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叛徒- 第1部分

　
作者：人心


　　　　这些年来，总是不时的发生一些腐败官员被曝光的新闻；其中包括许多的高级干部。通过观察发现：许多贪官东窗事发，在交代犯罪事实时，几乎总有一词：这是被逼的，是迫于无奈。其中四川省双流县原县长杨国友更是出语惊人：“我不敢不收钱，因为如果不收钱，就是和其他收了钱的人过不去。”似乎，“逼迫无奈”成了贪官收取贿赂的一种理由。

　　无独有偶，这话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战争年代那些卖身求荣的叛徒。他们被俘后或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或是经不起敌人的美色引诱，出卖了革命、出卖了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可当他们被捉拿归案时，却也都无不口念“我是逼迫无奈”这一个陈词滥调。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叛徒的变节行为，人们至今仍是嫉恶如仇，义愤填膺。因为战争年代是腥风血雨，你死我活的，叛徒的变节就意味着共产党人的人头落地，这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所以，在革命的队伍中是没有“逼迫无奈”可言的。

　　我以为，贪官的“被逼”与叛徒的变节，尽管发生的年代不同，表现形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丧失了为人、为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最低底线、基本要求，违背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钢弹”、“糖弹”面前打了败仗，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反面，这岂能以一句“逼迫无奈”，就蒙混过关，溜之大吉的。　

　　拒腐防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必须和战争年代那样真刀真枪地去拼、去干，决不能总是“刀下留情”、“下不为例”、“化大为小”、“不了了之”，更不能官官相护。要打赢这场战争，必须要有战争年代那么一种信念，一种勇气，一种拚命精神；要善于打肉博战、攻坚战、持久战，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只有这样，为官者才能始终保持“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政治本色，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支持和拥护
　　
　　一。中共叛徒产生的原因

　　从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短短的28年中，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能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聆听隆隆礼炮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最强音的就只剩下董必武了。其间，我们进行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抗日战争。

　　　　我们党内绝大部分同志，在着战火硝烟的战争中，他们视死如归，英勇作战，抗战期间，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在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当中，他们面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疯狂进攻，采取坚决的回击，为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但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　总有极少数人是软骨头；　经不住考验而背叛中国共产党；　而成为可耻的叛徒。　当年的参加“一大”代表们许多战死沙场，但是也有3人叛党了。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一大”代表，代理书记周佛海；“一大”代表，“一大”后的组织部主任，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张国焘相继叛变革命。中共特科科长顾顺章，甚至连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投降蒋介石了，等等。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曾经的有志青年，先进分子走上叛党不归路的呢？在这里，我从几方面主要谈谈对中共叛徒出现的原因沉重问题的认识。
　　　
　原因一，没有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共产主义信仰不够坚定。

　　这是众多叛徒叛党投敌的根本原因。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以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以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奋斗纲领，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它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规定了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没有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其精神支柱，没有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理论指导，因而才会使许多同志失去方向，没有目标，甚至出卖灵魂，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反面。

　　曾任“一大”代表，代理书记的周佛海就远非一个具有革命信心和决心的人，他曾因生活困难说过：“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　也是因为他的信仰不坚定，在大革命期间就与国民党右派沆瀣一气，其思想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的分歧越来越大，离心倾向也越来越严重，不交党费，不参加党的组织活动，甚至到处散布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最不象话的是他在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后，竟然公开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

　　　　西方有位哲学家塔西脱说过：“甚至连受惠于叛徒的人也痛恨叛徒。”周后来的主子汪精卫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也就算了，还要反噬，真不是东西。”当一个人信仰变成真空的时候，他也就不再懂得什么是羞耻了。

　　辛亥革命失败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到：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适时，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后，一些青年由信仰民主主义而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共产党就是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许多心怀大志的年轻人就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够深刻，只是以一种比较单纯的想法而加入进来，但是随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希望变成失望最终转向悲观，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如邵力子等人最终脱党叛变。
　　
　　原因二，个人对自己的错误不能认识清楚，对党的决定有不满和嫉恨情绪是叛徒产生的另一个原因。

　　１９２３年２月，京汉铁路大罢工展开，引起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吴佩孚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造成了“二。七”惨案的发生。全国工人运动从此暂时转入低潮。实践表明，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单靠无产阶级孤身奋战是不够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三大”提出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张国焘作为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最高指导者，并没有从工人运动的失败中总结出经验，反而“左”的立场上反对国共合作，认为在所有的阶级中除了工人阶级外，农民，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的，由于他反对统一战线政策，在大会最后的选举中失掉了中共领导人的地位，从此张国焘对自己所在的这个政党有了芥蒂，他说：“虽然服从多数而尽力执行国共合作这一政策，但我总难压抑自己反对这一政策的主张，有时觉得矛盾，有时觉得苦恼，我的人生观和革命观就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起了变化”。　大概他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曾经反对国共合作的他会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吧。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７月１５日汪精卫集团也公开反共。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中共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党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发动南昌起义，于７月３０日晚间举行暴动，但张国焘处处阻挠，致使起义推迟至８月１号举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１１月，在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太雷等人具体揭发了张的错误，会议通过了《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应开除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的资格。”　

　　　　张接到处分后，情绪十分消沉，又增加了对党的不满。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到川北，年底，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就在此时传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的消息。张闻后十分悲观。１９３４年底蒋介石加紧了对川陕根据地的“围剿”，张基于悲观思想并不组织反“围剿”而是计划放弃川陕，向西退却。从此红四方面军陷于困境。

　　　　１９３５年，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错误的认为我军力量严重不敌国民党的情况下反对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其实当时的全国在政治上正处于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前夜，全国人民纷纷要求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远离中心城市，给养困难，交通不便，倘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是非常乐观的。因此党中央批评“张国焘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在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斗争。”　加之后来张国焘分裂中央，在红四方面军中成立他自己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委员会”。

　　　　１９３７年３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彻底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他的右倾错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会上他勉强承认了错误，但另一方面他又百般狡辩，当时中央考虑他的党内历史，为了挽救他，决定暂时不给他做组织结论。然而这又使张十分懊恼，他认为“１９３７年的延安会议是背信弃义的不讲理的”。“中共已经完全变质，离我这个创始人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终于在1938年出逃武汉并正式声称退出党组织。
　　
　　原因三，向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加之国民党当局亦以此诱降。

　　党内一部分同志曾留学西土，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和进步的思想，他们本应回国后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可是他们在西方国家却受到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从而对党产生二心，为了国民党的黄金美女出卖了党的同志，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１９２８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北京西路赫德路一带工作时突遭逮捕。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周恩来组织“中央特科”同志通过巡捕房的内部关系查出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贺家兴，何芝华夫妇。　他们都曾留学德国，回国后两人在罗亦农领导下做秘书工作，由于他们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当时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费是２０块钱，无法满足他们享乐腐化的欲望，于是这一对叛徒与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密商以１０万元的代价出卖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十几处机关，他俩出卖的第一个人就是曾批评过他们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的罗亦农。幸好中央特科在查清贺，何罪行后将其处决，避免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原因四，无法忍受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为避免皮肉之苦而投蒋。

　　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用刑手段多如牛毛，老虎凳，辣椒水等等。他们的这种手段，并没有吓倒我们大部分的同志。许多被捕的同志们面对敌人这种惨无人道的逼供方法，没有一丝惧怕。绝食，拒绝说话，总之不会说出党的机密，不会出卖一起革命的同志。可是残酷的逼供手段实在让胆小者心寒，也有少数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出卖党组织，出卖同志也是由于此方面的因素的。他们以为投靠蒋介石不仅可以免受皮肉之苦，而且可以利用自己对中共的情报的了解受到重用。这一点常常是较多叛徒叛变的原因。
　
　　二。中共叛徒给党组织带来巨大的损失

　　无论是基于哪种原因而出现的叛徒对于党组织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其损失程度令人咋舌。因为其中有许多党的重要干部，掌握着党的许多高度机密，一旦他们以这些向蒋介石邀功的话，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中共“三大”以后张国焘被调离中央机关，被调往北京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发展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注意，反动军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３日，原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扬德甫被捕叛变，供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负责人。京师警察厅立即查抄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会所，并将张国焘夫妇逮捕。据现已披露的档案资料显示，张被捕后不久就向敌人屈服，供出李大钊等人。

　　　　６月１１日，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程克发出密令（内务部训令第１５２１号）命令。京师警察总署“查拿”李大钊等人，在这个密令里附有《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单》，《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共８２人，使中共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张在监狱里呆了５个月后被营救出狱，但他一直隐瞒在狱中的自首变节行为。直到解放后，随着张国焘被捕档案的披露，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又称“中央特科”它是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安全，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隐蔽斗争的政治保卫机关。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负责。向忠发挂名不顶事，周恩来是决策人，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　其时，顾顺章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党中央决定张国焘及陈昌浩赴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