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政治因素而原谅他们。对他来说，这些人对外国愚昧无知，对中国本部以
外地区的战略地理特点丝毫不感兴趣，这不仅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轻薄可
哂的。在他看来，同样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官方对军事战役的叙述往往有低
估或避而不谈清帝国战败的倾向。
魏源对今文经学感兴趣也反映了他对“无用的”烦琐哲学兴味索然，虽
然他那个时代的今文学与汉学考据主流的相同之点多于与乌托邦式及弥赛亚
①
式支流的相同之点（后者与后来康有为的今文学运动有联系）。和其他一切
时代一样，魏源时代的经学研究既是学术论说的手段，也是政治斗争和派系
斗争的手段。这样，今文学就变成了攻击东汉烦琐哲学的武器，同时也成了
推动学术新方向的媒介。上一世纪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运动深深地受到所谓汉
学学派奠基人惠栋（1697—1758年）的思想的影响。惠栋反对宋代理学教义，
主张恢复标准的汉代人的注疏作为经典研究中正统解说的本源来代替它。虽
然很少有人象惠栋那样死板地只专心致力于汉学，但他的影响确使人把注意
力集中在东汉注疏家郑玄等人的哲学和学术上，集中在他们曾经注释过而流
传下来的经籍的文本上。
这种标准的经文是多种经籍文本的综合，包括被称为“古文”和“今文”
者在内，这两个术语是指正文最初所用的书法体裁而言的。“古文”在这里
意指周代用的书法；“今文”意指较近时——即汉代——用的书法。今文经
是凭记忆以及根据经过汉初诸帝指定的学者在宫廷里讨论过的标准化的解释
传抄下来的。口头传述下来的抄本在当时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所有经籍据
说都已在秦代被毁。到西汉末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批经书，是用先秦的古文字
书写的，它一度被欢呼为真正的经文，并且最后被合并成为标准的正统经文。
后来，大部分西汉今文，包括三家《诗经》在内，都废而不用，而且在往后
的朝代中都已失传了。
直到宋代才对古文的真实性引起了怀疑，直到阎若璩 （1636—1704年）
① 对十九世纪初的今文学仍有待于全面的研究。小韦克曼的 《历史与意志》中有一章专门作了论述，它试
图把这时期今文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合在一起以简要地说明今文学运动的历史，见第101—114 页。叙述今文
学论战的一本标准历史书是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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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开始对《书经》（《尚书》）作了系统的词源学分析，才证明古
①
文经的许多部分其实是赝品。到了十八世纪末年，阎若璩所发起的文字考订
工作和对古文经的真实性日益增长的关心，便推动了江苏常州小学运动的兴
起：这小学运动声称对今文经特别感兴趣。它们中间只有 《春秋·公羊传》
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此， 《公羊传》成了今文学者研究的焦点。常州学
派的奠基人庄存与便是一个对汉学感到失望的人。他宁可采取折衷主义的态
度，即有选择地采纳了宋代哲学家的著作与西汉及东汉两代的注疏。他的学
生们——特别是刘逢禄（1776—1829年）——后来变得对《公羊传》很感兴
趣，认为它是对西汉哲学和历史解释的一部权威的和正统的说明。刘逢禄和
他的同伙把他们认为是以微言大义和道义观点来看待《公羊传》中的历史材
料 （在《公羊传》里，“所不书多于所书”）这一研究方法，同东汉注疏家
专心致力于名词术语和定义的研究方法作了对比。在他们看来，东汉学术界
只注意事件 （“事”），西汉注疏家则企图解释事件的意义（“义”）。
在刘逢禄的影响下，魏源很注意西汉哲学，特别是董仲舒的著作。由此
导致他批判地分析了《诗经》和《书经》的本文，写了两部题名为《诗古微》
和《书古微》的书。在这两部书中他企图恢复自西汉以后已经湮没无闻或晦
涩难解的“古代微言大义”（“古微”）之说。这两部书在体例上都是遵循
经验主义的研究传统，艰苦地对本文和注疏作逐字逐句的比较分析。但是它
们作为校勘学著作的声望受到了损害，因为事实是，魏源研究东汉今文的大
部分材料都必然地受到了第二手史料的限制。因此这两本著作可以作为证
据，证明它们揭示魏源本人的历史观多于揭示他的西汉前辈的历史观。他认
为对这一有关经书的论战值得进行详细而刻苦的研究，这反映了以经书解释
当世政治及学术的重要性是持久的。毫无疑问，魏源把今文学看作是对十八
世纪汉学的攻击。与此同时，他继续认为经书仍是指导政治行动的极则。如
果没有经典做最后依据，他就无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他坚定地认
为，历史上变化无端和独特的形势所产生的决定性的意义，都必须在经书中
找到理论上的根据。
魏源认为历史情况常变，认为必须调整旧制度以适应每个时代新的需
要，这种概念通常与今文学研究的兴趣有关，虽然它至少早在宋代就已有了
历史先例。魏源和另一位今文学家龚自珍一样，创造了一个三个时代 （“三
世”）往复循环的变化的理论：这三世就是太古、中古和末世。他本人亲身
经历的事件就使他相信，另一个“末世”正迫在眉睫，但是他认为，明智的
①
尽进忠言和开明的领导能够和过去一样加速下一个“太古”时期的到来。
魏源并不苛责满人应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负责。相反地，在他看来，
清代统治者已经成功地消除了使明朝大受其祸的那些主要弊端。在一篇雄辩
的分析文章中，魏源赞扬清政府废除了它的前朝的通病：主要是宦官的跋扈
和重税的压迫。清朝君主很“重民食”，不仅一再豁免了赋税，而且自从乾
隆以后没有使用强迫劳动来经营河道总督所辖的工程。边境地区人民长期安
堵。到处呈现出和平与有秩序的气象，“民生其间，耳不闻苛政，目不见锋
① 阎若璩决不是怀疑现存《书经》真实性的第一人，但他是第一个通过系统的正文分析，而不是靠诉诸意
识形态的理由来怀疑古经文文本的人。见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
① 见米切尔：《改革主义的极限：魏源对西方入侵的反应》，载《近代亚洲研究》，卷6 （1972 年）第180—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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镝”。在朝廷里，官员们可以慷慨陈词而无需害怕受到惩治。所以魏源总结
说，总之，清政府“岂独高出明代万万”。在乾隆的文字狱、长期而肮脏的
和笪乓约岸怨谂崖衣怕沤懈芏锌岬恼蜓怪螅嗣遣唤婀炙�
竟会如此令人作呕地歌功颂德。但是，按照中华帝国末年的标准来看，魏源
完全可能认为，清代的政治成就在巩固王朝和紧缩财政方面标志着达到了较
高的水平。
尽管有了这些成就，魏源接着写道，“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这
些灾祸包括漕运管理的不善和黄河由于无法控制的泥沙而反复出现洪水。“无
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之所无也”。通向文官的道路是“困于需滞”，军事
部队的预算则又“绌于度支”。与外国的接触更带来了苦难：“夷烟蔓宇内，
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之所无也。”
因此在魏源看来，晚清的问题不是起源于无能的和含有恶意的统治（按
照“节用爱民”的观点来说，清代可以比做众所周知的“三代”），而是起
源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形势，特别是外国的商业与军事势力出现在沿
海，从而产生了货币与军事危机；还起源于无法控制的黄河，它的灾难性泥
沙 （虽然魏源没有指出这一点）是上游山坡植被不佳产生的水土流失的恶果
——这也是中国人口压力而产生的灾难性副产品。
魏源的这些话的含义是要使人确信，如果能发现合适的人才并使用他
们，这些新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面对着这些挑战，魏源认为令人不能容忍
的是，中国文人的精力尽“出于无用之途”。科举考试只强调语言学和词源
学，对官员们则只用毫无意义的尺度来考核：对于翰林只考察他们是否“书
艺工敏”，对于行政官员只考察他们“胥吏案例”的本事。魏源关于改革的
呼吁是写得用心 良苦的，他着重指出了按照一切传统标准来看应算作是清王
朝作出的主要功绩，指出了挑战的史无前例的性质以及制度上反应的不充分
的状况。他响亮地提出要用经世致用的态度来实行改革，即通过对新问题作
出新反应来加强国家，但一切要在不偏离忠君原则的范围内进行。①
① 魏源： 《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载《古微堂外集》，卷3 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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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
十九世纪初年象魏源那样的知识分子都关心边疆保卫的问题，这也有十
八世纪经验的坚实基础。《皇朝经世文编》的大部分材料，事实上是取材于
清代在军事上长期卷入西北边远地区和亚洲腹地的事势，在这方面，作为清
代军事战役编年史家的魏源本人便是一位专家。但是，在魏源那一代人的边
疆研究中似乎有某些特点。魏源本人深信，晚清的“盛世”（这是他的委婉
②
提法）正在于把边疆的危险置之脑后，因此需要提醒它。在他写作的时候，
突厥斯坦已经因和卓（一些神圣家族的头目）所领导的叛乱（见本书第七章）
而陷于混乱，这场叛乱从1825年延续到1828年，它可能推动了边疆研究。
但是现在魏源和他的朋友龚自珍 （他的文章在《皇朝经世文编》的边疆部分
是最大的一组）所提倡的解决办法，完全超出了关于战略地理的传统讨论范
围。他们两人都主张通过从人口稠密的内地省份移民的办法来发展东突厥斯
坦 （即今天的新疆地区）。龚自珍提出了一个强迫移民并把这些西部地区变
成普通行省的庞大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关心减轻中国内部的人口压力重
于注意边疆的保卫。③
对亚洲腹地边疆研究兴趣的高涨之所以以北京为中心，是徐松的著作在
北京推动起来的：徐松是一位研究边疆地理的多产作家，他本人曾在伊犁地
区生活过和旅行过。徐松的小集团中有张穆，此人是魏源很了解的一位学者，
他关于蒙古部落地区的系统书目后来被誉为是结合了汉学经验主义者的缜密
①
品质与经世致用论作者的实用精神这两种优点。北京的这个集团同以程恩泽
为核心的一个集团关系极为密切；程恩泽这位命官因他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中
的操守和他曾做过皇家师傅而受到尊重。程恩泽具有多方面的经验主义学
识，因而使他能够预言清代社会所面临的迫切灾祸。程恩泽小集团成员的明
显特点是，他们都认为清朝在迅速衰落，因而对他们同时代人的懒散和不切
实际感到不能容忍。程恩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兴趣各异的学者，其中包
括特别是对亚洲腹地的边疆地理作出经验主义研究和对海上诸国作出开拓工
作的学者们。也正是在这个小集团内，刘逢禄、魏源和龚自珍等人发表了今
文学派最早的一些理论，从而在汉学拥护者和宋学拥护者的鸿沟之间搭上了
桥梁。②
通过个人之间和同乡之间的关系，这些北京学者必然在朝廷形成了政治
联盟。程恩泽是安徽省歙县人，这使他成了曹振镛的同乡，而曹振镛是认识
程恩泽的父亲的。程恩泽和他的小集团——包括张穆在内——跟祁寯藻有密
切关系；祁寯藻后来做了军机大臣，并且也支持反对穆彰阿的方针。林则徐
以及龚自珍都有反对过穆彰阿的经历。这些关系的特点及其对朝廷制定政策
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①
②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 第2 页。
③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1 第6 — 9 页；魏源：《答人问西北边
域书》，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 第1 — 2页。
① 张穆：《蒙古游牧记》，有祁寯藻1859 年的序言。见商务印书馆版 （长沙，1938 年）第1 — 2页。此书
在张穆死后由与长沙的经世致用论集团有密切关系的一位学者何绍基完成。
② 楚金（化名）：《道光学术》，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卷1 第345 页。
① 宣南诗社的作用是这种政治联盟的焦点，这个问题在波拉切克即将发表的关于嘉庆道光时代的政治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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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军事防御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实际学术活动，也受到出身于另
一地点——内地西南土著边区——的一位士大夫的鼓励。湖南学者严如熤
（1759—1826年）只取得“优贡生”的中等功名，但变成了十九世纪初年经
世致用论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之一，而且还有一位镇压白莲教的领袖。他之
进入仕途是通过1800年的一次殿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