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由于职业的习惯，泰伯森对这些话题并不太感兴趣，他甚至有些奇怪：总统深夜把自己找来难道就是为了探讨越柬战争和中苏冲突？如果是这样他应该去找五角大楼的各方首脑，这和联邦安全局有什么关系？
卡特总统似乎察觉了他的疑惑，扫视着众人缓缓地说：“当然，我今天把各位请来，并不是专门研究印度支那局势和中苏的武装对峙。但这些情况你们必须要了解，因为这直接关系着我们美国的利益和今后的对外政策，同时也关系到中国代表团这次来我国访问的安全与成功。我还要必须告诉各位的是：莫斯科不仅向中国施加压力，也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他朝坐在一侧的国务卿抬抬手。
万斯再次挪开含在嘴里的烟斗，欠了欠身子，说：“同样在三个小时前，我们收到苏联外交部发来的照会：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原定3月7日访问美国的计划因故推迟，新的日期尚未确定，同时单方面宣布取消美苏两国首脑下月初在维尔京群岛举行的第二轮限制核武器谈判。当然，如果美国政府取消或推迟中国代表团的访美计划，苏联将保证勃列日涅夫按期访美并恢复两国首脑的核谈判。”
布朗重重地拍了一下座椅扶手：“他们这是在进行讹诈！”
卡特也愤慨地提高声量：“我们国会中有些议员大人就是害怕这种讹诈，只要克里姆林宫有人一跺脚，华盛顿的国会山上就会有人打哆嗦。”
泰伯森知道总统是在谴责和嘲讽以纽约州州长哈里曼为首的一伙亲苏派议员，但众人仿佛没听见或者没听懂，都沉默不语，连万斯也用烟斗堵住了嘴巴一声不吭。大家心里都明白：85岁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不仅是国会山上资深势重的议员，也是卡特总统的老朋友和心腹顾问。此人在华盛顿的政界、商界和金融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势力，是美国有名的大政客、大富翁。他曾经主持创办过一系列大公司，如闻名世界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麦钱特造船公司、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还有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公司，同时他还是华尔街三大银行之一的布朗克弟和哈里曼公司的股东和总裁。早在1941年，他就曾任罗斯福总统派往苏联谈判的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1943年至1946年，又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回国后连续两届当选纽约州州长。60年代中期，出任总统的巡回大使，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私交颇深，来往密切，是美国政坛亲苏派的著名领袖人物。1976年4月，当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为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时，在民主党内颇有地位和势力的纽约州前州长哈里曼公开站出来表示支持，井慷慨解囊为卡特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一千万美金，这对正处于艰难困苦时期的卡特州长来说，真好比久旱逢甘霖，绝境遇英雄，其欣喜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一年后，卡特当选为美国第39届总统，入主白宫，哈里曼自然成为椭圆形办公室的座上宾，成为在总统面前具有发言权和决策权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劝导怂恿下，卡特上任初始便改变了原定任命对苏强硬派人物施莱辛格为国防部长的计划，并不顾两党、两院大多数议员的反对，提名亲苏的沃恩克为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兼战略武器谈判美方首席代表。不久，他又发表了一个美苏关系声明，公开表示美国将单方面裁减军费和核武器，并声称即使苏联入侵南斯拉夫和中东地区美国也绝不派兵同苏联对抗。这则声明一出台就遭到美国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以民主党议员亨利·杰克逊为首的八十多名参、众两院议员联名上书总统，表示抗议。同时，以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上将为首的一百五十多名将军也纷纷向总统呈递意见书和报告，详细而准确地告诉总统，苏联人在军事技术领域支出的费用至少在六年前就已大大超过了美国，苏联进行的大规模新式战略核武器的研制对美国和世界已造成严重的威胁。美国欧洲总部总司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小亚历山大·黑格将军甚至在布鲁塞尔北约盟军司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对总统的声明表示公开反对，他说：多年来苏联军事能力一直是在以一种无情的速度增长着，目前他们的战略核武器，战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都远远超过了单纯防御的需要。我们最近观察到，苏联又研制出了四种新式导弹系统，其中两种是使用固体燃料的机动多弹头导弹。两种是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特别是海军力量的扩展更为惊人：十年前，他们没有一艘配置导弹的巡洋舰，如今已有了22艘；十年前，他们只有12艘导弹驱逐舰和护卫舰，如今变成了42艘；十年前，他们只有45艘核潜艇，如今仅在波罗的海和北太平洋巡七的苏联核潜艇就有136艘；十年前，他们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如今已有两艘巨型航空母舰下海，还有两艘正在建造中。苏联实际上已经把原来的一支海岸防御力量扩展为一支全球性的进攻力量，一支严重威胁西方联系生命线的力量。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武力面前，任何认为苏联并不打算进攻西欧和威胁美国、任何主张单方面削减美国军事力量的言论都是极其愚蠢的幻想和妥协……
面对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抗议和告诫，面对苏联人肆无忌惮的军事威胁，聪明的卡特断然决定改变自己对苏政策的航向。
他开始冷落哈里曼，开始冷落莫斯科，开始把热情的笑脸和双手伸向太平洋彼岸的古长城。1978年5月22日，他在印第安纳州圣母学院讲话时突然提到前任总统尼克松的一句名言：“我们不能无视中国，因为它太大了。”正当听众感到莫名其妙时，他又高声喊出一段惊人之语：“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的核心，而中国则是当今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他的讲话即刻引起美国民众和全世界的关注，不久，卡特便委派刚刚退休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伦纳德·伍德科克为美国政府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接着他的小儿子奇普带着新婚妻子到中国度假旅游，把他的一封亲笔信神不知、鬼不觉地传给了中南海的中国高级领导人。随后又是他的心腹、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率领一支小型代表团秘密访问北京，向高高的紫禁城抛去了“求爱”的彩球。第二天，中国高级领导人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布热津斯基一行，这位政治家讲得更直截了当：“中国用‘一秒钟’就同日本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如果美国断绝同台湾的一切官方联系，那中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只需要‘两秒钟’。”他还向美国客人明确表示：为了让台湾人放心，中国政府今后将不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一词，大陆和台湾统一后，将实行“一国两制”的原则，即允许台湾搞资本主义。
1978年11月20日，卡特终于排除种种干扰和压力，将一份《中美建交公报草案》派专机送到北京。不料，中国高级领导人却正在外地视察，他只好忐忑不安而又不动声色地等待着。
12月13日，中国高级领导人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召见了伍德科克。当晚，伍德科克就向卡特发来一份高度绝密电传：“中国高级领导人说：‘我们愿意接受美国的草案，我也接受总统关于我访问美国的邀请’。”这条简短的电讯使卡特欣喜若狂，当即穿着睡袍便冲到蓝厅召开内阁会议，中国高级领导人对华盛顿的友好愿望作出如此果断而真诚的反应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也使他对这位年迈的中国领导人越发增加了几分信赖和敬重。在内阁会议上，当卡特问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奥克森伯克，对中国高级领导人的答复为什么会来得如此意外而迅速时，这位中国事务专家幽默地回答：“总统先生，中国人为这份公报已经等了25年了。”
这一消息自然惹恼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尽管卡特一再表明美中关系正常化绝不会影响美苏之间的友好合作，此举除了促进世界和平事业以外，没有任何目的，但苏联人还是忍不住要指手画脚，大发脾气。12月16日，即中美公报公布的第二天，苏共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齐娜伊达·米哈伊洛芙娜·克鲁格洛娃便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最近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敌视苏联的，他们在任何公报和条约中都写上了‘反对霸权主义’的字眼，其目的是把苏联置于‘霸权主义国家’的位置上，苏联不能不警惕。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提法正得到美国的默许和支持，北京和华盛顿正成为印度支那和整个亚州的轴心，这次美中关系正常化正是在以帝国主义政策为基础的这个轴心的基础上实现的，我想再一次强调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对美国提出过的如下警告：‘美国不应当为反对苏联而打中国这张牌。’……”同一天，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部长扎米亚京也在电视台发表讲话，怒气冲冲地谴责了中国顺便也扇了美国一耳光：“近来中国首领大肆发表反苏言论，力图同西方国家勾结，以便获得技术、训练干部、取得专利，不过全是在军备方面，这就使人毫不怀疑，以中国为首的这个疯狂的集团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美国有些人也不掩饰，他们想在反苏基础上建立美中联盟。中国领导人希望西方吞下反苏的诱饵，他们的政策是改进同西方的关系，这样可以为他们的扩张开绿灯，以便向他们选中的方向扩张……”第二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日本社会党访苏代表团时又措词严厉地谈到了这件事：“毛泽东主义的中国自从变质为反社会主义以来，中国的形势变得更加危机了……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的烟幕下，正在急速接近世界帝国主义，公开向美国提出结成旨在采取反苏行动的合作。在发动反对社会主义的越南政治宣传中，清楚地暴露了中国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的搞法，完全是美国迄今想干的……”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终于按捺不住满腔愤怒亲笔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首有意称总统“小詹姆斯·尼尔·卡特”。
仅此一笔就使卡特大为恼火。
不错，总统的父亲确实叫詹姆斯·尼尔·卡特，总统本人的姓名也确实应该是小詹姆斯·尼尔·卡特。但美国人有一种习惯，凡是叫詹姆斯的人，他的爱称就叫杰姆或吉米，这种爱称通常只用于家庭内部和朋友之间，并不使用于正式社交场合或官方文件中。卡特为了表示自己平易近人，同老百姓有亲密关系，在佐治亚州当州长期间就一直使用给人以亲切感的“吉米·卡特”这个名字，特别是当选第39届总统后，在入主白宫第一天就职誓词中他也将自己的名字称为“吉米·卡特”，而不是“小詹姆斯·尼尔·卡特”。他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官场得失的考虑，但也确实得到了美国民众和世界舆论的认同和好感，可莫斯科的最高主宰者却偏偏不认他这番苦心，仍然称美国总统为“小詹姆斯”，以表示对他的愤懑和蔑视。
聪明的卡特自然明白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和用意，并很快采取了一个聪明的做法：当天晚上，他便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转播大厅向全体美国人民公布了勃列日涅夫的来信，苏共总书记显得颇有修养，字句写得温和而含蓄：“……我很关注和赞赏卡特总统早些时候的一再保证：美国同中国发展关系不是针对苏联的……两个主权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很自然的事情，没什么大惊小怪，苏联过去一向提倡、现在也继续提倡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至于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这种关系，双方追求的是什么目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也是自然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目前方针的十分明确的趋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美中联合公报中的某些提法，如果考虑到中国领导人通常使用的词汇的话。这些提法的针对性是毫无疑问的，世人皆知的，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将极其密切地注视美中关系在实际上如何发展，从而为苏联的政策得出适当的结论并同时做出相应的反应……”
任何人都听得出来，苏共总书记温和而含蓄的言词中埋藏着咄咄逼人的愤怒和威胁，他这封信也“极其自然地”引起美国民众的强烈反感，这正是卡特所希望的。
面对这一切威胁卡特自然不能掉以轻心，置之不理。
“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情报，”国防部东亚和太平洋部长助理莫顿·阿布拉莫维茨也开始向总统汇报。“在越南向金边进攻的军队中不仅配备了苏式米格——28战斗机、T——68式新型坦克机、M·S——75式多弹头短程导弹，而且还有30到40名苏联军事顾问……”
卡特显然对这类情报已不太感兴趣，或者是这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听罢只点点头，缓缓地说：“现在苏联人的手越伸越长了，不仅伸到了亚洲，伸向了东欧，也伸向了中东，直接威胁着我们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说到此他却停下来，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不语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
“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各位一件不幸的消息，”中情局长扫视着众人语气沉稳地说，他那满头卷曲的棕发，高大的鼻子，宽厚的嘴唇和一张铜铸般褐色的脸膛都表明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印第安人的血液，尤其是他那浑厚而略有些沙哑的嗓音更会使人想到阿尔卑斯山谷呼啸的风暴，“昨天下午6时，我国驻伊朗武官阿瑟·海因霍在德黑兰被暗杀。”
一阵短暂的沉默。
这则消息对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比金边失陷，中苏对峙更具有震撼力。
稍顷，布热津斯基首先发问：“怎么死的？是枪击？还是爆炸？”
特纳神色冷漠地应道：“他是在住所被人吊死的，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妻子，大使馆文化参赞贝丝·多丽娅。”
布热津斯基又问：“凶手呢？抓到没有？”
特纳摇摇头：“我们正在调查，但很可能一无所获。”
国家安全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