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虽然对“军人集团”与宗教教派之间的主要联系尚待提出有效的证明文
献，但大致上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这种联系一旦形成，就成了白莲教和
① 奥弗迈耶的《中国民间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1 年）是对白莲教传统重新评
价的一篇重要论著。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则是论述中国传统整个叛乱题材的主要著作。又可
参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① 见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一书。他在研究明清白莲教叛乱的基础上，发挥了这一带有普遍性
的模式。特别可看第117—119、205—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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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似的叛乱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就白莲教来说，“军人集团”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啯噜”股匪，它们的
起源可以相当肯定地追溯到乾隆初期。“啯噜”在三省边区的森林里过着军
事化的股匪生活，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和农民社会维持着正常的关系。在特定
的情况下，他们与村寨中的自卫队（“团”）的领导形成了互利关系，也与
基层地方政府中的衙役和保甲长形成了互利关系。这种武装的黑手党掠夺地
方社会而不需要进行战斗。由于“啯噜”被认为在叛乱时期在白莲教中起过
重要的作用，所以应该有理由假定，他们早已与地方上的宗教教派建立了联
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颇象南方三合会传统的“堂匪”，后者也包括武
装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是和现存社会单元中的生活及活动紧密地连结在一
起的。
与“啯噜”紧密连结在一起（或许形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的是私盐贩子
和诈骗犯，国家对这些人曾经采取过武力镇压措施。私盐问题特别重要，因
为它是十九世纪华北发生的许多叛乱 （包括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
捻军大叛乱）的根源。促使陶澍等省级官员之关心改革官盐制度，其部分原
因就是出于私盐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动乱。当鸦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
年代变成最有价值的走私物品时，这种动乱形式也出现在南方诸省。
在评价白莲教教派本身与整个白莲教叛乱的关系时，重要的是要看到在
官方估计的叛乱者人数表面下的东西。实际上形成信教者内层圈子一部分的
叛乱者所占的比例，一定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许多与白莲教毫不相干的
地方农民起事，也由于清代行政法律的特点把它们错划了类别。例如当某官
员的官署被叛乱分子夺占，如果这事件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吏治不当引起的，
他应受严厉处分；但如果能证明这些叛乱分子属于“邪教”，那他就只是丢
官了事。官员的报告有假，自然是不足为奇的。据一位御史在1800年估计，
由真正教徒组成的白莲教军队不会超过全部人数的百分之十。①
虽然清军在1793年在保卫西藏藩属的好大喜功的战役中打败了尼泊尔
的廓尔喀人，这曾使北京感到高兴，但它此后不久在中国本部的表现却显示
了清代军事已把锋芒丧失到什么程度。政府把讨伐苗叛的领导权最初交给了
满人福康安，此人与乾隆帝有姻亲关系，也是和拿芮谢锇椤：瞳｜的弟弟
和琳也参与了他的讨伐。当时的非官方记载指责他们说，他们生前就把军事
拨款用来肥了官吏们的私囊，并且让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过舒适生活。他们
掩盖盗用公款的手法是一味乐观地谎传捷报。征苗之役的性质很容易做到避
免战斗和谎报斩获数量，后来的讨伐白莲教之役也是这样。汉人和苗人正规
军用传统战术打击游击队，即主要用追捕游击队首领的办法来搞搜索和歼灭
行动。平民伤亡过多和农民村庄被毁，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代价。乡村被破
坏的惨状与有城墙的城镇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大部分城镇从未被叛
军占领，也没有被长期围困过。将军们在叛军进攻时宁愿撤退到这些设防地
区，听任叛乱分子随意劫掠乡村，而且常常不许农民进城来避难。因此，乡
村——它们保护带兵统领们免得因丢弃城镇给叛军而遭受严厉惩治——便成
了代城镇受难的替身。①
在历次战斗中被杀的“敌人”的组成成分从来是不清楚的。对这些战役
① 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2 第1 — 2页。
① 矢野仁一：《论白莲教叛乱》，载羽田享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第7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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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挥进行批评的官员们报告说，大部分死者不是叛乱分子，而是被裹胁来
作战的农民 （“胁民”），他们或者是被暴力驱使而来，或者是出于私利来
的；而且在事实上，他们在战场上的对手往往不是官方的正规军，而是地方
的乡勇。
福康安与和琳都在1796年殁于战阵，比和缢廊辍４文辏髅绲慕�
军们开始转移到湖北前线来打白莲教造反者，在苗区留下了约二万官军。②
1800年以前官方在这两条战线上恢复秩序的努力不断遭到失败，这显然是与
战场上的官吏当初给皇帝谎奏胜利消息（他们的继任者对这种谎报不敢指斥
其非）有关，也与嘉庆帝因他的父亲还活着而一般地不能乾纲独断有关。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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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广泛存在的。
现在得让地方官吏自己执行镇压措施了。他们借鉴明代以来的一项行政
传统，在战略村 （“寨”）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地方控制系统。他们把老百姓
和谷物都集中在寨子里，不让这些人和物资敌。随着最著名的战略村战略家
龚景瀚最后把它定型，人们把这种行动称为“坚壁清野”。寨的组织以现存
的保甲制度为基础，用来补充以“团”这种编制为基础的新的乡勇征募制度。
龚景瀚等官员在举办民团时依靠的是地方名流，在这些人中已有许多人在举
兵保卫自己的家乡了。所用的办法是给这些地方领袖加官进爵，把他们拴在
官方的责任制度上。新任命的两位讨伐白莲教战役的指挥官明亮和德楞泰于
1797年正式向清帝提出了这个办法。他们建议，在叛乱时期应建造小型的地
方性堡寨给农民提供庇护所。他们认为，这样会鼓励县官们组织他们自己的
防御，不用求助于中央的军事力量了。它也会保卫农民，使他们不致被迫加
入叛匪。清帝驳斥了这一建议，严词指斥了倡议者，并且重申他赞成现行办
法，即继续追捕叛乱领袖。①
直到两年以后，即在和篮蟛痪茫鲜龇桨赣衫毡５热嗽俅翁岢鍪辈拧�
②
被采纳；后来它成为胜利地打败白莲教叛乱的基础。清帝这个一百八十度大
转变的决定是否可以归因于和姆削恚康比唬抡呋嵬驳揭灾醒胝�
为中心的那个军事庇护制网络结构。它意味着要分散决策和征兵的权力，减
少对中央调拨的军需和资财的依赖。反之，之所以需要实行这样的分权，直
接的原因似乎是中央集权的军事机构已没有能力打一场游击战争了。虽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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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它说明有关方面在大力寻求各种办法以解决那些旧式官僚组织不再能解
决的问题。
在采用这一策略的动机中有一个复杂的因素，这就是官方记载中的“胁
民”的显著作用。所谓农民非甘心情愿地被胁迫参加叛乱的概念，不符合当
时同样被人经常提到的“官逼民反”的事实。白莲教蔓延的速度之快和范围
之广都表明，它的根子是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和挠跋觳还钦庑┪侍狻�
的一种表现而已。
虽然政府最后镇压叛乱的成功，应大部分归功于地方控制的加紧，但在
某种程度上也应该归因于正规军的能力有了明显的——虽然是短暂的——恢
② 孟森： 《清代史》，第288 页。
① 孟森： 《清代史》，第301—302 页。
② 《十朝圣训》，卷13 第18 章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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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在白莲教叛乱地区，支撑政府权力的是不惜耗资很大而直接从满洲调来
的大约七千名壮健的八旗兵，以及从贵州和云南开进来的、比较起来尚未腐
化的绿营兵。象额勒登保、明亮和德楞泰这些决心很大的八旗将军们着手使
他们的部队逐渐具备有纪律的外貌。但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他们仍感到需要
雇用地方雇佣兵 （“乡勇”）以补充正规军之不足。这些雇佣军中有些人是
冷酷无情的亡命之徒，他们经常被清政府用来做攻打白莲教的先锋。
清军毫不留情的攻击渐渐地改变了战役的特点。被迫从他们的基地和保
垒中逃出来的、被打散了的白莲教军队，现在在四省的部分地区被追击。由
于战略村策略日益扩展，他们经常逃窜并且与地方社会断绝了联系，因而被
追捕，被歼灭。有一股一度数逾十万人的叛军，在1805年基本上被消灭了。
如果有人愿意大胆地把白莲教和两代人以后的叛乱的战略作一个比较的话，
他会主要地想到，人口稠密的河谷和盆地地区的农村社会还有残留的稳定
性。正统名流人士的权力在这里还是至高无上的。虽然叛军能够在三省交界
山区的不稳定村社中找到立脚点，但他们不能动员低地社会的财富和人力，
因此从未得到向旧制度进行胜利的挑战的势头。
但是，从长远看，白莲教叛乱给了清王朝一个破坏性的打击。第一，它
表明，如果没有地方名流、新建的地方控制体系以及雇佣兵的合作，正规军
已不可能镇压国内的叛乱。雇佣兵归根到底是个权宜之计，既花钱，又危险。
约一万人在叛乱之后被并入了正规绿营，但事实证明他们动辄哗变，不可驾
驭。因此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白莲教，使人们看出清朝军事力量已不可逆转
地下降了。第二，十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
余约七千八百万两因镇压叛乱而消耗净尽，镇压叛乱耗资达一亿二千万两。
白莲教的幽灵也没有被弄得绝迹于大地。它的分散的细胞组织使它拥有
很大的死灰复燃的力量。1813年，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叫天理教的，在林清和
李文成领导之下，在山东、河南和直隶举行了一次短暂而猛烈的暴动。它的
一个小分队还事实上渗进了北京的皇宫。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
豫皖边境不断地卷起了白莲教起事，它们通常与地方股匪和私盐贩子配合行
动。白莲教的种子在整个华北和华中遍地开花，其中有八卦教、义和拳、虎
尾鞭，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地方教派。他们无休无止的叛乱和政府决不心慈
手软的镇压，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地方史中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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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官场的腐化风气弥漫一时，这是由作为
清政府的特点而被精心制造出来的庇护制所培育和维护着的。有人敏锐地意
识到需要实行改革，改革问题也一再拿出来考察，使之在整个官僚界展开辩
论。朝廷里表示热烈拥护改革的人中有英和、王鼎和琦善。省级官员中主张
改革的有阮元、贺长龄和陶澍。但是在整个这一时期，朝廷中以清帝本人为
代表的 僵硬态度与在各省进行形形色色试验性改革的事业形成了对比，因而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改革只是由各省领导自己资助和鼓励的。
嘉庆帝在即位伊始就发布了要进行改革的诏旨。结果怎样呢？皇帝显然
低估了和逼谧坛て鹄吹母芮榭龅纳疃取Ｆ浯危吻斓凼贾帐窃谇〕�
传下来的老年顾问们的指导下进行统治的，这些人和他一样先入为主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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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董诰，他死于道光帝继位之前不到两年时间的1818年。
新皇帝 1820年登极的时候，他马上把北京的显宦曹振镛 （1755—1835
年）倚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亲密顾问，身兼内阁和军机处的首
脑二职。没有人指责过曹振镛有贪污腐化情形。他被描写为一个俭朴的、严
于律己而正直的官僚，他的最大缺点是突出地表现为无懈可击的完人：他是
一位坚决遵循传统和惯例的儒者。有一件涉及他对官僚政治的影响但不甚可
信的材料，记载了他向新即位而焦急的道光帝最初上书言事的内容。据说曹
振镛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为官员们每天进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
苦；因为官员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把问题条陈上来，不管有事无事都得
这样做。但也不要给上条陈者警诫或给予处分，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忽视直率
的批评，而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因此，应该让他们相信，
他们的申诉已达宸听，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申诉的数量应有所减
少。曹振镛的解决办法很简单。皇帝只要粗粗看看奏折中书写和行文的错误，
然后惩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用这种办法，他就能够显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
奏折中的细节，同时又能严惩那些庸人自扰的人，而对所请示的问题则可以
轻轻带过。①
不管这个办法究竟是否提出过或实行过，但它清楚地表达了道光时代官
僚政治的特征。上条陈的人被引导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内容了。给
皇帝上书言事时敷衍塞责和因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