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副刊”已成年：《书评》小史
书评纪年
一切在海上——《吉姆老爷》，约瑟夫·康拉德着
觉醒——《我生命的事情》，海伦·凯勒着
时代的悲剧——《黑人的灵魂》，威·爱·伯·杜波依斯着
心灵之潮——《卡拉马佐夫兄弟》，费·陀斯妥耶夫斯基着
一个男孩最好的朋友——《儿子和情人》，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着
亚当斯家庭——《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亨利·亚当斯着
释梦的奇人——《精神分析引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着
美妙的疯狂——《尤利西斯》，詹姆斯·乔伊斯着
无望的旁遮普——《印度之行》，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着
出诊——《阿罗史密斯》，辛克莱·刘易斯着
告别时髦女郎——《了不起的盖茨比》，佛·斯各特·菲茨杰拉德着
完美的女主人——《黛洛维夫人》，维吉尼亚·伍尔芙着
它让我想起了——《盖尔芒持之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着
太大，无法写小——《美国的悲剧》，西奥多·德莱塞着
木屋的日子——《亚伯拉罕·林肯：草原上的岁月》，卡尔·桑德堡着
创新——《面具：艾兹拉·庞德诗集》，艾兹拉·庞德着
疾病：一种隐喻——《魔山》，托马斯·曼着
斗士回忆录——《为控制生育而奋斗》，玛格丽特·桑格着
震惊的未来——《美妙的新世界》，奥尔德斯·赫胥黎着
当生活成为新闻报道——《1919年》，约翰·多斯·帕索斯着
密西西比沼泽——《八月之光》，威廉·福克纳着
厌倦一切——《伤心小姐》，内森尼尔·韦斯特着
仇恨的礼赞——《我的奋斗》，阿道夫·希特勒着
斯嘉丽研究——《飘》，玛格丽特·米切尔着
特别的K——《审判》，弗·卡夫卡着
干旱尘暴区的布鲁斯——《愤怒的葡萄》，约翰·斯坦贝克着
犯罪与惩罚及其剖白——《土生子》，理查·赖特着
向前看，安琪儿——《你不可能再回家》，托马斯·沃尔夫着
值得为之而战——《丧钟为谁而鸣》，欧纳斯特·海明威着
被信仰毁灭的人——《中午的黑暗》，阿瑟·凯斯特勒着
建筑大师——《源头》，爱恩·兰德着
被火烧毁——《四个四重奏》，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着
光阴的遗迹——《重访布拉兹赫德》，伊夫林·沃着
他习性的勇气——《柏林故事集》，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着
这是战争，而我们又必须期待它——《广岛》，约翰·赫塞着
对他气概的终极考验——《积聚中的风暴》，温斯顿·邱吉尔着
鼠疫——《鼠疫》，阿尔贝·加缪着
崭新的新语言——《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着
与自己作战——《从这里到永恒》，詹姆斯·琼斯着
来自地下的故事——《看不见的人》，拉尔夫·爱立信着
残忍的福音传教士的城市——《慧血》，弗兰纳里·奥康纳着
秘密居所中的生活——《安妮日记》，安妮·弗兰克着
蜘蛛来了——《夏洛特的网》，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着
自己的世界——《第二性》，西蒙·德·波伏娃着
世俗穴居矮人主义——《行会首领》，J·R·R·图尔金着
伟大的沉思者——《阿基琉斯之盾》，威斯坦·休·奥登着
家中的酒鬼——《长夜漫漫路遥遥》，尤金·奥尼尔着
漫长的喜悦之路——《在路上》，杰克，凯鲁亚克着
优雅的迷恋——《洛莉塔》，弗·纳博科夫着
令人羡慕的格拉斯家的人们——《弗兰尼和卓依》，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着
我们周围的毒——《沉默的春天》，雷切尔·卡森着
一群病态的人——《V》，托马斯·品钦着
非同寻常的罪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寻常的罪恶的报告》，汉娜·阿伦特着
连锁信——《赫索格》，索尔·贝娄着
堪萨斯死亡之旅——《残杀》，杜鲁门·卡波特着
从凶杀中起家——《马尔克姆·X自传》，马尔克姆·X着
罪恶感的愉悦——《波特诺的怨诉》，菲利普·罗斯着
真正的魔力——《百年孤独》，加·加西亚·马尔克斯着
觉悟正在提高——《性政治》，凯特·米勒着
杰美茵的份量——《女阉人》，杰美茵·格雷尔着
麦肯·戴德历险记——《所罗门之歌》，托妮·莫瑞森着
为我遮遮风雨——《处决》，迈克尔·黑尔着
咱们开始吧——《刽子手之歌》，诺曼·梅勒着
逃难的白种人——《朱莱的同类》，南丁·戈迪默着
道德寓意和创造——《1927－1979，诗歌总集》，伊丽莎白·毕晓普着
普通人——《大教堂》，雷蒙·卡弗着
谢尔曼走向毁灭——《名利的篝火》，汤姆·乌尔夫着
天灾——《乐队仍在演奏》，蓝迪·希尔兹着
一个外表漂亮，不长脑子的家伙——《兔子安息了》，约翰·厄普代克着
忘掉神，找找其他的——《奥梅罗斯》，德里克·沃尔科特着
镜子，镜子——《美的神话》，娜奥米·吴尔茀着
攻读博士学位的女人——《寻找良伴》，诺曼·拉什着
关于女人的战争——《后座力》，苏珊·法露迪着
放过马德穆尔特——《重建俄罗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着
其他书评
后记
“文学副刊”已成年：《书评》小史
1896年，阿道夫·S·奥克斯接管《纽约时报》时所烧的三把火之一便是为书另辟专版。他决意提高报纸的覆盖面，对他来说，书籍这个领域大有可为，但他的前任们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他判断对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出版业突飞猛进，读者群也相应稳定扩大。书的数量成倍增长，而书就是新闻。
当然，《书评》本身算不上是创举。奥克斯以前的老式时报也有一定数量的书评。但它们只得出现在本己拥挤不堪的新闻栏目中间，和其它l00多个标题为争取空间及显眼的位置而拼搏奋斗。为书新辟一个专版意味着更多的书可以得到评论。评论的长度也比以前长些，同时，它也将有关书和作者的故事都集中到一起，不象以前乱七八糟的到处都是。
它还吸引了很多出版商来做广告。诚然，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裹足不前，怀疑接着在报纸的主要版面上做广告效果是不是更好——这些版面人人都读。但很快他们就改变了主意。
但经济上的考虑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判定，新专版的设立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会给报纸带来声誉。它是不凡的标志，表明《纽约时报》有着很强的文化使命感。
l906年，庆祝“专版”10周年的时报，声誉这出戏是大唱特唱。周年纪念刊在编辑部有关的简短声明下面便是一连串当时名人的贺信，每封贺信后面都是那些人签名的摹本（似乎没有这个，题词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同时又用粗体标题打出：“卡内基先生认为它给时报增光添彩”，“舍夫先生说它为提高时报的品位作出了巨大贡献”，“玛丽·E·维尔金斯认为《书评》很有份量”，“科尔·哈伟说它的影响不错”，“波特主教没有哪个星期六不读它”。（1906年的“专版”还和刚开始创办时一样，只在星期六出版。）
将贺信一一列出是公关上的杰作，但它同时也表明当时主管文学副刊的人对文学的感情还有限，正如报纸不无得意地指出来的那样，贺信多来自文学圈子之外，来自“教堂、酒吧、公园，还有商界”。当时被推崇的作家如今多己淹没无闻。他们中，最显赫的要数小说家詹姆斯·雷恩·爱伦，《肯塔基大主教》的作者——他的信被影印了下来。
但另一方面，期待文学副刊像文学月刊或是高傲的季刊一样也不现实。
它的目标是吸引时报所有的读者，因此，即使早期的编辑是严谨的学者或是无畏的先锋（尽管现在看来他们一点也不激进），他们也不得不和大众的趣味妥协。
但事实上还是有许多读者不感兴趣。在创办初期当只有8页的专版被叠好和其它栏目放到一起时，它很容易被人抛弃，许多读者就是这样做的。爱尔莫·戴维斯在他的《纽约时报史》（1921）中说，读者星期六去城里上班时——那时候星期六人们还得工作——经常只是扫上一眼（或者根本就不看），就让它“随风飘去”，这种习惯随处可见，结果有家幽默的报纸画了一幅漫画，并称为《文学副刊》——为戴维斯援引——画上一个公民正从厚厚一堆被扔掉的《纽约时报星期六书评》中艰难地走出高架列车车站。
时报的人当然不喜欢这个玩笑，但他们没有退缩，《书评》增加到了16页。1919年又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措施，它成了星期天出版的时报的专版，而且增加了插图。以前的第一版是零星报道，现在让位给了份量最重的评论。它的页数在不断增加——32页，有时甚至是56页，到1920年它早已改变了“被抛弃”的历史，成了厚厚实实的一大摞。
并不是每个人都被迷住了。亨利·路易·门肯便是一例。尽管他也为时报写过书评，但那并不妨碍他把它当成文化平庸主义的堡垒。1917年，他猛烈攻击批评家、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利昂·费尔普斯，门肯最大的指责是费尔普斯放弃了以前的高标准——他是严肃研究现代小说的先驱——接受了“《纽约时报》文学副刊的标准。举个例子来说，在最新出版的书中，费尔普斯将欧文伟思特置于西奥多·德莱塞之上，并将查尔士·D·司徒沃特（他是谁 ？）吹捧为马克·吐温”的衣钵传人。
门肯并不以评判上的公平而著名（而且作为《时报》明星书评家的费尔普斯也比他指责的要强得多）。然而门肯的不满却在他的同辈人中很有市场，尽管其他人也许不能像他那样将它强烈地表达出来。在当时美国文学正经历一场文艺复兴，国外在发生革命性的运动时，《时报》的《书评》似乎是在一味地迎合中产阶级的趣味。当然，对某些个别现象这些批评并不适用：间或为《书评》写文章的人形形色色。但例外不能改变它的基调——这一基调由闲聊式的新闻片断和没什么份量的文学专栏得到了加强。
有一项特色尤其将那种过时的调子推向奇怪的极端。早些时候，作为拉拢读者政策的一部分，《书评》设立了一个部叫“有问必答”，为读者提供其不太清楚的文学信息。问题和答案都来自读者。如果它们能作为判断的依据，19世纪最唠叨最多愁善感的一面还活得好得很，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本奇利写了一篇极棒的滑稽模拟《文学失而复得部》；它的优秀部分在于，像所有好的戏拟一样，它没有对原作的效果进行不恰当的夸张。《文学失而复得部》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出现在《金婚》的标题下。K·I·F——谁是下述文字的作者 ？它是什么意思？
噢，金色的婚礼金色的，金色的婚礼！
典型的答案出现在《祖母还是女孩时》的标题下：“路特·F·尼姆，弗卢申，L·I——E·J·K询问的诗，在1850年7月堪萨斯阿什堡的自由土壤骚乱时有人背诵过。它的题目叫《祖母还是女孩时他们就是这么做》，作者是利昂得·B·里泽德主教，最后几行是这样的：“‘祖母还是女孩时，他们就是这么做。’”其他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有：奥尔巴尼的利利昂·W·以思特、纽约的马丁·B·弗洛奇 、纳罕特的亨利·卡伯特·洛奇。”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六十年代《有问必答》还挺受欢迎，而且形式大体上没变。l963年，德怀特·麦当劳写他著名的敌视书评的文章《纽约时报，唉》时，毫不费力地引用了最近的“疑问”，如果罗伯特·本奇利泉下有知，他一定会感到欣慰。没错，这一特色项目只是书评上出现的众多项目之一。但因它每周不落，故而成为《时报》特色最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占怪而又惹人喜爱的方式，它加强了人们对《时报》的印象，即在《文学》上，它已大大落后于时代。
事情发展的自然过程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任何象书评一样广泛的综合性报纸必定要反映出新名词、新主题、新态度，即便是仅仅通过被评的书。
其中不少东西在二十年代看来己是现代得危险，到五十年代，批评家对它最一致的攻击不是它太超前，而是它太温和。
例外总是有的——令任何报纸都引以为荣的例外。间或也有人试图改变，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十年代，《书评》大大得益于极为敏锐的助理编辑哈维·布莱特。但布莱特一直没成为编辑，《书评》又回到了它的老路，在文学界的上层——不仅仅在上层——不满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系列的作家都发表了文章抱怨说《书评》不够好。德怀特·麦当劳的作品便是一例。此次战役中弹药的其他提供者有《美国学人》上的齐奥费里·瓦格纳；《哈珀杂志》上的伊丽莎白·哈得维克，以及《代达勒斯》上的约翰·霍兰德（名单可以很容易地拉长）。
开始时批评还受到抵制，但最终它们还是达到了效果。文化环境此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七十年代，《书评》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转变。1971年，约翰·利奥纳德被任命为编辑，标志加大改变对旧有约束限制的开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利奥纳德先生和他的继任——哈维·沙皮罗、米切尔·利维塔斯及利贝卡·柏柏·辛克勒——不可避免地拥有自己独特的编辑风格，但无论他们的差异有多大，他们之间相似的地方比他们中任何人和此前《书评》70多年主导思想之间相似的地方都要多。
《时报书评》遇到的某些困难，任何属于报纸一部分的书评都会遇到，比如，如何协调高品味的文学标准和特殊的文学兴趣与对这些标准不感兴趣但又想了解一些书的情况的普通读者的需要。
在这方面将《纽约时报》的经历和《伦敦时报》相比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1902年，和美国一样，英国也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