激增。美国的运费与东
印度公司的相比是如此便宜，以致美国人在英国可以付了茶叶关税后仍能以
低于 东印度公司的茶价出售。到1820年，广州贸易除一小部分外，全部由
东印度公司、港脚商人和美国人分别经营。
美国人自己并不愿步东印度公司之后尘，不愿付给行商以抬高了的价格
去填充公所基金。相反，他们找的是非公行的商人，特别是寻找其行号麇集
于广州各商馆周围的店主。但在1818年曾发现一店主试图自购生丝时，海关
监督坚决主张：行商作为外国船只的保商，此后应当对非公行的经纪人作出
担保。这对公行和监理委员会有利，因为大多数店主必须因此迁回城内。十
年以后，有个盐商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外贸商行与美国人做生意，还得到了上
述的那些店主的资助。当海关监督从该盐商得到一笔特别丰厚的贿赂后似乎
正要默许时，象十七世纪的一些“特许权商人”那样，东印度公司利用总督
的干预破坏了这个联合活动，监理委员会对中国官方干涉这次贸易的善意行
动表示赞赏，但伦敦并不以为然。
英、中两国的距离使董事会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使它的广州贸易组织中
国化。例如在1810年，董事们发现，已将三百五十万两银子预付给行商。监
理委员会总是辩解说，这些预付款至少把下一年度的茶价降低了3。5％。当
印度总督不得不用12。5％的利息借款时，伦敦询问，为什么为了得到这样微
薄的收入就把那么多资金束缚在广州呢？这个逻辑是不能驳倒的，到 1818
①
年，监理委员会最后承认，茶叶生意很稳定，已经不再需要预付款了。经济
作物的种植已经推广到福建、中原地区和广东各地，愈来愈多的农民种植单
一作物以满足世界对茶叶的需要。结果，当行商签订了下一年度的合同时，
广州商馆几乎是若无其事地向行商停交硬币。虽然仍用现银付给经纪人以支
付公所的各种款项，但在1825年3月监理委员会秘密会议以后，甚至连这一
作 法也停了下来。如果一个行商即将破产，最好的办法是使他退出公行，自
谋生计。旧的广州垄断制度正在日趋瓦解，因为港脚商把愈来愈多的资本引
入广州城而使行商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向私人放债户借款。利率从年利20％降
年加尔各答和广州的比较研究》 （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5 年）第209—250 页。
① 参考罗斯基：《华南的农业变化和农民经济》，第215—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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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到了12％，因此东印度公司的人为的贷款方法就不再需要了。这样，英…中
垄断商之间长达百年的旧的贸易联系未作重大的声张就被切断，结果这两个
法人很快就离异了。公行继续寄希望于将来，但监理委员会发觉，公行作为
一个有担保能力的垄断组织的时代已经过去，开始打退堂鼓的时刻已经到来
了。
1813年7月13日，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
只允许它还保持二十年的对华贸易垄断权。在印度开放自由贸易后的繁荣时
期，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建立了数十个新代理行，其中有许多代理行向对华港
脚贸易投资。驻广州的英国散商多年来已经与正规商业沾上了边，他们输入
伦敦的打簧货、中东的没药、马德拉斯的檀香木、马来亚的玳瑁，等等。他
们的大宗商品已经是印度原棉，与南京的棉花竞争，向华南的纺织业推销。
不久印度的繁荣时期结束。1827—1828年发生世界贸易萧条，而且普鲁士蓝
又在欧洲染料工厂中代替了靛青，结果几乎毁灭了加尔各答的所有代理行。
此外，广州港脚行号的业主们（其中许多人是加尔各答商人的苏格兰籍亲属）
发现，中国市场对他们自己货物的需要量很低，也不稳定。从1819年起新加
坡已经在迅疾地发展，致使海峡贸易的商品充斥于广州市面。印度棉花曾经
是港脚行号的主要靠山，但它不再能同南京棉花竞争，因为南京棉花现在不
是经过陆路，而是用帆船南运广东，从而减少了运费。甚至打簧货也售不出
去，因为广州人已学会了仿制。虽然如此，港脚行号在广州人经营的银行业
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上述的特殊贸易失败了也不会使它们破产。除前面
谈到的金银财宝的运输和从事金银经纪业外，私人商行还新办了数种新交换
业务。例如，1826年以后银元输入额降低，原因是西班牙美洲的银源枯竭，
①
美国转向国内投资。因此，象维廉·查顿博士等商人开始鼓励美国人在伦敦
出售他们自己的美国棉以换取寄往广州投资的拜令兄弟公司的汇票。接着查
顿给出售棉花的美国人在广州记上一笔应付款，然后把原来的汇票在伦敦兑
现，这样又向对华的私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汇划方式。这种银行业在十九世
纪二十年代末的世界信贷危机中维持着港脚行号，但却未向它们提供足够利
润使其发财致富。只是广州的私人商行开始直接向印度的第三大宗出口货鸦
片投资时，它才向港脚行号提供足以致富的利润。
①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 第257 页。
① 张荣洋：《对1784—1834 年中国贸易和财政的再评价》，载《商业史》，卷7 第1 期 （1965 年1 月），
第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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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贸易
鸦片从唐代以来在中国就作为药物使用。1620年，台湾人开始把鸦片和
烟草混合起来用作麻醉剂传播到东南沿海。虽然在1729年时清政府禁止鸦片
输入，但葡萄牙人仍从印度港口如达曼和果阿 （卧亚）将这种麻醉剂小量输
入中国。1773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在东印度建立一个它自己的鸦片垄断组
织，向印度农民提供款项，种植比葡萄牙人从西印度运来的白皮土（麻尔洼）
质量更高的公班土（八达拿）。但到1796年，中国人被这种麻醉剂弄得十分
苦恼，致使东印度公司决定不向中国直接输入鸦片以免危及它的茶叶垄断经
营，而宁愿将鸦片在加尔各答拍卖给英国散商，然后由他们通过港脚贸易兜
售给印度东部。因此，从 1800到1818年，对中国的鸦片贸易都是通过澳门
进行的，每年不超过四千箱 （一箱约重140磅）。
但在 1819年，这种麻醉剂贸易突然兴旺起来。白皮土和公班土互相竞
争，促使价格下降而扩大了消费量，结果又进一步增加了需要。有一个代理
①
商写道：“鸦片象黄金一样，我可随时卖出。”1820年，学识渊博的总督
阮元取缔了这种贸易。十六个中国商人在澳门被捕，其中一人泄漏了全部底
细，详细交代了向高级官员行贿情况。在此后发生的一次丑闻中，欧洲人的
走私制度又恢复了原状，当时鸦片批发中心站被移到一个小岛上，即葡萄牙
人1517年曾首次登陆和位于虎门以外水域中的伶仃岛。从1822到1830年，
这个中心站的鸦片贸易又来了一个大跃进，贸易额每年高达18，760箱。但
其中许多鸦片是非公司所属的白皮土，是由一些辛迪加在达曼购买的。为了
试图使印度中部地区的土著王公不将鸦片售给辛迪加，东印度公司终于在
1831年同意收运输费通过加尔各答转运白皮土。鸦片这时从印度各地随便流
入广州，到1836年，输入总额达一千八百万元，这使鸦片成为十九世纪全世
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
这种麻醉剂虽然大量被卸到伶仃岛的浮动趸船上，远离中国官员的监
督，但它必须经过广州才能卖出。数十个中国批发商 （窑口）在广州从港脚
行号办事员处买得执照，然后在设防的趸船上用执照换鸦片，再用“扒龙”
（即“快蟹”，是全副武装的四十桨船，船上是一伙凶恶的疍家水手）把鸦
片运走。这些船只或夺路而行，或行贿买路进入内河，驶抵由匪徒和三合会
经管的陆路批发站。但即使如此有效的体系，也不能全部处理印度来的货物。
作为港脚贸易头目的查顿博士一心想赚钱，于 1832年决定派船北上，在福建
和浙江沿海的小海湾直接从船上出售鸦片。这些全副武装而豪华的沿海飞剪
船就这样开辟了新的市场，增加了新的瘾君子，结果空前规模地扩大了这种
麻醉剂的销路。
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元。
从1828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三千八百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
片烟，结果就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动。1830年，东印
度公司的总稽核宣布，每年至少有四百万镑得从印度运回英国。印度的这笔
盈余的大部分首先要变成鸦片在广州卖掉，然后购买茶叶运到国内，这又为
英国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万镑关锐。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
发现中国会大量购买的东西了。正人君子们在想到这种产品的性质时也许会
① 格林堡：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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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内疚，但这种麻醉剂不正是港脚贸易的重要商品吗？港脚贸易不又是那
个时代每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评价很高的那些价值——自助、自由贸易、商
业主动性——的缩影吗？因此，心有内疚者被忽视，正人君子被藐视，怀疑
主义者被嘲笑。如果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自由贸易者认为应更多地归功于
他们。曼彻斯特如日方升，港脚商对监理委员会几乎视为当然的限制感到恼
怒。查顿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英国的大人先生们除去对于茶叶和从茶叶
得来的税收而外，再也不想到有关中国的事情，只要安安静静得到这两样，
①
任何屈辱都甘心忍受。” 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难道不是吗？1833年，即
经过了四年的请愿、公众演说、群众集会和院外活动，自由贸易者看到，通
过议会终于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中国这时也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实行
开放。
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争取自由贸易的战斗在英国国内已获胜利，而广
州仍在实行限制。这个城市仍拒外商于城墙之外，使外商受该城官员的辖制。
一出广州城，就是四亿人口的中国国内大市场。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互相议
论说，只要想到这件事：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
就得忙上数十年！只要能够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只要英国能找到一个安全
港口，能夺得一个岛屿并将它变成一个受英国保护的弊绝风清的货物集散
地，那就好了。驻广州的英国散商1830年12月在呈递下院的请愿书中辩解
说，对华贸易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现在该是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
恒的、体面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了。马嘎尔尼于1793年和阿美士德于1816
年出使中国的失败，“也许能有力地提醒贵院，任何高尚的外交手腕，在中
①
国都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甚至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在收拾行装准备撤
走时已经开始感觉到，作为外交的姊妹的战争，就是对人们的问题的回答。
西方的和中国的垄断者都遭受了百年以上的痛苦，但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
去。监理委员会宣称，战争能轻易地打赢，并且会“把我们的交往置于合理
的基础上”。因为“中国人民决不想损害同英国的关系……敌对心理只不过
②
产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大班们想起他们曾经享受过的巨大利益时充分相
信，备受官员压迫和海关监督征税之苦的普通中国人，一定会赞成中国国内
商人数百年来未能实现的愿望：摧毁官僚制度对商业的限制，即使这意味着
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
如果英国人比较认真地省察一下自己的动机，就会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
的误解是多么严重。自从葡萄牙人拥有第一批商船之日起，欧洲商人就被利
润、宗教信仰和国家荣誉所激励。过去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携手并进的。
而现在，随着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成为一种学说，它把这两者空前紧密地结
合了起来。贸易总是随着国旗而来。可是谁都会想到，当国旗最终真的到达
广东 时，广州人可能考虑国家的安危胜过考虑贸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