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道对面的人群招手时，却招来一阵枪声和子弹：一个叫欣克利的青年埋伏在马路旁的人群中，在两秒钟内发射了6颗“破坏者”子弹。第一颗击中了新闻秘书吉姆·布雷迪的脑门；第二颗打在了特级警官德拉亨蒂腰间；第三颗穿过了贴身特工蒂姆·麦卡锡的肚子；第四颗和第五颗射进了里根的胸膛，奇怪的是后两颗弹头都没有爆炸，而是深深地嵌进肋骨间，从而使第40届美国总统保住了性命。此案发生时，泰伯森已离开联邦安全局，正在得克萨斯州的牧场上同妻子照料一匹刚刚生下马驹的母马。当他从中断了正常广播的收音机里听到这则公告时，只对妻子淡淡一笑：“看来我为中国客人选择的这道安全门并不安全。”说罢，又埋下头精心擦洗着小马驹身上的污血。
但在1979年1月30日的晚上，当泰伯森站在希尔顿饭店宴会厅望着从容安详的中国领导人时，可没有丝毫轻松悠闲的感觉。此刻，他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象绷紧的弓弦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尽管为保护这位中国领导人他已采取了最先进和最严密的措施，但一种不安的预感仍像块巨石般时时压在他的心头。他总觉得在这只“迪姆虎”周围随时都会响起罪恶的枪声和爆炸声。自从证实凶残的托尼从自己手中逃脱后，他的这种不祥之感越发强烈。使他如此紧张不安的倒不是托尼，而是那个神秘的幕后操纵者，那个将声音进行特殊处理的打电话的人。他明白此人就在白宫，就在安全委员会里。他会是谁呢？泰伯森曾把今天早晨参加安全委员会碰头会的成员在脑子里细细筛选了一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白宫安全委员会主任迈克·奥克森伯格；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警察总署署长约翰·赫顿……这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巨大的权势，都闪耀着令人敬畏的光环。他不敢想象拥有这些神圣光环的人会策划一起血腥的暗杀阴谋。可他又找不到足够的理由否认发生的事实，说服自己不要对这些高官显贵们产生怀疑。如果这些人都像在会议桌旁或记者招待上表现的那样道貌岸然，正直忠诚，那怎么会有人打电话给托尼通风报信呢？自己刚刚进入格林住宅几分钟远在夏威夷的格林参议员怎么就会知道呢？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在自己身边，在安全委员会有人参与了“刺杀迪姆虎计划”。这样看来托尼的刺杀计划并不仅仅是美国革命共产党的一种极端行为和恐怖行动，很可能是由某些大人物操纵的一起政治阴谋。这使泰伯森想到因“水门事件”而垮台的尼克松在卡特就任总统第一天时说过的一句话：“不要相信你身边的任何人。”这个“任何人”里当然包括安全委员会中这群总统的高级幕僚。他也记起了基辛格的一句名言：“权力是世界上最好的春药。”长期服用这种“春药”如同吸毒一样会成瘾，会发狂，会使人贪婪成性，野心勃勃。即使是国防部长、国务卿、副总统这样的国家核心人物，为了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也往往会失却理智，干出一些极不光彩的事情。泰伯森明白，他现在就碰上了这种“极不光彩的事情”。他更明白，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力量很难查清躲在幕后的“牵线人”。如果不是总统任命他担任安全委员会的特别执行小组组长，全权负责中国领导人的安全，他根本不会过问或查询这件事。这种尔虞我诈，争权夺势的官场闹剧他见的太多了。但这次他不能回避，更不能退缩，他必须像一条忠心耿耿的猎狗一样警觉地嗅闻着，搜索着，一旦发现潜伏的猎物便毫不犹豫地扑上去，不管对手多么凶狠，多么巨大，也要紧紧咬住不松口，即使舍掉性命也在所不辞。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一名特工的职责和使命，也不仅仅是为了总统的利益和美利坚的荣誉，有很大因素他是为了自己，因为他很清楚，一旦这件“极不光彩的事件”发生了，他将成为这桩阴谋的第一个牺牲品。他可不想蒙受小弗兰克·威斯纳和哈罗德·霍尔德那样的耻辱——前者是肯尼迪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达拉斯事件”后莫名其妙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全美国的人直到现在还相信他是畏罪自杀；后者是尼克松的“总统秘书长”，“水门事件”后被稀里糊涂关进监狱，至今下落不明。一想到这两个可怜的替罪羊，泰伯森心头不免升起几丝悲哀和凄楚，也许几天后同样的厄运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当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杀手托尼而是白宫安全委员会中的同僚时，这种不祥的预感就像黑色幽灵闯入他的脑海，使他焦虑不安的情绪又凭添了几多愤恨——一种对政治家、对同僚、对上司乃至对这个国家所有当权者的愤恨。他不时用尼克松对卡特的告诫提醒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
唯一使泰伯森感到欣慰的是他毕竟事先察觉了这股来自内部的威胁，从而使他能腾出手来对付从背后打来的冷枪，而不至于像头蠢驴一样懵懵懂懂跌下阴谋家的陷阱。这也使他从内心感激罗新华。他不知道这个中国特工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手段得到的这些情报，这家伙不仅掌握了托尼的“刺杀迪姆虎计划”和藏身之处，竟然还得到了有人向托尼通风报信的电话录音。显然，中国的情报机构早已在美国建立起秘密的谍报组织，也许在白宫或五角大楼就有他们的谍报人员。但他不想把这层包装纸捅破，因为现在他很需要这位中国特工的配合。他断定逃走的托尼绝不会放弃“刺杀迪姆虎计划”，也绝不会离开华盛顿，这一点托尼在那个“电话录音”中已讲得很明确。
果然，隆重的欢迎宴会尚未结束，罗新华便匆匆走到泰伯森身边，低声说：“托尼又露面了。”
泰伯森精神一抖：“在哪儿？”
“红色风暴俱乐部。”
泰伯森颇感惊异：“这条‘绿色幽灵’怎么会躲到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
罗新华笑道：“这也许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越引人注目的地方可能越安全。”
泰伯森没再说什么，抬起目光继续扫视着笑语喧哗的宴会厅，似乎托尼的出现并没引起他多大兴趣。
罗新华对他的漠然很有些不悦：“泰伯森先生，你是不是对我的情报仍不相信？”
泰伯森摇摇头。
罗新华语气强硬地催促道：“如果你担心违背法律仍不愿采取行动，我将请求华盛顿警察总署署长下令逮捕托尼。”
泰伯森又摇摇头：“不，现在谁也无权逮捕托尼。
“为什么？”
“因为我想把他变成一块诱饵，用他钓出潜藏在太平洋水底的鲨鱼。当然，还有那个‘卓娅’。”他朝中国同行挤了挤两只灰蓝色的眼睛：“我希望这件事不要有第二个人知道。”
罗新华领悟地一笑：“放心，我会像自由女神一样保持沉默。”
第二十四章
1
1月30日晚10时。
泰伯森没想到卡特总统会出席今天晚上安全委员会临时举行的协调会，更没想到总统会直接向他询问托尼的“刺杀迪姆虎计划”。
会议和往常一样，由安全委员会主任布热津斯基主持。各方负责人简要介绍了各自掌握的国内和全球的有关动态：主要是一些恐怖组织的活动情况和几个敌对国家的首脑对中国领导人率高级代表团访美的反应。每个人的发言都很简短，也没什么新的内容，无非例行公事般说个三言两语，便不再作声。唯独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讲得比较长，足足用了15分钟。他先介绍了苏联人对中国新领导人访美所采取的新行动：一个叫阿尔托夫的苏共中央委员，也是参与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的高级官员昨天在莫斯科电视台发言讲话，强烈谴责中国高级领导人在美国反苏言论是讨好某些帝国主义分子，是蓄意破坏苏美关系，他呼吁美国政府不要上当，不要因这位好斗的中国领导人的干预而关闭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的大门。同日，《真理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公开指责美国政府为中国领导人诽谤苏联提供了一个国际性的讲坛，对他多次公开发表以反对霸权主义为核心的反苏言论，而白宫官员竟无一人出来制止或反驳极为愤慨。昨天上午，苏联总理柯西金破例接见了一个美国民间贸易代表团，他为此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他说：中国领导人在华盛顿毫无顾忌地多次发表粗暴攻击苏联的言论都是一次性完成的，令人遗憾的是，卡特总统和白宫全体官员不仅至今仍保持沉默，而且报以微笑和掌声，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此绝不会无动于衷。
鉴于苏联人这种愤怒情绪和由此而影响到的美国利益，特纳建议卡特总统对这位咄咄逼人的中国领袖的访问采取必要的降温措施，尽量减少中国领导人公开发表讲话的机会。
卡特欣然点点头，对中情局长的建议表示赞许。
随后，特纳又介绍了伊朗和阿富汗的局势：从国外返回德黑兰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已接管了国家政权，成立了一个穆斯林临时革命委员会，并下令军警包围了美国大使馆和断绝同美国的石油贸易；有三家亲美的石油公司被临时革命委员会强行解散，没收资产。而由“KGB”控制的几家石油公司却趁机扩大势力，垄断了伊朗百分之七十的原油出口额。同时，苏联人又向阿富汗增派了两个坦克师进驻喀布尔，据可靠消息，阿富汗总统哈菲祖拉·阿明已被苏军监禁。……
泰伯森合上笔记本，用毫不掩饰的厌恶目光盯着特纳黝黑的面孔。他不明白这位中情局长在商讨如何保护中国领导人安全的协调会上为什么要大谈伊朗和阿富汗，他对这些话题很反感，对这个自以为是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相貌和神态也很反感。这家伙的父亲或母亲肯定有一个是属于纯血统的北美印第安人，要不然他不会有像涂了碘酒般古铜色的皮肤和一头浓密如漆的黑发，更不会有宽阔高耸的额头和挺拔硕大的鼻子，而正是这一切使他拥有了一副冷酷和傲慢的切罗基部族人的形象。在正常的社交场所，这种形象是很不受人欢迎的，但在官场也许例外，所以，他才能由一名微不足道的下等兵一步步晋升为权势显赫的海军上将，现在又成为令朝野敬畏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卡特总统对特纳的介绍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直微倾上身专注地听着，并不时往摆在膝头的小本上记点什么或点点头以示关注。
特纳讲完，大厅中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因为该说的都说过了，会议似乎可以结束了。
就是这个时候，总统的目光射向了坐在边角处的泰伯森。
“哈理，你没什么要说的吗？”他用明称亲切地询问着安全局副局长。
泰伯森沉稳地摇摇头。自从他怀疑安全委员会中有人参与了“刺杀迪姆虎计划”，他就打定主意在这些人面前保持沉默。
总统仍然安详地望着他，语气平缓地说：“我听说中方向我们提供了一份情报，有个叫托尼的恐怖分子搞了个‘刺杀迪姆虎计划’，要在华盛顿暗杀来访的中国领导人，制造第二个‘达拉斯事件’。这件事你知道吗？”
泰伯森略一思忖，答道：“知道一些，我已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同时正组织力量搜捕杀手。”
总统又紧问一句：“有线索吗？”
泰伯森迟疑着不知该如何回答。
作为总统的特工他不能隐瞒任何险情，可在这种场合他又不能说出真实情况。他明白，如果此时他告诉总统已发现了托尼的藏身之地并派人监控起来，那么不用等这个大厅里的人走出白宫托尼就会得到消息。他也不能站起身向总统揭发安全委员会里有人参与了“刺杀迪姆虎计划”，这样不仅会打草惊蛇，使他精心撒下的“鱼网”落空，而且也不会有人相信他的指控，因为他没有任何证据。相反，他还会由于毫无根据的怀疑而遭到这群白宫贵族们的愤怒谴责。不，他绝不能干这种傻事，为了揪出藏在总统背后的这只黑手，他现在必须保持沉默，这是唯一的选择。他平静地望着总统，按照自己的选择作了回答：“很遗憾，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确切的线索。”
总统笑了笑，说：“这没什么遗憾的，猎手和野兽之间总有一个更聪明。”
也许他想用一句幽默的语言来安抚一下安全局副局长。但这句话无论谁听起来都更像嘲讽和挖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卡特总统的幽默。他为这种倔傲尖刻的蹩脚幽默得罪了很多人，也遭到很多记者和新闻人士的攻击。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播音员萨姆·唐纳森就不只一次地向全体美国人民宣称：美利坚合众国现任总统的幽默就像的黄蜂的毒针。卡特的演说撰稿人法洛斯也在一篇评论总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卡特个人欣赏的幽默只是冷潮热讽的简短妙语，他很会用尖刻的语言讥讽有过失的人，而不是说‘你把事情搞糟了’；他喜欢在下属们送来的文件上批注‘C上’的字样，而很少写‘A＋’。（美国学校的判分方式：“C—”为不及格，“A＋”为优秀）”吉姆·法洛斯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卡特这种“黄蜂毒针”似的幽默愤然离他而去，到《大西洋》月刊当了一名颇有名望的编辑。卡特的许多助手和追随者都同法洛斯一样，最终被他的“幽默”所赶走，有的甚至被赶到了敌对的阵营里去，如为卡特竞选总统立下汗马功劳的著名撰稿人杰里·多利特尔、迪克·德雷恩和弗兰克·曼凯奇等人，在卡特入主白宫不久都同他分道扬镳。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卡特的劲敌特德·肯尼迪和罗纳德·里根的得力竞选伙伴。
对总统的不满和嘲讽，泰伯森并没怎么在意。他不想作任何解释，也不会像那些文人政客将这种“挖苦”看得多么了不起。令他关注并引起深思的是，总统怎么会忽然问起托尼和“刺杀迪姆虎计划”？显然他是得到了什么信息，最大的可能是罗新华通过外交途径或别的什么渠道将中方掌握的情报转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