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就国民议会而言，运用这种权利乃是他们的义务，而国民则是他们的
权威。他们是由最大多数人运用欧洲人未之前闻的选举权选出来的。他们不
是从腐败的享有选举特权的城市中产生的，也不是依附贵族的代理人。他们
感到自己秉性的尊严，力求保持这种本色。不论对问题赞成还是反对，他们
在议会上的讲话都是自由、大胆和有骨气的，并且涉及问题的各个方面和各
种情况。如果事情或论题关系到行政部门或主持者面前，他们照样用男子气
概和正人君子的语言辩论下去；他们的答问或演说也受到同样的方式对待。
他们不以粗俗无知的空虚神情超然物外，也不以溜须拍马的下贱态度卑躬屈
膝。真理的庄重自豪感漫无止境，并且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保持着人类的正直
品质。
让我们再看看问题的另一面吧。在英国议会对其国王的致辞中，既没有
象法国旧国会那种无畏精神，也没有新国民议会那种安祥沉着的庄严；更没
有丝毫迹近生硬的英国风度。它们既不是外来品，也不是天然的英国产品，
它们的来源要到别处去找，这就是诺曼人的征服。它们显然是一种臣属的态
度，并且有力地标明一种仅仅存在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匐伏在地的距
离。这种臣属观念和发言方式甚至在1688年革命时也未去掉，这可以从国会
致威廉与玛丽的宣言中的这些话明显地看出来：“我们最谦恭和最忠诚地表
达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顺从之意”，“顺从”完全是臣属的措辞，
同自由的尊严极不相容，这是征服时期所用的语言的摹仿。
判断任何事物都要通过比较。对。。 1688年的革命，尽管在当时情况下可以
作高于它本身价值的赞扬，但还是应该对它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它已经衰
落下去，日益扩大的理性范围以及美法两国的光辉革命已使它暗然失色。要
不了一个世纪，它将和柏克先生的著作一起，“扔进储藏一切垃圾的家庭地
窖”。那时，人们将很难相信，一个自称为自由的国家居然会到荷兰去请一
个人来①，给他权力，以便使自己怕他，每年还给他近百万镑，让自己和自己
的子孙后代象奴婢般永远顺从他。
但是有一个真情应该让人知道：我曾有机会看到这一点，即不论表面现。。
①指
1688年
11月英国国会派代表去荷兰迎接荷兰执政者威廉到英国为王。——译者
象如何，随便哪类人轻视君主，都没有官廷大臣来得厉害。但他们深知，如
果让别人看出破绽，就象他们所看到的那样，就蒙不下去了。他们的处境就
象靠变戏法为生的人，他们对戏法的愚蠢是那么熟悉，自己也觉得好笑，但
如果观众在这方面也变得象他们一样聪明，那戏法就拆穿了，钱也没了。就
君主政体来说，一个共和主义者同一个朝臣之间的差别在于，共和主义者反
对君主政体，相信它有点名堂，而朝臣则讥笑君主体制，知道它一点名堂也
没有。
象如何，随便哪类人轻视君主，都没有官廷大臣来得厉害。但他们深知，如
果让别人看出破绽，就象他们所看到的那样，就蒙不下去了。他们的处境就
象靠变戏法为生的人，他们对戏法的愚蠢是那么熟悉，自己也觉得好笑，但
如果观众在这方面也变得象他们一样聪明，那戏法就拆穿了，钱也没了。就
君主政体来说，一个共和主义者同一个朝臣之间的差别在于，共和主义者反
对君主政体，相信它有点名堂，而朝臣则讥笑君主体制，知道它一点名堂也
没有。
在研究法国宪法时，我们看到一切事情都井然有序。原则与形式相协调，
二者又和它们的发端相协调。也许有人会替坏形式辩护，说它们不过是形式
而已，但这是错误的。形式来自原则，并在运用中继续发展原则。坏的形式
只能根据坏的原则去推行。坏的形式也不能硬加于好的原则：任何一个政府，
如果它的形式是坏的，它的原则也肯定是坏的。
这里，我要最后结束这个论题。我在开始时曾说过，柏克先生已自动放
弃把英法两国的宪法相比较。他对没有这样做表示歉意，说他没有时间。柏
克先生的书写了八个多月，长达三百六十六页。正如他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
有损于他的事业一样，他的道歉使情况更糟；海峡那一边的英国人会开始想，
在所谓的英国宪法中到底是不是有一些根本的毛病，以致柏克先生只好不做
比较，免得把毛病暴露出来。
柏克先生既然没有谈到宪法，所以也就没有谈法国革命。他没有叙述革
命的开始或其进程。他只是表示惊讶。他说：“在我看来，我好象处在一个
极大的危机之中，这不仅是法国一国的事，而是全欧洲，也许超越全欧洲的
事。从一切情况来衡量，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生过的最令人吃惊的
革命。”
聪明人对蠢事吃惊，蠢人对聪明事吃惊，我不知道柏克先生吃惊所为何
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根本不了解法国革命。法国革命好象是从混乱中
进发出来的新事物，其实只是在法国早已存在的思想革命的结果。国民的心
理早已发生变化，事物的新秩序自然随着思想的新秩序应运而生。在这里，
我将尽可能扼要地追溯一下法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并指出促成这一革命的种
种条件。
路易十四的暴政，再加上他的宫廷的荒淫无耻以及他秉性的浮夸不实，
曾经大大压抑同时又迷惑了法国人民的心理，以致他们好象失去了一切尊严
感，一味想到他们大皇帝的尊严；而路易十五全部在位期间，又仅以软弱无
能和忧柔寡断著称，情况毫无改变，反而使国民更进一步陷于麻木不仁的境
地而不能自拔。
在这期间，显示自由精神的唯一标志只能从法国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
波尔多议会议长孟德斯鸠做了专制政府统治下的作家所能做到的一切；由于
他不得不既讲原则又小心谨慎，他的思想往往隐而不露，因此我们应当相信
他有更多的想法没有表达出来。
波尔多议会议长孟德斯鸠做了专制政府统治下的作家所能做到的一切；由于
他不得不既讲原则又小心谨慎，他的思想往往隐而不露，因此我们应当相信
他有更多的想法没有表达出来。
相反，我们在卢梭与顿纳尔教长的著作中发现热爱自由的思想感情，它
令人尊敬并提高了人的能力；但是在激发了这种蓬勃向上的生气之后，却没
有指导它去发挥作用，只是听任人们爱上一样东西，并没有阐明如何去占有
这样东西。
魁奈和杜尔哥以及这些作家的朋友们的著作，都是属于严肃一类的；但
是他们与孟德斯鸠一样，在不利的条件下从事写作；他们的著作中充满了有
关政府的道德箴言，但只涉及精简和改革政府的行政方面，而不涉及政府本
身。
然而，所有这些著作和其他许多著作都是有分量的，它们以不同方式讨
论政府问题，孟德斯鸠用他关于法律的见解和知识，伏尔泰用他的机智，卢
梭和赖纳尔用他们的生动活泼，魁奈和杜尔哥用他们的道德箴言和经济体
系，使各式各样的读者都获得了适合他们口味的东西，当英国和它当时在美
洲的殖民地发生争执的时候，一种政治上寻根追底的气氛就开始在法国全境
传播开了。
由于把在美洲发生的军事事变同美国革命的原则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
把这些事变在法国公布就必然要与生产事变的原则联系起来。许多事变本身
就是原则，例如美国《独立宣言》，《法美同盟条约》，它们承认人的天赋
权利，认为反抗压迫是正当的。当时的法国总理维尔日纳伯爵不是美国的朋
友，可以公道而感激他说，倒是法国王后使美国发生的事情在宫廷中流传开
来。维尔日纳伯爵是富兰克林博士的私交又是社交，富兰克林通情达理的文
雅态度对他有所影响，但在原则上维尔日纳伯爵仍然是专断独行的。
富兰克林博士作为美国驻法公使，他的地位应列入一连串事件之中。在
社会上，活动范围最小的就数外交人员，大家由于互相猜疑而不相往来，外
交人员就象一个失去联系的原子。不断地冲击和被冲击。但富兰克林博士却
不是如此。他不是官廷的外交官，而是人民的外交官。他的哲学家的品质早
就被一致公认，他在法国的社交范围是广阔的。
在很长时间内，维尔日纳伯爵不准译成法文的《美国宪法》在法国公布；
但即使如此，他还是不得不对舆论让步，知趣地允许把他曾经抵制过的东西
发表出来。《美国宪法》之于自由，正如语法之于语言；它们规定各种词类，
并且实际上把词类造成句子。拉法叶特侯爵的特殊地位是一连串事件中的另
一件。他曾在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领导下当过军官，为美国效过劳，由于交
游广阔，同美国军政界关系友好密切。他讲这个国家的话，参与讨论美国政
府的各项策政，而且在历次选举中都是一位深受欢迎的朋友。当战争结束时，
由于法国官兵回国，一支增强自由事业的庞大力量遍及法国全境。实践知识
于是同理论结合了起来；就缺机会使它真正实现。严格说来，人不能为自己
的目的创造时势，但是时势一旦出现，他总是能抓住时势加以利用，法国的
情况就是如此。
的目的创造时势，但是时势一旦出现，他总是能抓住时势加以利用，法国的
情况就是如此。
是
1781年
5月去职的，后来由于财政管理不善，特别是在哥洛
纳先生施政期间挥霍无度，法国岁入虽达二千四百万镑，仍不敷支出，这并
非由于收入减少，而是由于开支增加；而这就是这个国家爆发一场革命的条
件。英国首相皮特先生经常在他的预算案中提到法国的财政状况，但并不了
解这个问题。倘若当年法国议会登记新的征税法令也象英国国会予以批准那
样干脆，败政本来就不会混乱，也不会发生什么革命了，但等我讲下去，这
一点自会明白的。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以前法国敏府是怎样征税的。国王或毋宁说是宫廷
或内阁以国王名义任意制定征税法令，送交议会登记；因为在议会予以登记
之前这些法令是无效的。对于议会在这方面的权限问题，宫廷和议会之间一
直有争执。宫廷坚决主张议会的权力只限于对征税表示异议或提出反对理
由，而自己则保有断定所提理由是否充分的权力，结果官廷就可以要末自行
撤消法令，要末行使权力勒令议会予以登记。议会方面则坚持不但有权表示
异议，而且有权拒绝登记；据此，议会总是得到国民的支持。
还是回到我讲述的事情上来吧！当时哥洛纳先生需要钱。他知道议会对
于开征新税的强硬立场，就很巧妙地设法或则用比较婉转的方式而不用高压
手段去接触议会，或则用策略绕过议会；为此，他袭用故伎：从各省召集一
批人，称为“名人会议”，于
1787年开会，这些人的使命是向议会提议征收
新税，或者自己来行使议会的职权。1617年就召开过这样一次会议。
我们既然把这件事看作是实际上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就不妨来谈一些它
的细节。名人会议在一些地方曾被误认为是三级会议，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三级会议总是由选举产生的，名人会议的成员则全部由国王提名，共一百四
十人。但是由于哥洛纳先生不能操纵这个会议的多数，他非常巧妙地将他们
加以安排，使一百四十人中只要有四十四人就成为多数；为此，他把他们分
成七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二十人。每一个一般性问题不是由人的多数来决
定，而是由委员会的多数来决定；由于在一个委员会中，十一票就成为多数，
而四个委员会则是七个委员会中的多数，哥洛纳先生乃有充分理由认定，既
然四十四人就可以决定任何一般性问题，他的得票数就稳占上风。但是他的
算盘打错了，结果自己也垮台了。
当时，拉法叶特侯爵在第二委员会，达多亚伯爵是该委员会主席。既然
目的是解决钱的问题，会上自然把有关钱的一切情况都提了出来。拉法叶特
侯爵发言指责哥洛纳背着国王出售王室土地达二百万利弗。达多亚伯爵问侯
爵可否把这项指责写成书面（这好象是在恐吓，因为当时巴士底狱还存在）。
侯爵回答说可以。达多亚伯爵没有硬要，而是从国王那里带来口信叫他这样
做。拉法叶特侯爵就把他的指责写成书面送交国王，并负责予以证实。此事
以后，没有再提，但哥洛纳旋即被国王免职，逐往英国。
由于在美国的亲身经历，拉法叶特侯爵在民政方面比当对名人会议的大
多数成员都来得熟悉，所以，主要的工作大多由他负责。那些主张制订宪法
的人打算在税收问题上同宫廷较量，有些人公开亮出了他们的目标。达多亚
伯爵同拉法叶特侯爵经常在各种问题上发生争执。关于已经产生的欠款问
题，拉法叶特侯爵主张通过使开支适应收入而不是收入适应开支的办法加以
解决；作为改革的对策，他主张取消巴士底狱和全部国立监狱（因为这些机
构花费浩大），同时禁发密诏构花费浩大），同时禁发密诏，但是这些事情当时未受重视，至于密诏，
极大多数名人似乎还是赞成的。
关于给国库提供新的税收问题，会议拒绝受理，一致认为他们没有权力。
在一次辩论这个问题时，拉法叶特侯爵说，靠征税筹款只能由一个人民自由
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的国民议会进行。达多亚伯爵问道，你指的是三级会
议么？拉法叶特侯爵回答说是。达多亚伯爵说，你愿把你说的话签字呈交国
王吗？拉法叶特侯爵答称他不但愿意这样做，而且还要更进一步，并说有效
的方法是使国王同意制订一部宪法。
用名人会议代替议会的计划失败了，又冒出了另一个由会议提出法案的
计划。关于这个问题，会议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