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传统的领导力量相抵触的。所以有些陈巴尔虎的蒙古人仍然信仰萨满教，
而且直到十八世纪之末萨满教在俄境布里亚特蒙古人当中还有强烈的影响。
直到十九世纪头几十年，布里亚特人的萨满教用具与衣着才被搜出焚毁。另
外，蒙古佛教的兼容并包倾向使得许多萨满教的传统也能披上佛教外衣而残
存下来，但是，萨满教作为蒙古社会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则已成为过去。在
整个十八和十九世纪，许愿当喇嘛的蒙古优秀青年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并非
全都脱离畜牧劳动而住进寺庙。约有三分之二的喇嘛留在旗内；一个喇嘛兼
②
作世俗贵族的农牧奴倒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然而，进入寺院的年轻人确实越
来越多，结果越来越多的蒙古牧场和牧产被用来支付寺庙繁文缛礼的开支，
而不是用于供养人民。
虽然人口不断减少，寺院却不断增加。到二十世纪初，内蒙寺庙之数或
已逾千，外蒙的寺庙也有约七百五十处，而且两地还有大量的小庙。估计内
蒙竟有百分之三十至六十五的男子出家（至少平均每家一个儿子），外蒙在
1918年出家者占男人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同西藏相比，十九世纪末期的西
①
藏估计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当喇嘛。这些估计同1800年的蒙古形势
有何联系，还不得而知，不过很可能的是，僧侣的人数和寺院的数量在十九
世纪都增加了。
到了 1800年，寺院及其庇护下的商业活动也促成了社会另一方面的发
展，即发展了城市中心，它们最初是在内蒙发展，后来逐渐扩大到外蒙。在
大寺庙的附近，尤其是在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地，集市发展成
为喇嘛、汉商、手工匠和穷苦流浪汉云集的城镇。在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
布多等外蒙的要镇，戍守的清军也是促使城市化发展的另一因素。
第三个促使蒙古社会经济衰退的因素乃是第二个因素作用的延伸。建造
寺庙为汉商的渗入蒙古开辟了道路。在早期，蒙古人是在草原边境用牲畜和
畜产品交换他们所需要的中国等地的物产。另外，他们也随贡使前往中国京
城进行贸易，或者同带着商队从中亚前来草原的少量穆斯林商人进行物物交
换。除了这些中亚商人的输出、入贸易外，蒙古人内部的商业规模很小，只
有相当有限的非市场交换，也没有一个蒙族商人阶级。蒙古人同俄国人也作
些买卖，合法的地点是在恰克图，非法的地点是在俄蒙边境的其他地方；1728
年的中俄恰克图条约一个主要的后果，就是把对俄贸易转到了汉商之手。
寺庙大大有助于汉商建立对整个蒙古商业的控制。从前除了牧民的营帐
以外别无所有的广大草原，后来建起了拥有围墙的寺院，变成了市场和货栈，
使汉商得以直接进入草原。这并不意味着中蒙边境的贸易不再存在，因为在
② 参看鲍登：《一件十九世纪的蒙古法律文书》，载《波恩大学中亚研究》，卷3 （1969 年），第231 页，
247 页注36。
① 米勒： 《内蒙古的寺院》，第27—31 页；迈斯基：《革命前夕的蒙古》，第42—43 页；鲍登《蒙古近
代史》，第160 页；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第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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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清一代，汉人商号在边境市镇，特别是张家口，都在不断增加。但是汉商
主要是北京帮和山西帮，他们带着货物安全地进入蒙古腹地，引起了人们对
中国商品的喜爱，打开了销路。过去被牧民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如茶、烟、
杂品等等，蒙古人也认为是必需品了。中国的奢侈品一直是表示游牧贵族富
有的象征，但是随着寺院势力的增长，喇嘛也开始追求各种奢侈品，不断向
人民榨取供奉来购买。这便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在十八世纪之末和十九世
纪，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的领地，发生了排斥汉商的骚乱。
②
暴徒经常痛打汉商，劫掠商店，销毁帐簿。汉商也经常激起寺庙和世俗人的
愤怒，不过权衡得失，寺院所起的作用还是支持汉商贸易的。
在十八世纪，清朝的政策是保持蒙古人作为后备军事力量。鉴于汉商渗
入蒙古有损于这一目的，清廷曾想方设法限制汉商活动，尤其是在外蒙，但
并无成效。清政府要求在蒙古的汉商每年都换领一次执照；禁止他们娶蒙族
妇女；禁止他们在蒙古人的帐篷中过夜；除特殊情况外，不许建造永久性房
屋。由于汉商不遵守这些限制，清政府便力图将无照商人逐出蒙古，如在1805
年就曾这样做过，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对拥有蒙古债户的商人，必须让他
们继续逗留到收清债款。但是蒙古人不仅不能清偿债务，而且还得继续举债；
这样一来，汉商就能留在蒙古照旧经商了。清政府本身也越来越依靠汉商交
付的执照费，以维持它在蒙古的行政机构。总之，清政府逐渐转而采取支持
在草原的汉商的政策。
蒙古人的畜产品是有季节性的，需要尽快出卖，他们的需求品则有连续
性。因此，汉商得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并且投放贷款。结果是蒙古人普
遍举债，蒙古的财富就这样源源流入汉商之手。汉人的商号也象钱庄一样，
向那些未经世故的蒙古人放高利贷。甚至整个旗都被抵押给了这些商号；到
十九世纪时汉人高利贷者生意兴隆。随着蒙古人债台高筑，利息也暴涨。扎
萨克、喇嘛和商人一起共同提倡赊购办法，当扎萨克本人也因欠债过多而无
力清偿时，就非法地将征税事务直接交给汉人商号，从而使那些商号和私商
开始“拥有”蒙古阿拉特（平民）。把劳役和实物税折成货币税后，更进一
步加剧了这种严重局势。在十八世纪蒙古已经开始转向货币经济的发展，到
十九世纪时银两已普遍成为必需的支付手段。寺庙也坚持要其所属沙比交付
银两。与此同时，银价不断提高，而沙比必须向寺院支付的和旗下属民必须
向旗王公支付的所有这些定额银两，就使他们不堪负担了。这种严酷的经济
局面，再加上王公向属民增收赋税以清偿所欠汉商的债务，便逐步导致蒙古
民穷财尽。
虽然贸易和借款大部分控制在汉人手中，但是也有旗王公同汉商合作的
情况，并且也有旗王公和喇嘛变成汉人商号和钱庄的股东。不管是有意或无
意，王公、寺院和汉商的携手合作终于摧毁了蒙古传统游牧社会的残余。与
此同时，在草原的边缘开始了另一个具有更深远意义的转变：汉族移民在那
些过去是牧场土地的周边从事耕种。
① 田山茂：《清代的蒙古社会制度》，第280—281 页。
② 见《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 版，第211—212 页；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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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天山山脉的山脊把天山两边隔成两个不同的地区。天山南部的东突厥斯
坦是农业区，天山北部的准噶尔是草原世界。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乾隆帝
的军队征服了天山南北，占据了这块当时在亚洲腹地要算人种最复杂的领
土。他们称准噶尔为天山北路，称东突厥斯坦为天山南路。清军把这两个地
区当作清帝国的属地予以管辖，统称之为新疆，意为甘肃的“新疆域”。这
里盛产玉、金、铜和棉花，富于耕地和牧草。政治动乱也发生频繁。
同以前的准噶尔人一样，满人也把他们的行政中心设在伊犁。他们将以
前的准噶尔部首府——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称为固勒扎——改称为宁远，
并且在其以西另建一座新城，即惠远。哈萨克人称此新城为新固勒扎或小固
勒扎，1762年清朝即置将军于此。宁远被称为老固勒扎，继续作为源源前来
伊犁的穆斯林移民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十八世纪，清政府还在伊犁地区建立
了另外七座城市。但不出所料，发展最快的是将军衙门所在的新固勒扎。
新疆的全部行政机构实质上是一支由将军统率的巨大戍军部队。从理论
上讲，他还对洛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阿富汗和乾竺特
等外部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他对准噶尔的厄鲁特（加尔梅克人）各旗，
对柯勒克孜和哈萨克各部、对平民移民地、对哈密和吐鲁番王公领地、以及
对所有六城等，都有行政管辖权。但是，清政府的政策是尽量不插手当地民
族的内部事务。在新疆的官员“既不尊重也不熟悉治下诸民族的语言和习
惯”。①
清政府还在乌鲁木齐 （迪化）设置都统协助伊犁将军，前者负责管理天
山北部和维吾尔斯坦（哈密和吐鲁番）的官员。新疆驻军还分别在伊犁的新
固勒扎和新疆西北部的塔尔巴哈台（楚呼楚）设参赞大臣；在喀什噶尔也设
参赞大臣，东突厥斯坦人称之为“汗昂邦”，他负责管理六城的官员（从字
面上讲，“六城”即除哈密和吐鲁番在外的东突厥斯坦）。将军一职和各地
高级官员均由旗人担任。驻军总数在一万到两万三千人之间，主要是来自热
河和中国本土的旗人，但也有游牧民 （内蒙察哈尔人和降清的厄鲁特残部，
有些是热河牧民，以及从伏尔加河归来的沙比）、满洲诸部 （来自奉天省的
锡伯人、来自黑龙江省的索伦和达斡尔人），以及甘肃和陕西的绿营汉军。
他们作为无限期的占领军携家带口而来，实际上乃是永远留驻新疆的移民。
这些军队分驻南、北、东三区戍守。北区由伊犁将军直接管辖，兵员一
万三千多人，是最大的一个区。到十九世纪之初，北区达九万八千余人，包
括附属人员在内。北区驻军主干 （实际上也是全疆驻军主干）是驻在新固勒
扎的主力旗兵；还有一支庞大的旗兵归惠宁领队大臣统辖，附近则是锡伯、
索伦、察哈尔和厄鲁特四营，各有其领队大臣；此外还有沙比营、达斡尔营
和从绿营来的汉族军事移民。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主要从事放牧，向驻军供
应马匹以及其他作战、运输和食用牲畜。
东区由驻乌鲁木齐的都统管辖，有兵员五千到六千，绝大部分是旗人。
其中驻奇台 （古城）一千、驻巴里坤（镇西）一千，此外还有数量不断增加
的绿营兵。
南区不同于东区和北区，没有常驻军，大部分驻军是来自其他两区的换
① 罗萨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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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兵。他们五年（最初为三年）一换，不得携眷前往。旗人和绿营兵驻守喀
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乌什吐鲁番。来自天山北部的绿营兵则驻守焉
耆、库车、赛里木、阿克苏、和阗等地。陕甘总督派来新疆的其他绿营兵则
驻守哈密和巴 里坤。总计在南部的清驻防军约在六千人左右。此外，喀什噶
尔还有一支由五百名东突厥斯坦士兵组成的小部队，他们由本族一名总管和
六名属官率领。当地居民也执行站岗放哨等半军事性勤务。
在刚进入十九世纪时，即当浩罕崛起为地区性强国和英俄势力渗入清代
中亚的前夕，清政府似乎把外有天山和帕米尔作为屏障的东突厥斯坦视为政
治和军事上的死胡同。因此，清政府集中注意于防卫和开发天山北路，把六
城视为维持军队的大税源。
在新疆驻军乃是耗资巨大之举，仅士兵每年薪饷一项就要耗费白银约三
百万两，而当地每年税收远不及此数。向六城居民每年征收的税银和生铜仅
达一千三百五十万蒲尔 （指六城铜币），但此数不包括外贸关税和其他杂税
在内。根据1801年的铜银兑换比价（220个蒲尔等于一两白银），这笔收入
①
还不到六万二千两。政府每年征收的谷物总计达六十四万九千担，主要来自
准噶尔地区。即使算上一切货币和实物的附加税收，包括政府经营的铜矿和
牧场的收入，新疆也是自力难支的。到1800年，驻军的官仓是满的（伊犁粮
②
仓储备有五十多万担小麦，这是政府的唯一储备粮 ），但是每年为维持新疆
的耗费得从中国本土提解白银一百二十万两。
新疆货币有两个分割的流通区。第一个流通区是在准噶尔和维吾尔斯
坦，远至西部的喀喇沙尔（焉耆），货币用白银，按重量计值，一如这些银
两的来源地中国本土那样。但是，早在1814年，北京政府就已开始努力减少
向新疆输出白银。伊犁也铸造中国的标准合金铜币（制钱）。第二个流通区
是在六城，它的货币制度为铜本位，但不是使用伊犁铜币，因为整个新疆铸
造铜币没有标准化。六城货币的基本单位是蒲尔，这是一种纯红铜钱币，汉
语称之为“红钱”。币面象中国本土的钱币，铸币地则铸以阿拉伯文和满文，
五十蒲尔合一个坦伽。在1800年，六城仅有一家造币厂在阿克苏，六城以外
地区则不流通蒲尔。六城以内没有金币或银币。不过，半锭和四分之一锭的
银元宝以及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