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四处逃窜的落水狗，所有的人都向他投来仇视的目光。那愤怒的喊声，那阴森的刀光，令他感到一阵心惊胆颤，他不敢再想下去，扭头朝躺在身边的女人望去。现在他对她的身世略有所知。
她的真名叫阮氏文，越南西贡人。曾上过两年艺术学院。父亲是吴庭艳政府的内阁部长，一个很有权势的人物，南北方统一后被越共处决。她同母亲逃到香港，又历尽艰辛辗转来到美国。她当过清洁工、招待员、舞女。他对她的遭遇很同情，所以每次付酬他都显得很慷慨，总是比规定的数多许多。
女人似醒非醒地咕哝了几声。忽然，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女人赤裸的小腿上，白净的腿肚中央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胎记，圆圆的，淡淡的，仿佛是在白缎上留下的一枚印痕。他倏地记起在自己女儿的小腿上也有这样一块胎记，只是形状没这般大，颜色没这般深。每到夏天女儿总要穿双长筒袜，将这块小小的斑痕掩藏起来。有一回，他带着女儿到体育馆游泳。一位市委领导的儿子放肆地问她是不是日本人的后代，要不腿上怎么会有太阳旗。女儿哭了。他闻之怒不可遏，一记耳光打得那个半大小子口鼻喷血，被抬进医院。若不是王洪文出面说情，他几乎受到党纪处分。女儿恳求他想办法去掉这块有碍观瞻的黑印。他答应了，并告诉她等再长高些就带她到北京找最高明的外科医生给她做手术。女儿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可他一直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五年了，女儿一定长高了。她还在等待吗？还是像这个越南妓女一样，由于失去父亲的庇护而饱受磨难。他觉得心头涌起一阵酸楚和隐痛。他经历过各种疯狂的运动，也无情地体罚过各种“阶级敌人”。不用想象他知道他在政治上垮台会给家庭和子女带来什么样的厄运。在漫长的飘泊生涯中他时常为他的命运哀叹，更为家人的命运担忧。昔日豪华的住宅没有了，欢乐的家庭失散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的瞬间权势和荣耀一夜之间又被人夺走了。他就像一条被猎手捣毁巢穴、追杀得四处奔逃的老狼，惊恐、绝望而又百思不得其解。因而复仇是他唯一的生活目标和支柱。他不能多想，不敢多想。他怕想多了，会优柔寡断。他固执而又坚定认为，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他所崇拜的“革命路线”和“革命领袖”，也是为了他心爱的女儿。也许正是这种柔情和失去才使他变得这般凶狠、冷酷，这般义无反顾。
女人夜里回来的很晚。一进门便抱怨送“红卫兵蛋卷”的男人是个“性变态”，“色情狂”。
他冷冷地问：“东西呢？”
女人从化妆包中取出那只精美的“蛋卷盒”递给他，又笑眯眯地说了句：“那个恶魔祝你成功。”
他接过小巧的纸盒，问：“他说什么？”
女人脱口应道：“他说祝你成功。”
他扬起目光盯着她涂满脂粉的脸：“他还问你什么？”
女人又惶恐地摇摇头：“不，什么也没问，他交给我东西就走了。”
他笑了笑，没再吭声。他不相信狡诈的托尼只对女人的三角裤感兴趣，他也不相信这个女人的嘴巴会守住什么秘密。看来托尼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和使命，虽然这并不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危险，可他仍有些不放心，至少有些不舒服，因为这不符合他的办事习惯。好在他已得到了保卫局长送来的“红卫兵蛋卷”，这个女人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按照行动准则，他该让她永远闭上嘴巴了。这是件很简单的事，一分钟内就能干完。他本应昨天夜里就动手，但考虑到他还要在这里住一夜，便决定改在天亮后再处理这件事——搂着个活人睡觉总比守着一具冷冰冰的尸体舒服。
也许是过度的寻欢使他太疲倦了。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太阳已经跃上了马路对面的楼顶。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该动手了”。偏偏在这时，他看见了女人小腿上的一块胎痣。于是，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变得复杂了。这块圆圆的像一枚印章似的胎记使他蓦然想起了女儿的音容笑貌，想起了遥远的故土和往事。他的心不禁涌起一阵颤栗，浮起一丝怜悯，一股柔情……突然，窗外传来一声巨响打断了他的遐想，不知是汽车轮胎爆破还是有人扔炸弹，在这座城市里时常能听到这种令人心悸的声响。他晃了晃有些昏沉的脑袋，记起了自己肩负的使命和面临的处境。他很奇怪，在这严峻的时刻自己怎么变得这样儿女情长，优柔寡断。但他还是决定放弃后来的打算。他将越南姑娘小心翼翼地从自己身旁挪开，又拽过棉被为她盖严身子。然后他轻轻下了床，捡起掉在地毯的上的睡衣裹在身上，坐到化妆台前，从抽屉里取出那只精美的盒子。他用剪刀将捆扎的丝带剪断，打开盒盖，里面是一个用柔软的锡箔纸包裹着的椭圆形物体。当他把锡纸一层层剥开，便露出了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是两枚像五号电池大小的微型炸弹，米黄色的弹体如蛇皮一样泛着幽幽的亮光。他对这个玩意并不陌生。当年他在非洲丛林中的游击队营地受训时，曾按教官的指令把这样一颗炸弹装在一辆破旧的伏尔加轿车上。随后，让一名被浮的“KGB”少校开动汽车。当那个可怜的苏联人驶出一百米时，他摁动了遥控引爆器。随着一声巨响，伏尔加变成了碎片，那个少校也彻底消失了。事后，他只在乱石中找到纪念章大的一块头骨。当时他就听说这种威力神奇的炸弹叫“红卫兵蛋卷”，是美国的一个红色恐怖组织发明的。他不明白托尼为什么要给这个可爱的小玩意起名“红卫兵蛋卷”，但他很喜欢这个名字。他觉得用“红卫兵蛋卷”消灭“迪姆虎”简直就是历史安排，是一种伟大而神圣的巧合。
他从采访包中取出那架宝利来SX——石兰德高性能照像机，打开底盖，将两枚炸弹并排装进去。当他抬起头时，忽然从镜子里发现越南姑娘正趴在床上静静地看着自己。他猛地转过身，惊异地问：“你怎么醒了？”
女人甜甜地一笑：“我发现一个秘密，你是中国人。”
他两眼紧盯着她：“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见你说梦话了。”
他站起身，一边朝床前走一边温和地问：“哦，我都说些什么？”
女人舌头生硬地吐出几个不连贯的汉语：“你说，阿荣……爸爸……杀死他……”
当走到床边时，他已经明白他要放弃计划的念头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望着女人睡意未褪的脸惋惜地摇摇头：“你真不该这时候醒来。”
他甩掉睡衣，扑到女人的身上，两只大手顺着肩胛移到了纤细的脖颈处，当女人露出温柔的微笑时，他猛然用力一卡。他清晰地听见脖颈骨被拧断的“咔嚓”声，他感到女人光滑的躯体在他的身下剧烈地扭动了几下，随即便瘫软着一动不动了。
好一会儿，他才站起身，用手指将越南姑娘的双眼轻轻合上，把她扭曲的四肢摆平，又拽过棉被盖在她已开始冷却的身子上。
几分钟后，他背着采访包走出了威斯康星大道R街18号公寓楼，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朝华盛顿国际机场方向驶去。
第二十六章
1
1月31日。下午3时。
罗新华一直站在大理石楼梯的第三层阶梯上，默默地俯视着熙熙攘攘的大厅。此刻，华盛顿的所有记者几乎都涌到这座新闻大厅，等候采访美中首脑在这里举行的签署各种协定的仪式。其实，这种“仪式”对他们来说已没有什么新闻价值，许多记者在走进白宫大厦之前已将这一消息的电传稿发往报社或电视台。可他们还是极其耐心地等待着，希望能得到一些新的爆炸性信息或令读者感兴趣的花絮。
悬挂在大厅两侧的四部超大型屏幕闭路电视正播放着签字仪式的实况：“1号首长”和卡特并排站在插有中美两国国旗的长条桌后，笑眯眯地望着各自的下属代表各自的政府在一份份拟好的协议书上签字。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意和友好的微笑。
罗新华虽然并不清楚这些协议的具体条款和内容，但他知道这每一份协定都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和前途，都凝结着“1号首长”的心血和胆略。连美国国务卿万斯昨天晚上也在电视台发表讲话，称赞由于中国领导的访问而达成的美中两国科技、贸易、文化交流协定的签署，不仅标志着美中两国在广泛领域的合作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且也显示着中国人寻求发展、强盛的意志和气魄。经过三天的紧张会谈，年迈的中国领导人对取得的成果显然很满意，神态也显得很轻松，他对身边的卡特说了句什么，引得美国总统开怀大笑，露出一对雪白的虎牙。这使罗新华不由想起刚在《每日邮报》上读到的一篇文章：有位记者说卡特是罗斯福的私生子，因为罗斯福夫人也长了一对虎牙。他很反感这样的嘲讽，也很不理解美国的报纸怎么会刊登这样的文章。
签字仪式进行得热烈而平静。这使等候在大厅的记者们不免有些失望。他们可不愿意让这件令世界注目的大事件就这样平淡地结束，总希望能发生点出人意料的情节，最好是突然有名杀手冲进白宫连开数枪或扔两颗炸弹。因为许多记者都从不同渠道得到一条可靠的消息：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将发生流血事件。每个记者都极想成为这一“事件”的见证人，那样不仅会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腰缠万贯，也许还会得到一笔普利策新闻奖的奖金。
但这个刺激人的“事件”一直没有发生。
罗新华估计签字仪式就要结束，按照日程安排，“且号首长”将由卡特总统陪同参观白宫，然后返回下榻的布莱尔大厦。他正准备到停车场查看一下，忽然发现密集的记者群中涌起一阵骚动，有些人还急急惶惶奔出大厅。他周身的神经骤然绷紧，忙疾步跨下楼梯，奋力挤过人群朝外冲去。
罗新华冲出大门才看清，原来是有几十名抗议者冲进了白宫前的草坪。他们举着一条“美国军团声援台湾”的横幅，乱哄哄地呼喊着口号：“打倒卡特政府！”“不许废除《共同防御条约》！”“反对同中共签定任何协定！”……为首的是位身材瘦高、头发灰白，脸上戴着副宽边墨镜的老者。罗新华虽看不清他的面容，但他挂在胸前的一块大纸牌上的几个大字却看得清清楚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
值勤的军警臂挽臂组成一道人墙，向草坪外驱赶着示威者。由于面对的是一位老资格的参议员，因而动作显得拘谨，收效不大。一些喜欢捕捉花边新闻的记者也奔过去拍照录相。这使戈德华特越发精神抖擞，慷慨激昂。
2
对巴里·戈德华特和他的“美国军团”，罗新华并不陌生，数年前就有所耳闻，这次赴美之前他又特意调阅了与此人有关的档案资料。
戈德华特原本是俄罗斯人的后裔，1912年生于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父亲是一家小杂货店的老板，为人忠厚，善良，依靠微薄的收入抚养五个子女。在戈德华特考人亚利桑那大学的第二年，父亲不幸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身为长子的戈德华特只得中途辍学，继承父业。他生性狡诈，处世圆滑，在生意场上显露出超人的才华。几年工夫便将自家的小杂货铺发展成为亚利桑那州最大的百货公司，他也由一位寒酸的小老板一跃成为亚利桑那州最富有的董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弃商从戎，曾任远东地区美国空军司令部教官。到1952年退役时已晋升为空军少将。这时的戈德华特对经商已不再感兴趣，他把商人贪婪的目光盯住了政治和权力。他利用自己在亚利桑那州的财力和势力，轻而易举地就当选为联邦国会参议院的议员，从此跻身于美国高层政界。1964年野心勃勃的戈德华持又把目光盯住了白宫椭圆型办公室。他在好友、副总统尼克松的大力扶助下，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游说，竞选总统。结果却惨败在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的手下。这次较量使戈德华特大伤元气，也彻底丧失了争夺总统宝座的雄心壮志。虽然没当上总统，但他却时常以美国的头号大政治家自诩。不仅喜欢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更喜欢著书立说，一口气出版了好几本自传和回忆录，还写了多部政论文集，如《保守派宣言》；《一个保守派的良心》；《为何不选择胜利》；《挽救美利坚》等。这些论著，都被美国资产阶级保守派推崇为“纲领性文件”，“治国大纲”而广泛流传。
戈德华特参议员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把反共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参议院最强硬的亲台分子。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胡佛曾赞美他为“始终站在反对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斗争最前线的勇士。”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是极右组织“美国军团”和“约翰·伯奇协会”的重要成员。由于这两个组织公开打出“摧毁共产主义势力”的旗帜，得到台湾当局的大力资助。戈德华特因此也同蒋介石关系特别密切，连同众议员沃尔特·贾德和克莱尔·李·谢诺尔特（陈纳德）被美国人戏称为蒋总统的“三大高级顾问”。他曾多次率团赴台湾参观访问，每次都受到蒋介石国家元首般的款待。1971年10月，总部设在纽约的联合国通过投票表决，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废除了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会员国资格。戈德华特对此极为震惊，怒不可遏，他一面组织人上街游行、张贴标语，一面向国会提交议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退出联合国机构，停止向联合国交纳会费，并公开提出要把联合国总部赶出美国。吵吵闹闹很是折腾了几天，最终见大势已去，难扭乾坤，只好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但他对台湾国民党政府仍一往情深忠心不渝，每逢蒋总统临危遭难，一声呼唤，他便赤膊上阵，挺身而出。1972年，他的同党挚友、新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力排众议，毅然访华，飞到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握手言好，并亲自签署了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