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影视片，花钱拉拢名人、要人写文章，作演讲；还有一个人叫马·牛顿，混血儿，三十七岁，陆军情报处特别行动科上校副主任，公开身份是赴美探亲的大学讲师，他的任务是在卫号首长访美期间组织亲台反共势力进行抗议示威，同时用高价雇佣职业杀手和恐怖分子制造流血事件。陶希圣在中央全会上得意洋洋地说：‘用不了多久，美国和大陆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变化。’谷正纲也声称：‘三十天内要给卡特一点颜色瞧瞧。’
谷近贤合上笔记本，表示介绍结束。
宋培公却紧问一句：“美国方面有什么反应？”
谷近贤侧目望着长桌首端的副部长。
王枫扬了扬手里的茶杯盖，示意“可以讲”。
谷近贤重新打开笔记本，重新扶了扶眼镜，又开始一字一板地介绍：“最近几天，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连续发生了数起零零散散的反华示威，我驻美‘联络处’和‘办事处’均遭到一伙不法之徒的围攻。这些人有的打着‘声援台湾委员会’的旗号，也有的自称是大陆留学生和华侨团体。警方逮捕了数十人，并收缴了一批手枪、短刀和炸弹等凶器。种种迹象表明各种敌对势力已开始采取行动。为了防止在1号首长访问期间发生意外，1月13日，卡特总统已下令国防部、联邦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警察总署、国家反恐怖主义局组成一个联合安全委员会，由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亲自指挥。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安全特别执行小组，负责人叫哈理·泰伯森，是联邦安全局副局长，一名老牌特工，据美国《每日新闻》1月16日报道，泰伯森带领特工人员和防暴专家已对1号首长将要访问的四个城市进行了全面检查，特别是对车队行驶的路线及代表团留宿的旅馆、饭店和一些高层建筑，都已派军警严密清理和监控，但即使这样也很难保证没有危险分子的潜伏和隐藏的爆炸物。”
刘建锋忧虑地插话道：“美国这个大杂烩什么东西都有，什么事件都发生，据有关部门调查，不算那些激进的党派和台湾拉拢的反动团体，仅全国大大小小的恐怖组织就有四五百，流散在民间的各种枪枝1。5亿支，平均每3个人就有一条枪，每20分钟就有一人被枪杀。”
宋培公扳着手指挪揄地补充道：“被枪击的总统就有十多个，林肯、加菲尔、麦金莱·杰克逊、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
王枫一直仰靠在高背座椅上，微闭双目，两手轻轻抚摸着白底蓝花的瓷杯，似在聆听，又似在沉思，直到谷近贤的介绍被打断，他才探起身，两眼盯着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问道：“美国参、众两院有什么新动静？”
谷近贤呷了两口茶水，埋下头接着一字一板地说：“国会的绝大多数议员对我国领导人访问美国都表示支持和欢迎，如共和党领袖前总统杰拉德·福特、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小哈理森·威廉斯和外交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都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称赞我国领导人访问是‘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步骤’，‘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意愿和经济发展’，‘标志着两个大国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然，也有极少数亲台拥蒋派公开出来反对，像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斯伯特·多尔和犹他州共和党众议员莱斯特·沃尔夫就指责卡特邀请句号首长’访美‘是对台湾这个坚定的友邦和盟国以及对国会打了一记耳光’，‘是美国政府对红色共产主义的屈服’。在这伙人里闹得最凶的仍是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中、美正式建交的当天晚上他就跑到电视台，怒气冲冲地指责‘卡特总统关于中国的决定是美国有史以来历届总统所采取的最怯懦的行动’，‘这个行动等于是从背后对我们国家最忠诚、最可靠和最有价值的朋友台湾国捅了几刀’。注意，他在这里公然使用了‘台湾国’这个称号，可见用心之险恶。他还和众议员、‘自由中国委员会’主席周以德相勾结，煽动一些青年学生和亲台分子在华盛顿举行两次反对卡特的示威游行，但人数寥寥，声势平平，没什么反响。此招不灵他又生一计，12月21号，戈德华特竟然向美国联邦设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法院递交了一份起诉书，状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未经国会批准就宣布同大陆中国建交并废除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是滥用了属于国会和人民的权力’，并要求罢免总统。他还利用台湾支付的经费四处游说，送礼许愿，拉拢十几名参、众议员在这份起诉书上签名。他的这些举动确实在国会引起不小的震动，个别新闻媒体也跟着推波助澜，把‘能源危机’和‘失业问题’也抛了出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卡特总统两次亲自致电我们的‘1号首长’恳请他尽快访美。昨天下午，我们又收到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电话：美国政府已做好一切准备，将用最高礼仪迎接中国领导人的到来。”
宋培公笑道：“美国表现的这样急切，是想让我们的‘1号首长’帮老卡特解围。”
王枫感慨地长吁一声：“现在也只有咱们的句号’能帮他摆脱困境，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敢蹬开台湾同我们建交就很了不起，就是好朋友，他有难处，我们就该伸手帮他一把，我看‘1号首长’也是这样考虑的。”
刘建锋蹙着眉头不无忧虑地说：“只是风险太大了。”
王枫正色道：“所以，中央指示我们要摸准敌情，掌握动向，选好人员，确保‘1号首长’此次访美的安全，绝不允许出一丝纸漏。”
谷近贤忙接着刚才中断的话说：“克里斯托弗在电话中还问我们派多少保卫人员？分几批到达？”
王枫沉吟一会，问刘建锋：“去年卡特来我国访问时带了多少特工？”
刘建锋不加思索，脱口而答：“一百五十名，连先遣团在内分三批抵京。”
王枫断然道：“我们也按这个数，各部门挑选的人一定要精明强干，胆大心细，三天后集中，先遣队26号准时启程，名额分配嘛……”
众人忙握笔在手，准备记录。
这时，秘书推门走进来，将脸贴近正分配名额数目的王枫耳根，低声道：“1号首长请您去。”
王枫一怔：“谁？”
秘书稍稍抬高点声量：“‘1号首长’请您去。”
王枫“腾”地站起身，夹着文件包走到门口又扭头冲司、局长们大声道：“你们都坐着别动，等我回来传达。”
2
三小时后。王枫夹着文件包回来了，他的传达很简单：“‘1号首长’听取了国务院几个部委负责人就访问美国准备情况的汇报，要求两小时讲完，并规定了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外交部三十分钟，国防部（含总参、国防科委及海、空军）四十分钟，外贸、金融、航天有关部委三十分钟，文化新闻十五分钟，安全保卫五分钟……只让我讲五分钟。”王枫伸出一只干瘦的巴掌晃了晃，“我说，最近我们掌握了大量情报，证明台湾、苏联、美国、东欧和东南亚一些反动势力要采取恐怖手段，破坏这次访问，情况很复杂，很严峻，我请求向中央领导详细汇报，‘1号首长’却一摆手说：‘你只讲五分钟，我只讲两句话：一，随团保卫人员不得超过十人；二，我的安全由美方负责，客随主便嘛。’瞧，咱们这一摊子他根本就没放在心里，听都不想听。”
刘建锋似乎有些不相信：“就十个人？那够干什么？”
王枫又扬了扬巴掌：“如果把他自带的四名警卫和方副总理的一名警卫也算上，我们只需要再选五个人就行了，这还包括美方安全特别执行小组要求中方选派的一名特别联络员。”
宋培公不满地争辩道：“随团记者还十五个名额呢，怎么把我们卡这么紧？”
王枫无可奈何地笑笑：“江主任说，为节省开支，‘1号首长’只允许派一架专机，不卡我们卡谁？只怪中国太穷啊！”
赴美人数既然确定了，再少也比没有强，十几位司、局长立刻争抢起五个“名额”来，尤其是对那名“美方安全特别执行小组”要求中方选派的“联络员”的指标，更是互不相让，都想把这一“光荣使命”夺到自己头上。
王枫敲了敲茶几制止道：“争什么争！这次是到美国执行任务，华盛顿、纽约、西雅图，你们谁去那里转悠过？你们谁闻过这些花花世界的香风臭气？你们谁又能侃几句英语？说出来我听听！”
众人一时面面相觑，沉默不语。
王枫一挥手：“散会吧。”
刘建锋收拾好笔记材料，刚离开长条桌又被王枫喊住：“老刘，罗新华住在什么地方？”
刘建锋顺嘴答道：“东城区大雅宝胡同146号。”
第三章
1
1979年1月24日，上午8时30分。
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146号。
这是一座破乱而拥挤的大杂院，踩着石阶跨进院门，首先看见的就是一只挨一只的瓷盆瓦罐，木箱铁桶，一摞靠一摞的蜂窝煤和一间挤一间的用木板、油毡、碎砖头砌成的小厨房。如果凝目细寻，便会发现在这些斑驳脏乱的杂物中时隐时现地露出一截半截的原宅旧貌：石狮、门楼、影壁、廊柱以及龙头高昂的屋脊和雕花楼凤的门窗，这一切无不显示着往日的辉煌与尊贵。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古迹上可以断言，早年这里一定是哪位皇亲国戚的府邸或达官贵人的私宅。
太阳刚从屋顶露出半个发面窝头似的胖脸，正是大人上班、小孩上学、老头遛弯、老太太买菜的时候，院子里一片寂静。忽然，左侧角落中的一小耳房里传出一阵“哗哗叭叭”的声响，从门框上伸出的半截铁皮烟筒中蹿出股浓浓的灰烟，由旧棉被改成的门帘一挑，从屋里蹦出个人来，弓腰猛咳，挤出一脸鼻涕眼泪，好一会，他才喘过气，直起腰，右手揪住蓝色制式棉袄的左袖筒顺干瘦的脸上蹭了蹭，污迹和泪水抹去了，眼角的碎纹和密匝匝的胡茬却越发显得分明。他挺直瘦长的身子，双手抓住厚重的门帘高高撩起，可不管他怎样用力，略显驼背的腰杆仍像一根没长直的树干微微弯曲着。从屋内涌出的烟雾如流云般在他面前弥漫、飘散，待烟四散尽，他才放下门帘返回室内。小铁炉中的引火炭已点燃蜂窝煤，一只只黑圆的小孔中冒出缕缕淡蓝色的火苗，他把散落在地上的碎木片拾拢好，连同一盆引火炭塞回床下，这样明天生火时就不用再劈木柴了。这种火炉他使用了好多年，却总使不好，几乎每天夜里都要熄灭，每天起床都要乌烟瘴气地折腾一番。小屋里渐渐有了融融的暖意，他从陈旧的书橱中取过一只铝皮饭盒，在火炉旁的小凳上坐下。饭盒里装着一个馒头，几片酱牛肉和两块圆白菜叶，他用小果刀将馒头拦腰切开一条缝，把牛肉和菜叶夹进去，然后用夹蜂窝煤的长柄铁钳夹住馒头放到炉火上烘烤，跳动的火苗漫柔地烘烤着胀鼓鼓的馒头和肉片，发出“滋滋”的欢快叫声。不一会，小屋里便充溢浓浓的香味，每当这时，他就想起遥远的岁月中一个叫罗伯特·戴维的孩子，想起遥远的哈特城。那是得克萨斯州高原上的一座小镇，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数不清的牧场。每天清晨，当戴维坐到餐桌前时，慈祥的母亲总会从烤箱中端来一盘热腾腾的汉堡包。母亲是宁波人，十多岁时跟随做珠宝生意的父亲来到美国，可她的汉堡包却做得非常好，皮酥而不焦，肉嫩而不腻，生菜和果片又鲜又脆，连镇长品尝了都赞不绝口。后来母亲去世了，她是在戴维十一岁那年的夏天被一场冰雹砸死的，哈特草原上经常下鸡蛋大的冰雹，也经常有人和牲畜被砸死。母亲死后，戴维连着三天没吃饭，不论严厉的父亲怎样哄，怎样骂，怎样开着汽车买来各种食品和中国饭菜，他就是不肯吃一口。每次父亲把他拽到餐桌旁，他总是盯着烤箱发呆。父亲无奈，只好照母亲的做法烤制了一盘牛肉汉堡包，戴维竟大口吞嚼起来，父亲叹了口气。从此，父亲每天早晨都像母亲一样给他做一盘汉堡包。慢慢地，父亲粗糙的大手烤制的汉堡包竟然和母亲烤的一样香脆。再后来，戴维考人芝加哥大学，离开了高原小镇哈特城和鬓发斑白的父亲。
然而他不管走到哪里，喜欢吃汉堡包的习惯几十年都没改变，即使几十年后在黄河滩五·七干校喂猪的小草棚里，即使有一块玉米面窝头，他也要用炉火烤出一层焦黄的脆皮，然后夹上几片咸菜或白菜帮吃得津津有味。他能享受到这种独特的中式汉堡包完全是他一时冲动的缘故，正是这种冲动改变了——同时也决定了他的一生命运。而这种“冲动”却是深深蕴含在他心中的一股情感和信念的爆发。大学毕业后，他本想留在芝加哥当一名律师或记者，也确有几家名望甚高的律师事务所和报社向他发出聘书，偏偏在这时，他从收音机里听一个叫毛泽东的人站在遥远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高喊了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就这一声浓浓的湖南土音的高喊，使他激动得热血沸腾，彻夜难眠。第二天，他便毅然用全部积蓄买了张飞机票飞离了繁华的芝加哥。五天以后，他就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上，就在那一时刻，他给自己起了个崭新的名字：罗新华。
他归国不久，东西方两个大国在朝鲜半岛燃起战火，展开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厮杀。已改名罗新华的罗伯特·戴维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到血与火的战斗中，决心用青春和生命保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被选派到志愿军总部当翻译，跟随彭德怀元帅或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或并肩坐在谈判桌旁，确也着实风光了几回。可好景不长，他便厄运临头。一次，英国共产党主办的《火炬报》有位年轻的女记者来采访彭大元帅，他奉命坐在一旁当翻译，可谈着谈着，他就察觉女记者那一双碧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