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需要统一民主党内部的思想。
这倒问题不大。
我白手起家，在安徽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富民强兵。随着国防军百战百胜，我在民主党，在联省，在中国，都拥有崇高的威望。在中日，中美条约缔结后，我的威望更是达到了顶峰。只要我不过分的倒行逆施，基本不会遭到激烈的抵抗。说句夸张的话，如果我想当皇帝，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时机了。
民主党是我一手创建的，其内部，还没有能够威胁，或者说，动摇我地位的人。作为负责日常工作的常务理事，王博文是最有机会的人。但是，民主党的制度是我制定的，宽松、公开、透明程度都很高。王博文执行起来，受到很多的监督。如果他公平，只能慢慢累积；如果有不公平不妥当的行为，他就会首当其冲，受到严厉批评。不过，王博文干的不错，要不然，也不会从秘书长，晋升为常务理事。
而且，民主党高层都知道，我不会亏待跟着我的人。像原安徽新军出身的，蒋百里等人都已经身家数百万，就算最普通的士兵，也有个几万元了。
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主党内部的团结，是毋须担心的。
所以，在会议中，提出我的想法后，大家略一讨论也就通过了。大半时间，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完善这个想法，并使它在国会顺利通过。
因为忙于选举，以及国会的筹建工作，大家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聚在一起了。近来的喜事，是一件接着一件。我的总统是跑不掉了，参众两院的议长，也必然会被民主党收入囊中。故而，大家一见面，就喜气洋洋地互相恭喜、涵喧了半天。
待众人坐定，我开始介绍了我的想法——“总统制”。
总统制，特点是以总统为行政首脑，行政机关从属于总统而非议会。在总统制下，总统独立于议会之外，定期由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总统只向人民负责，不对议会负责。
内阁制，特点是其政府首脑的权力来自议会（即国会）的支持，而这种支持通过两种途径落实：第一是国会改选后的多数议席支持，第二是行政首长赢得国会的信任投票。政府首脑往往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
总统制与内阁制，区别主要有两点：议会是否有组织政府的权力；政府是否对议会负责，能否解散议会。前者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总统制由总统组织内阁，议会无权组织政府；政府只对总统负责，总统不能够解散议会。而后者的答案，恰恰相反。
“……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的富强，炎黄的复兴，民主只是个手段。
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稳定的重要性，是排在首位的。
只有稳定的局势，才有可能发展建设。
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制效果不是很好，短暂的几年间，内阁就更换了六七次之多。不要说建设，连一个长期的施政纲领都没有。
国外的情况也是这样。
……
内阁制在形势剧烈变化的危机关头，很难保持一贯的稳定，容易在短期内，形成多次倒阁。使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容易导致战乱的发生。而且，党派席位的转变期间较短，总理的权力受到的限制多，政策影响因素多，效率也就差一些儿。
……”
在我发言结束后，张骞很快提出了问题，“话是如此，但内阁制很符合中国传统的‘君权高而虚，相权低而实’。到时候，支持的人也不会少。”
我慢慢的说：“自古以来，君臣间善始善终的，并不多见。舌头还有碰到牙的时候，两者的意见不一致，是很平常的事，闹矛盾也就难免。再说实际点儿。皇帝的地位稳固，不会动摇，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总统是有任期的，心甘情愿的作为象征，不表示意见，不想发挥作用的总统，恐怕是罕有。所以，两者的矛盾，只会比君臣多，也就更不稳定。”
武炎康从另一方面，提出了疑问，“会不会有人，以中国缺乏民主传统为由，提出更适合限制当政着权力的内阁制？”
我想了想，答道：“我倒觉得恰恰相反。两种制度相比较，总统制责权分明，容易掌握分寸；而内阁制则需要相对成熟的党派制度，对选民的教育程度等要求更高。正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和基础，才更不适合内阁制。
而且，就效率和稳定而言，两者哪一种更适合中国？
我想，答案毋须说。
民主是潮流，只要民主深入人心，就终究会有实现的时候。然，国家发展的时机，却是转瞬即逝的。所以，我更倾向于，选择权力集中的总统制。
再说，有什么比全民选举，选择的总统，更具有民主性。”
……
8月3日，在民主党大力支持，国民党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国会经辩论，通过了第190023号决议案，决定中国实行内阁制。
呃，是的，是内阁制，不是总统制。我的理想是总统制，然，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往往是令人惊讶的。
我们几个理事将总统制，讨论的差不多的时候，发现了问题——我提出了任期问题。总统制是有期限的，一个人通常只能担任两届总统，也就是十年——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是政治惯例。然后，基本就从政坛上消失了，影响力是一方面，却不能够再次执政了。
这么实际的问题，一经提出，我们都有点儿傻眼了。大家相处多年，少的也有七、八年了，都知道我闲不住。如果我像张骞一样年过耳顺，就无所谓了。但是，我还这么年轻，十年后，也不过是中年，到时候就退休，怎么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而且，拥有崇高威望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却没有相应的权力，是件很危险的事情——这是不必说明，也无法明说的。
于是，大家想了许多办法。延长任期，PASS——延长一年半载，毫无意义，再长就不如改成终身制，那就直接称帝算了；增加当选次数，PASS——理由同上；推迟选举，PASS——用什么理由呢？别想把人都当傻瓜；法无明文，就当其不存在，PASS——理由同上……到了最后。我们不禁开玩笑说，直接称帝得了。
老实说，这屋里面最赞同民主的，应该就是我了。毕竟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是不一样的。而且，独裁者的地位，也许好看，其实是极其危险的。稍有不慎，就是身死族灭的下场。以董氏目前的情况来看，独裁实在不是好选择。
在财富上，董氏（中国）已经是中国首富，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而董氏（美国）的财富更在中国部分之上。中国在欧战中的总收益，虽然还没有具体的数字出来，但几十亿美元还是有的。而董氏（美国）承揽了中国的大半对外贸易和运输业务，又在欧洲趁火打劫，倒买倒卖，囤积居奇。获利之巨，并不亚于中国，自然也就混的风生水起了。董氏（美国）已经成为美国著名的大财团之一了。毫不夸张地说，董氏富可敌国——这个“国”，就是中国的国。
在政治上，国防军是我一手创建的，民主党是我带头组织的，整个政府是我亲自打造的……董氏，就是中国第一家族。相对皇帝而言，享其利而少其弊——连三妻四妾都是合法的。从长远来看，民主制度是最符合中国，也是最符合我个人利益的制度了——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无论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我都希望维持秩序，保持稳定，把中国做大做强。
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就开始讨论内阁制。内阁制不限制任期，只要政党大选获胜，获得席位超过半数，我就可以一直干下去。虽然内阁权利受限制，不过考虑到其中的好处，我还是决定忍了。
这无关民主与否，此事关系到我的根本利益。而在座各位的利益，与我的利益，深刻的联系在一起。我获得持久而稳固的利益，才能保证其他人获得相应的利益。早上一百年，黄袍加身，是唯一的结果。而今，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有利于国家，没有人会强求。然而，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追求个人利益，是理所当然的。故而，在实施民主的大前提下，其它一切，都可以因需要而改变，这是心照不宣的。
所以，我们讨论的话题，从总统制的优势，毫不犹豫，没有缓冲，直接转换成内阁制的益处。我们这回，就只说内阁制的优点了。大家说来说去，越来越感觉内阁制优点多多，大有‘中国非内阁制不可’的架势^…^。
然后，就开始讨论如何通过内阁制了。
……
这天，我们讨论到很晚。
国民党半推半就，也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就是宋教仁。如果施行内阁制的话，国民党一定选不过民主党。但是，如果施行总统制的话，凭宋本人的魅力，还是有机会的——不像现在，一点儿机会也没有。所以，国民党内部，也有所争议。
其实，国民党同意与否，并不是很重要。民主党占据了国会大半席位，在参众两院都占据压倒性优势，轻易就主宰了决议案。
国民党议员提议，总理与内阁成员应为议员。这样一来，我没有议员的身份，就只能作为空头大总统了。这样不怀好意的提议，自然被否决了。决议案没有规定总理与内阁成员需要议员身份。只是规定，议员的选举采取单一选区，一选区只选一席，并采多数决的选举制度。总理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内阁成员由总理提名，国会通过。
此外，在我的大力推荐下，国会还通过了国旗、国歌、海军旗和陆军旗。其中，国旗为：上红下黄各半的底色，图案为一条飞舞的金色巨龙，龙身之上有二十六片完整的金鳞，代表了中国的二十六省，都是炎黄子孙，龙的子孙；在金龙的周围用丝丝白云，使金龙与黄底区分开来，整个云龙图案恰似中国地图。
国歌是杨度作词作曲的《中华》。海军旗是白底的青龙旗。陆军旗是黄底的有翼白虎旗。
这些东西算是我个人的意见吧，主要是我一力支持。我对理事们解释说：“今后，我们会全力向西方学习，必然会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所以，在可以的时候，就多保留一点儿，我们的传统吧！”然后，各理事无可无不可答应了，他们大概把这当成是，我在国外长大形成的怪癖，加以包容了。在民主党的推动下，最后都在国会通过了。
通过后，很多新潮的议员说，外国人看不懂，说“长四脚的蛇，感觉怪模怪样的”。我就温和地批评他们，“为何在汉唐的时候，外国人一看就懂了，觉得威风凛凛？还不是我们不够强大，我们落后了。就算放上一堆星星，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外国人该瞧不起你，还是瞧不起你。所以，有时间讨论这些，不如想办法把中国建设的更好些儿。那时候，随便用什么图案，别人都会觉得美了。”
这样的话当然不会有说服力，不过，他们也不会和我争执，声望高的好处，还是很多的。还有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像满清的龙旗什么的。然后，被我大批一顿，“数祖忘典，这是黄帝制定的，跟满清什么关系？不学无术！”
后来，我还设法推动了中西文化的合流——以孟子的“夫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和“人之初，性本恶”作为基础，来阐述现代西方的思想内涵，在严复、戴季陶、胡适、王国维等人的支持下，重新认识儒家思想，使之人性化，被称之为“新儒家”。
“新儒家”重新认识了“中庸之道”和“仁义”。
“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民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有钱有势的人，虽然少，影响却大；穷困的普通人，数量多影响却小。故国家政策常倾向于富者，然长久如此，不满者日众，终不利于国，也就是说，不利于所有人。所以，在制定政策时，应当保护弱者。并提出了发展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
“天下”既然是“天下人之天下”。那么，执掌国政，变须以天下人，即国民利益为先。也就是说，“仁义”是对国民而言的。对外国讲“仁义”，不能够损害国家、国民之利益。否则，无异于以公共利益，博取个人名誉。所以，推崇“国与国之间唯有利益”。
……
这些言论一现世，就引起极大争议。刚刚平息了“清史”之争，人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到“新儒家”之争。后者在当时的远不如前者，引人瞩目，然影响更为深远。
批评者说，“这不过是把现代西方的思想，用古人的话，加以阐述”。还有守旧者指责“新儒家”，篡改歪曲圣人言论。我一概不加理会，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如笔名为“类田鸡”的后世学者王某某的评论——“‘新儒家’运动，是一场以‘复古’为名的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学说，从中获得了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而西方思想，却获得了传统基础。两者的结合，使国学最大限度被继承，也促进了西方思想的全面推广和广泛传播。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儒家”运动，我的笔杆子们作了引言；“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们，把其发扬光大；随后，功底深厚的国学大师们，加入其中。胡适等人，是为了宣传西方思想和文化，推进思想解放；而王国维等人则敏锐地发现了，该运动对儒家延续的重要意义。双方，不对，是N方在报纸上，唇枪舌剑，火花四射，最后形成了上述主流理论。孟子取代孔子，成为新儒家的开山祖师。
当然，我在文化上的推动，基本就是如此了。白话文已经正式被列入课本，义务教育中古文部分再次减少，同时，改变学生的语文教育目标为：“能够通畅的用白话文读写，并能顺利地阅读一些优美、经典、不是很难的古文文章和诗词，并理解其中含义”。我对传统文化的最后努力，就是在五年后，把新儒家的几篇经典文摘，列入必须阅读科目。
因为我对此类运动的支持，加之，我在重要场合，身穿汉服以为礼服。鼓励支持人们在传统节日和重要庆典中，穿汉服。与我对驻外使节的规定，截然相反——他们被要求，在公共场所，必须穿西